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Jacobin》杂志，原题“埃博拉的政治经济学”，观察者网徐书婷、冯雪、祁东烜译，岑少宇校。】

埃博拉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无利可图。

一如既往，《洋葱报》“报道”了记录在案的最糟糕的埃博拉疫情。第一次疫情爆发在西非，1779人被感染，961人死亡。7月31号的简报头条无耻地打出：“专家震惊：埃博拉疫苗竟至50白人丧命！”

换句话说，如果被感染者是白人，那问题早就解决了。但报道并未提及，在医药公司拒绝投资相关研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导致疫情蔓延这两方面，市场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种族主义绝对是原因之一。 杰瑞米·法勒是一名传染病专家、并且是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负责人，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药物研究慈善组织。他对《多伦多星报》说：“设想一下如果你在加拿大、美国、欧洲的某个地区，有450人死于病毒性出血热，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在西非也是如此。”

他指出，2009年德国研究者在实验中遇到意外，一种加拿大人开发的实验性埃博拉疫苗曾经被用来解决这一紧急状况。“我们极尽所能去帮助一名德国实验技术人员。为什么对西非就区别对待了？”

掩埋埃博拉患者遗体

然而，埃博拉之所以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无利可图。这是种没有利润的疾病。

自1976年埃博拉被发现至今，已经有2400人因此丧命。主要的医药公司看到研究治疗方法的巨大成本，就明白这一市场并不乐观。从纯粹定量的基础来说，一些公司可能（甚至颇为正常地）反对向这种伤亡人数远少于疟疾或是肺结核的疾病投入过多。自埃博拉发现以来，疟疾可是导致了30万人死亡，而肺结核夺取了60万人的生命。

出于经济考虑，治疗埃博拉的研究进展十分迟缓，这也解释了医药公司对于其他许多疾病研究的态度。

近十年对抵御和治疗埃博拉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这通常由公共部门或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推动。后者一般有大量公用资金支持，掌握多套治疗方案，如核酸产品、抗体疗法，以及大量候选疫苗——包括五个已经在非人类个体上试验成功的埃博拉疫苗。

安东尼·福西是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在过去的两周里，他对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新闻出版界人士说，要不是那些无良商家，埃博拉疫苗早就研制出来了。

“我们已经研制出了自己的埃博拉疫苗，但绝对找不到药品公司买家。”他对《今日美国》说。

在另一个场合他对《科学美国人》说，“我们已经有了合格的实验品，它在猴子身上的效果看起来不错。但对药品公司来说，一种每三十甚至四十年才小型爆发一次的疾病，开发其疫苗真是没什么动力。”

每个熟悉这一套的人都知道，技术手段已经成熟，只是因为埃博拉的爆发频率“太低”、影响的人“太少”，对大的制药公司来说“不值得”。

丹尼尔·鲍什是海军医学研究所六部（NAMRU-6）的负责人，这个生物医药研究实验室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他对VOX杂志说，“每次埃博拉爆发，受害者都是地球上最穷的人。尽管疫情在当地造成了可怕的动乱，但相较而言还是太微弱。”“所以，如果你关注医药公司的兴趣，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巨大的热情推进抗埃博拉药物的研究，尽管疫苗能作用于几万甚至几十万人。”

英国公用卫生学院院长约翰·艾什顿在《独立报周日版》发表了一篇讨伐文章，谴责“制药工业不愿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的丑闻，有时他们拒绝的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影响的人数太少，从而收益无法与投资相符。”

他强调，“这体现了缺乏伦理和合理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式的道德败坏。”

埃博拉并非独例。大医药公司拒绝投入新兴抗生素研究已有三十年了。由于“发现空白”（discovery void），临床医师预期在二十年内，将消耗光对抗常规感染的有效药物。从二十世纪40年代以来，人们基于抗生素研究开发了如此多的医疗技术和干预手段。人类寿命渐渐延长取决于许多方面，但如果没有抗生素，肯定无法实现。在开发抗生素之前，细菌感染是最常见的死因之一。

4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史上第一份世界范围内抗生素耐药性研究报告，声称发现了“警报级别”的耐药细菌。“这些威胁不再是预测，而是切实发生在当下世界的每个角落，且有可能影响任何国家、任何年龄段的任何人。”这是联合国负责健康事业的部门发出的警告。

原因很简单。正如药品公司自己承认的那样：一种选择是投资8.7亿美元（如果算上资本成本甚至可高达18亿美元），研发监管人员认可，但人们只偶尔在感染时使用的药物；另一种选择是以相同的投资额，研发治疗糖尿病或者癌症等长期疾病、患者需要每天服用的高利润药物。对于医药公司来说，前一种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美国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感染抗药性细菌，其中23000人因此丧命。

我们在疫苗行业看到相同的状况。人们会常年购买哮喘药或者胰岛素，而疫苗在一生中通常只会使用一两次。数十年来，许许多多医药公司已经放弃疫苗的研发和生产。2003年，美国开始出现多种儿童疫苗短缺的现象。情况如此严峻，以至于疾控中心专门设立了一家网站，追踪疫苗短缺和延迟生产的情况。

但在埃博拉的问题上，既然市场拒绝研发疫苗，自然国防部应以国家安全利益为重，出面介入此事，舍弃自由市场的原则。

病毒学家托马斯·盖斯波特在位于加尔维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任职。他向《科学美国人》表达了对研发水疱性口膜炎病毒（VSV）疫苗的期待。这是最有可能抵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之一：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资金开展人体实验……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开发这些疫苗的小型公司的资金支持。人体实验十分昂贵，需要政府出钱。埃博拉疫苗的全球市场空间比较小，不足以激励大型医药公司研发埃博拉疫苗，所以需要政府资金支持。”

