科拉丝娜·捷维察:苏东军队帽徽发展史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演变(一)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1-09 09:27

科拉丝娜·捷维察

科拉丝娜·捷维察作者

小县城的中老年粉红,业余国际政治观察者

【导读】 “红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象征,也曾照耀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苏联解体,有关“红星”的叙事也逐渐凋零,直到人们快要遗忘了那段激情岁月。 业余国际政治观察者科拉丝娜·捷维察发表系列文章:《苏东军队帽徽发展史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演变》,围绕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文化建构、回顾苏东军队帽徽的起源和演变历程。本文为第一部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科拉丝娜·捷维察】

引子

十月革命至今已经一百零四年,它所缔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联正式解体也已过了三十周年。在中间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新闻不断变成历史,历史不断变成传说,传说不断走上神坛又走下去,最终都演变成了文化,这些文化塑造了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

举个例子,一个比较反经验的常识是,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专门的党旗、党徽;根据1922年的一项决议,苏共与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旗号是共享的。而这些符号——红星、镰刀(包括早期的犁铧)、铁锤意象及其为我们现在熟知的组合模式等,源头大多来自俄国内战烽火中产生的工农红军的标志。

(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因此,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力量——军队是最重要的革命工具。革命军队的标志服饰,直接反映国际共运大环境的阵营文化和经济状况。

而且,由于其具象性、群众性和军队本身的重要性,它们最终都越出了军事范畴,成为更广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意象和一般象征。这些标志反作用于俄国社会,正如其他东欧国家二战时期直至1990年代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国防军标志反作用于各自的社会一样;它们在各个民族国家小环境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共运文化,树立起几代人的信仰图腾。

柏林墙倒塌至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在赢得了冷战的西方世界,年复一年白雪彩灯陪伴的圣诞欢歌里,这些文化的幽灵仍在夜空中徘徊着。它们掷下的诅咒,仍不时应验在我们这颗文明星球的些许角落上。

本文拟以军队标志服饰作为探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文化建构、改革与演变历程的一个特殊切入点。限于篇幅,只简单回顾和遍历了苏东军队帽徽的起源和演变历程。

俄国红色武装标识的起源

俄国革命初期,农民苏维埃和工人士兵苏维埃领导的武装力量——革命士兵、革命水兵和赤卫队(Красная гвардия),没有统一的帽徽和制服。由于城市苏维埃掌握的现役部队大多来自帝俄军队整建制倒戈,农村征召的赤卫队员也多是帝俄退伍军人,因此他们往往穿着和白军完全相同的老式军装,只是简单撕掉帝俄肩章,在胸口打红布条结,或在帽瓦、袖口缝上鲜明的红杠(按有些资料说法,红杠可以理解为象征性地“划去”帝俄的旧帽徽)。1917年10月25日攻打冬宫时,可能有一个士兵(潘捷列夫)自行佩戴了红五星标志。这也是俄国革命使用红星标志的有记载的最早说法。

图为俄国革命史上的著名场景之一、尼古拉·巴巴修克的油画《列宁抵达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芬兰火车站是彼得格勒的一个火车站。俄国大城市的火车站往往有多个,以各自铁路连接的终点命名),可见革命士兵和革命水兵是靠皮帽上的红杠和红袖章标记身份的。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网络上广泛流传临时政府向莫斯科卫戍部队配发锡星以识别“不可靠”单位、革命时这些部队将其漆上象征共产主义红色的说法。笔者确实找到了个别提及该说法的俄语资料,但并未在正规史料中见到相似描述,也从未见过符合此描述的、表面无镰(犁)锤图案的俄国革命时期红色锡星实物。

1918年初,人民委员会接管的旧俄军还未顺利退出一战,而且在德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溃退。2月2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标题中的“社会主义祖国”提法在争论中最终通过,标志着这些怀着世界革命初心的斯莫尔尼宫革命者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集体自我认同上第一次转型成了俄罗斯这个民族国家的执政者。2月23日,由志愿者组成的新军——工农红军(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РККА),在距首都彼得格勒仅250公里的普斯科夫击退德军,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这一天成为后来的红军节。

