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请问孔总，在新冠疫情后举办这届中信基金会年会，您有何特别的感想？

孔丹：之前因为新冠疫情，我们今年的年会举办时间不得不推迟。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仍然在流行中，国外很多线下活动都不能举办，而北京市不但学校秋季正常开学，现在也可以举办较大规模的线下活动，说明了我们国家在疫情控制能力方面的自信与有关管理进入了常态化。这次包括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青年学会会员及特邀专家等一共有235人参加本届年会，在大会和分组活动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在我印象中，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年会。

中信基金会成立是2014年，今年是进入第6个年头。不久前，基金会理事会刚完成换届，经中组部、民政部、中信集团批准、理事会选举，我继续担任理事长，第二届理事会和管理层也开始履职。基金会将开启新篇章，凝聚新共识，对未来作出规划，这也是本次年会的一个重要背景。这次年会我们邀请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朱之鑫、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等作主旨发言，围绕“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在大变局中的发展应对等议题，来自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新闻传播等不同领域的20余位资深专家进行了大会发言。

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

观察者网：您能给观察者网读者介绍一下中信基金会成立六年来，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孔丹：中信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做为一家新型民间智库，我们重点围绕“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这五项功能，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截至2020年8月，基金会完成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交办课题3项、认领课题84项，开展自主委托课题87项和资助个人申报课题236项；举办论坛及各类研讨活动149场；上报智库研究报告74期；编辑发行《经济导刊》77期，刊发《改革发展与安全》122期、《中俄战略协作研究》41期和《舆情观察》13期；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69期；出版“中国道路”丛书44本。应该说，过去一届的基金会在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在服务决策、引导舆论、对外交流、理论创新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2019年7月，中央领导也做出了批示，对基金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观察者网：我们的读者希望了解，中信基金会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在创新组织运作，凝聚学术力量方面，有哪些特点？

孔丹：一方面，我们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建立起一支跨学科、跨领域、跨年龄的学术队伍，形成研究力量的梯次结构配置。比如基金会按文史哲，经济、科技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等研究领域成立学部，聘请了国内232名专家学者为学部咨询委员，这批资深专家的平均年龄为57岁。基金会在2015年成立了青年学会，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扶持青年学者成长，目前青年学会共有208名会员，平均年龄为37岁。在培养后备研究力量成长方面，基金会设立资助项目计划，对咨询委员推荐的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优秀博士生定向资助，2017年把资助范围扩大到优秀硕士生，目前累计资助239人。

另外一方面，根据重点领域的研究工作需要，基金会设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国企研究中心、中信城市运营研究中心、中俄战略协作中心、金融实验室、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等平台机构。总而言之，六年来，中信基金会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

观察者网：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咨政建言，请问这方面中信基金会形成了哪些特点？

孔丹：中信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发挥好偏师作用”。咨政建言就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在方法上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最新情况与一手资料。我们基金会的专家基于自身研究和调研活动形成的问题思考与决策建议，以多重方式为中央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特长和特色也是通过组织专题研讨与调研活动，来保障咨政建言的质量和问题针对性。为此，六年来共举办了149次研讨活动。其中有关中美博弈问题的系列研讨会就有20次。

在经济改革领域的实地调研活动方面，先后开展了“装备制造业深度调研”、“新型农业经营与乡村治理研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场调研等，提出了具有实操性的意见建议。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我们咨政建言的特色，那就是基金会依托中信集团在香港上市的优势，从2015年起，联系和组织学术力量开展与港澳相关的课题研究与实际问题调研，因为做到了准确及时反映香港真实情况，基金会的研究和政策对策建议，在对港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观察者网：请问孔总，在扩大正面发声，加强舆论引导方面，您们是如何具体实施的？

孔丹：一是中信基金会出版发行的《经济导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中宣部确定为主流期刊。《经济导刊》积极配合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要求，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和国家改革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反映调查研究成果，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受到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表扬。

二是组织实施“中国道路”出版工程。“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先后推出了三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以研究中国道路为核心，推动中国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组织本土原创性理论创新著作出版；“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积极促进中国学派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构建中国学派思想阵地助力；“文化交锋丛书”以全球视角聚焦全球大事件背后的动因及挑战背后的安全文化问题。这三套丛书一共推出了44本书。

三是举办“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从2015年起，基金会走进知名高校，与校方共同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邀请基金会及社会资深专家学者，为清华、北大、人大、政法大学等高校师生演讲。讲座旨在正面发声，引导舆论，目前共举办69期。疫情之后，探索举办线上讲座，受众数量显著增加，传播力大幅提升。

四是积极参与舆论媒体的生产过程。包括，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培训班：从2017年起，连续3年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直面当前国内外社会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思想创新和话语创新；参与制作《正说抗战》和《正说长征》视频节目；组织基金会多位专家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国内主流媒体上正面发声。

五是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国际发声。基金会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民心相通”。2018年以来，应中国外交协会的邀请，基金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举办了两次座谈会，就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台湾问题等展开交流;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一带一路’高端人文对话”;举办 “中韩元老对话”。2019年，与俄罗斯“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智库在莫斯科共同主办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对话会；召开“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会；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与美国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利伯曼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举行中美高层二轨对话；邀请俄罗斯远东发展联盟部长卡卢什科与基金会专家就中俄新条约问题进行讨论。

观察者网：请问孔总，新一届理事会的关键任务是什么？

孔丹：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重要的工作是扎实做好研究工作，提升服务决策水平。根据疫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中央的战略部署，聚焦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开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对策研究。进一步发挥研究特长，在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金融安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美俄关系、周边关系、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边疆治理、意识形态、舆论传播等领域深耕细作，组织专家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向决策部门提供能够反映一线真实情况的信息，提出更具实际意义的政策建议。同时兼顾基础理论研究，用理论指导实践。

其次，我们将制定战略规划，引领基金会健康发展。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智库如何针对新的历史特点开展政策研究和咨询，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本质与内涵，更好地服务大局，打造在国内外拥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独具特色的民间智库，继续把基金会办出特色，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经历了六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我们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任务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核心团队建设要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基金会将继续探索中国式“旋转门”机制，不断吸引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专家入会。改进队伍内部的联络机制，探索建立起一套能够打破领域限制、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年龄层级的研究机制、活动机制和协同机制，切实加强队伍的凝聚力，激发队伍的活力，提高队伍的战斗力。

我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民间智库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信基金会必须秉承“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一贯追求，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扎实做好各类研究和咨政建言工作，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中开创智库建设的新局面。

观察者网：谢谢孔总抽时间接受我们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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