大约一个多月后,红星和镰刀锤子图案的前身第一次被作为“官方”徽记设计了出来。但此时,它的佩戴位置、形象和使用方法还处在混乱中。被人们普遍记住的是当年7月重新发布的红星帽徽,以及12月革命军事委员会按东欧传统风格设计的第一版红军军服——胸前三根装饰化的兵种色束布(Хлястик,和扣在欧式军大衣背后用来支撑外腰带的布条是同一个词)、宝剑形的兵种色袖口衬饰,以及两件后来成为红军象征的单品:布琼尼帽(盔形帽,шлемсуконный)和它的双层五星帽徽,布质兵种色大五星,上面嵌套一颗带铁锤-犁铧图案的金属红五星。

布琼尼帽在内战中被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自发仿制,有很多手工制作的实物。其中一些就是类似央视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形象的、只有一层布质大红五星的非官方版本。


苏联自己各时代拍摄的保尔·柯察金主题电影中,柯察金戴布琼尼帽的形象。一层布质大红星帽徽(左、中)和双层帽徽(右,但保尔作为骑兵,其实应当配蓝色大五星)的形象都有。

布琼尼帽是红军继承大城市帝俄军需工业和仓库的结果之一。它原本是对俄罗斯古代传说中英雄骑士(богатырь)尖顶头盔богатырка的帝俄末期效仿,一战末期开始少量生产,革命时有相当库存,但尚未被大部分俄国军民所认知。随着布琼尼和伏龙芝的部队戴着这种帽子大杀四方,与苏维埃、红军尤其是红骑兵身份绑定的“布琼尼帽”(будёновка)名头迅速打响,并被30年代涌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系列反映俄国内战的文化作品牢牢固定下来。

红星(红色五角星)形象的产生与布琼尼帽有一定相似性,但更为复杂。下文将从“红星”文字意象、“红色”、“五角星”两个图案特征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作为文化意象的“红星”的前世

众所周知,“红色”获得其现代的政治意象是由法国开始的。经过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象征烈士鲜血的正红颜色和“红旗”作为左派、社会主义乃至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已经稳定下来。

俄语中首次出现作为共产主义象征的 “红星”(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单词,应当来自А·波戈丹诺夫1908年出版的政治科幻小说《红星》。小说讲述了一位住在圣彼得堡的数学家列昂尼德(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被火星人拜访、并应邀访问(虚构的)位于火星上的共产主义(火星人)社会的故事,在革命前的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星”就是设定中因表面长满红色植物而呈现红色的火星。

需要指出的是,从俄罗斯民族文化角度看,在基础词汇极度相似的各种斯拉夫语言中,“红色”几乎都为červec词源衍生;唯独俄语中的“红色”——“克拉丝娜雅”(Красная)与“美丽”——“克拉丝伊维苡”(Красивый)同源。红色因此在俄国传统文化中自带“美好的”、“重要的”、“有价值的”等在西方、甚至其他西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并不具备的正面含义。

以上三图为1907、1922、1925版的《红星》小说封面。可以看到,出版商对“红星”意象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红色的闪光星星(左)或一个大圆(中及右)。这部小说没有产生后来的五角红星图案,但第一次塑造出了含有“红星”这个与共产主义相关、有某种“遥远(但并非遥不可及)、超脱于地球、可仰望的理想世界”蕴意的文字意象。

下左图为1921年全俄中央执委会授予第1高加索山地步兵师(今第9红旗摩步师)的荣誉战旗(正面),可以明显地看出“红星”意象运用上反映出的上述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红星“火星”原型与地球、太阳位置的相对关系,最终也间接反映在了1923年设计定型的苏联国徽上(下右图)。

五角星图案的产生是另一个故事。实体五角星(Пятиконечная звезда,左)是西方前基督教文明中最古老的“保护”象征之一(注意它和空心连线五角星Пентаграмма含义有所不同)。

五角星图案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遗留的多神教元素,在数千年的西方文明融合进程中与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和东方正教)相爱相杀;但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它的异端色彩总体上被逐渐破除,这一符号开始被各国军队引进,作为“军事”的象征符号使用;首先是大革命后的法国,随后是加里波第时代的意大利,也包括俄国自己。美国内战时,南北军都已大量使用五角星徽记,北军12军及其第一师首次使用了红色五星图案作为军徽。到一战时代,这种符号更是广泛出现在各国军队中。

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第12军的红五星军徽,战后该军被撤销。

俄罗斯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在军官肩章中引入了五角星,俗称“玛尔斯(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火星)之星”(марсова звезда)。20世纪初,五角星开始出现在沙俄一些部队的标志中(如下左图);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俄国海军军官帽徽,用“植物拱卫+中央铁锚+顶部王冠”的经典英国海军式样代替了圣乔治丝带,只是把王冠换成了一颗刺绣五角星。这个式样在苏联商船舰队帽徽(下右图)上被继承下来,并成为不久后成立的苏联红海军的帽徽模板。

某些特定的孤例(有争议)中,五角星甚至已经和帝俄双头鹰国徽结合在一起表示“俄军”。例如下图右侧的火车车厢上(照片由著名摄影师К·К·布拉拍摄):

总而言之,十月革命胜利时,五角星在俄军和俄国普罗大众认知中的地位十分类似布琼尼帽的原型:由于帝俄和临时政府的试用,一小部分内行人已经认可其作为“军队”的象征物之一;但大多数人,无论军民,还没有将这一图案与帝俄政府或派系直接联系起来的印象。

在革命胜利之初,有那么几个月,一些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确实试过有限地保留帝俄符号,并将其赋予一种“俄罗斯民族象征”的新含义。下图为1918年车尔尼亚耶夫斯基苏维埃第1团的团旗,注意其中的双头鹰标志去除了王冠、权杖和屠龙圣乔治图案。

但这种小修小补遭到了当时已对沙皇深恶痛绝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作为革命主要支持者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反对。而且不管怎么说,双头鹰旗号实在太容易与白军混淆,于是它很快就被废除了。

总结一下五角星标志代表革命者新军的优势:它有用于俄罗斯军队的传统,但与君主制没有稳定的联系。此外,它的近代来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俄国的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在欧洲近代革命历史叙事上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除五角星标志外,红军正规化初期的各种高级服饰都受到同期法国品味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另一个延续至今的著名帽徽——航空兵帽瓦上的飞翼图案(如下图):

随着二战后苏联军事文化的扩散,这个航空兵飞翼又原样输出到一大票华约国家和朝鲜等国空军的帽瓦上,并间接影响了东德、古巴和新中国早期空军的帽徽设计。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红花的种子:官方红星帽徽的诞生和标准化

关于1918年作为红军象征红星图案的第一位“官方”设计者,有些史家认为是《俄罗斯工农陆海军》报创始人、曾临时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的老布尔什维克К·埃列梅耶夫,另一些人认为是莫斯科军区政委Н·波利安斯基;还有少数人声称这个设计者就是托洛茨基本人,他从克雷连科准尉(从杜鹤宁手中接管大本营的俄军临时总司令)衣领上看到的世界语标记(一个绿色五角星)中获得了灵感。但托洛茨基本人并未承认此事。

根据1919 年《军事事务》(«Военное дело»)杂志5-6期所载Е·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回忆:

“……波利安斯基同志是第一个提出‘带有锤子、犁铧和一本书图案的五星’想法的人,打算以此作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象征。上级批准了五星图案但去掉了书,只保留锤子和犁,这个独特的标志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认可。”

但很多人并不赞成上述说法,苏联官方也从未表彰过波利安斯基“设计红军象征”的荣誉。总体上看,没有公认的、被苏联俄罗斯官方认可的定论,有许多观点倾向于第一设计者不是上述任何一人且已不可考。

现在已知的时间线是:1918年4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在一个角落里首次宣布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一种红星徽章:红星代表战神玛尔斯(火星),而锤头向上、锤柄右倾的锤子和犁铧代表工农联盟。

1918年5月7日颁布的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第321号令中,这个标志被正式发布,称为“带犁和锤子的‘玛尔斯之星’”(«„марсова звезда“ с плугом и молотом»),明确为红军战士身份标志,禁止非军人持有,并规定其应戴在左胸前;但仅仅过了一天(1918年5月8日),莫斯科地方的军委发布了一个与之矛盾的命令,要求把红星徽章戴在帽子上。

事实证明后一个命令远比前一个更受基层战士欢迎,到7月29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不下发第594号令,追认红星犁铧锤子徽章应当作为帽徽(只有指挥员继续佩戴以红星图案为基础、增加兵种特征的指挥员胸章),并将其重新命名为“红军军徽-帽徽”(«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й значок-кокарда»)。

在这个时期,红军队伍中佩戴红星的方法十分混乱,有戴在帽子上的,有戴在胸前的,还有为了同时顾及两个命令在胸前和帽子上各戴一枚的;594号令出来后一段时间,仍能找到大量红军官兵在帽子上和左胸各戴一枚红星的实例照片。

红星的具体式样一开始也是五花八门。7月29日前,官方没有发布图例,事实上即使有图例,当时也无法通过电报发送;外省作战的红军部队大多继承帝俄的定制军服传统,承接订单的各地工厂和(制作指挥员胸章的)珠宝商,按自己对命令中“带犁和锤‘玛尔斯之星’”的理解各显神通:

以上是几种极端的红星胸章。除规定的红星、锤、犁、月桂和橡木元素外,有在星星外弄光芒线的,有自行外套兵种色镶边的,有把五个角做成水滴形浮雕的,有在五个角里嵌上“РСФС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甚至还有在五个角尖上加圆头的。

以上还不包括红星朝向倒转(单角朝下、两个角的一面朝上)的变体,下文会专门讲到。

1918年6月18日发布的军事人民委员第464号令给出了红星形状的第一个比例标准(外接圆和五角内接圆之比为36mm/20mm),7月29日又在594号令的附录里进一步给定了图样:

甚至规定了制作星体的漆色应为“樱桃红珐琅”(эмаль вишневого цвета),黄铜合金中“铜应占60-65%,锌应占40-35%,允许掺入1.1-2%的其他金属”。

由图可见这一版图样中,锤子的锤头在左上、羊角在左、锤面指右上,锤柄指向右下。但实际佩戴时,可能由于背后开尾铆钉的焊接点设计原因(条令文字规定:“应在徽章背面中央焊接一双折铜板,形成一开尾铆钉结构,一尾较另一尾略短,两端斜切以便刺入布料中”,但其配图的焊点实际偏在左上侧),无论是“正常版”还是下面将要讲到的“倒红五星版”,星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顺时针旋转了72度,形成了我们下文看到的锤头在右上、羊角在上、锤面指右下,锤柄指向左下的布局。在下文将提到的《看,同志!这就是红星》中,锤柄指向左下的戴法被追认了。

十分有趣的是,在这个标准里,五角星的五个角是弯曲的(如下图所示)。这种钝化五角形状可能是国际共运文化中常见的“胖红五星”形象的源头,但当时它还带有明显的弧度,使得整个星星看起来很像一朵五瓣的花。事实上,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官方解释,这个弯曲形状的灵感来源就是一朵花——马塔贡百合(Lily Martagon,其他译名“欧洲百合”、“卷曲百合”、“土耳其头巾百合”,下右图)。

关于这种花的名字来源说法很多,最广为流传的版本是其源自战神Mars或火星。似乎流传着一种“古罗马”神话:战神玛尔斯是从这朵被朱诺碰过的百合花中出现的。Martagon有“产生战神”(孕育火星)的意思,而马塔贡百合“被古代士兵拿来作为护身符”。

在古罗马诗人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的作品中,众神之母朱诺确实是靠接触了一朵神花而怀孕产下玛尔斯的。但将玛塔贡百合与火星这样挂起钩来,像是一种斯拉夫地区的特供“罗马神话”,笔者未查到更多资料。也许,这些故事中也有当时当事人发明的一些美好的附会吧。

最后简单提一下红星在海军中的应用。

革命水兵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内战开始后,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兵服经常被滥用,甚至成为冒充革命者的标配之一。为此,1918年11月18日俄联邦革命政府的舰队海军部发布了第773号令:“……鉴于水兵服饰经常成为腐败分子和反革命叛乱分子的掩护,现下令将革命军队的帽徽‘带犁和锤的红星’扩大到海军水兵。从即日起,非苏维埃武装的前水兵严禁佩戴红星……今后,革命的标志——红星,将成为红色陆海军团结的象征。”

这一命令最终产生了如下效果——红海军水兵最后获得了与陆军完全相同式样的红星帽徽;而军官们维持了临时政府海军军官的帽徽式样,只是将原本船锚上的金星换成了一种带白圈的红星(下文会提到)。这种官兵差异一直维持到冷战结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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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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