BioCryst制药公司医学主管，实验抗病毒药物BCX4430研发者威廉姆·谢里丹，如此描述埃博拉疫苗研发的资金困境：“主流公司压根儿不睬这回事。”

但对于这样的小型公司，联邦政府已经给予资金支持，并承诺购买库存的抗埃博拉药物，作为对抗生物恐怖主义的预防手段。BCX4430就是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疗研究所（USAMRIID）共同开发的。他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这的确有市场。这个市场就是美国政府。”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疗研究所，正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一道，支持ZMapp的研发。这是一种单克隆抗体血清，由圣迭戈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MAPP生物制药”研发。上周，两名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已接受ZMapp的治疗，他们曾在基督教传教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工作。

两人是在利比里亚照顾埃博拉患者时致病的。布兰特利的病况一度十分糟糕。他甚至与妻子通话告别。在接受实验血清治疗的一小时内，他的病情开始好转，呼吸逐步顺畅，皮疹也逐渐消退。

第二天早晨，他就可以自己洗澡了。当他从利比里亚撤回美国之际，他已经不需要他人帮助，自己从救护车中爬了出来。怀特博尔从利比里亚首都返回亚特兰大后，也同样可以“站起来走走了”。

我们不能就此急于得出上述药物能够抗击埃博拉的结论。在此次“医学实验”中只有两个样本，而且没有任何控制组进行比对。目前，该药物尚未在人类身上测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像其他任何疾病一样，一定比例的病人能够自愈。我们不知道ZMapp是否就是病人明显康复的原因。不过，也有理由相信，这一转折带给我们很大希望。

在加拿大国防部研发部门安全项目的资金支持下，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多伦多一家“生命科学生物防御公司”Defyrus，已经确认并培养出两种ZMapp抗体。Mapp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合作，研制了“鸡尾酒疗法”中所用的第三种抗体。其后，他们与位于欧文斯伯勒市、专注制造特殊蛋白质的“肯塔基生物工艺”公司合作，培植带抗体的烟草，后者由雷诺烟草母公司于早些时候买下。

一听到五角大楼和加拿大国防部，有些人就要掉进阴谋论了。确实，ZMapp看起来会酿成大众报复性言论的完美风暴：转基因，大烟草公司，五角大楼，和看起来有点儿像疫苗的针剂！但国防部并不总是做坏事。公用部门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守护者和推动者。

然而，不是所有无利可图的疾病都会进入上校们关注生物恐怖主义的视野。而且，凭什么私人组织可以赚取大头，公共部门就只能无利可图？

利比里亚缺乏有效的政府，未能及时隔离病患，最终隔离后，也无法力为贫民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最终酿成骚乱

 

 

医药产业出于盈利本能，在生产社会所需产品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如果不能满足需要，公共部门（比如这次是军方）就不得不持续填补市场不足，那么这一领域就会被国有化，通过盈利性医疗手段获取的税收来支持研究、开发、生产非盈利性药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争辩是否要给予痢疾、麻疹或是小儿麻痹症特殊政策优惠，我们可以同时将那些众所周知的和为人忽视的疾病一网打尽。打开公共资金的大门，并不能保证抗击疾病的事业一定成功，但此时的问题是，私人医药公司根本拒绝尝试。

这正是社会主义者谈及资本主义束缚生产进一步发展时的说法。大医药公司拒绝关注热带疾病、疫苗、抗生素是不道德、非正义的。但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开发丰富的新产品和服务有可能使全人类获益，扩大人类的自由王国，然而这些无尽可能都被自由市场的怠惰和雄心壮志的匮乏所阻断。

致力于疫苗和药品的研发是关键。但若是不关注公共健康事业的恶化，或是对西非公共基础设施的破败置之不理，亦或是忽略了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可能对埃博拉这样的动物性疾病爆发造成的影响，那无疑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系统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罗波·华莱士已经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余波为传染病创造了理想环境。几内亚、利比亚和塞拉利昂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几个国家，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数据显示，他们在全球187个国家中分列第178位、174位和177位。

相同的情况若是发生在欧洲某国，比如说一个有最好的健康保障体系的国家，那么一定会被控制住。

导致糟糕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医院倒闭，在现存医院中缺少正确的医疗实践，没有标准隔离区，没有充足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从而无法有效追踪每个曾暴露在病原中的人并将他们隔离。但这不是全部。无论能得到怎样的治疗，更好的援助关怀会更有帮助。疾病的肆虐与当地基本的行政架构无作为也有关，政府应该有能力更广泛地控制人员流动，作好后勤工作，加强与其他政府的合作。

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丹尼尔·鲍什在最近这场疫情爆发的中心进行研究。7月，他在科学公共图书馆杂志《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上发表论文，记录他如何“亲眼见证了这场疾病中的‘去发展化’；每次回到几内亚，每次开车从科纳克里（几内亚首都）到雨林地区，看到那里的基础设施都似乎更加破败了——路况更加糟糕，公共服务更加缺乏，物价持续上涨，森林也日渐消失”。

华莱士注意到，这里和许多国家一样，在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鼓励与强行推动下，实施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私有化、缩减政府服务，要求在发达国家继续补贴农业的同时取消本国关税，并以牺牲食品的自给自足来实现定向出口。这一切都会引发饥饿和贫困。反过来，食品供应与粮食出口之间，为争夺资本、土地和农业投入而展开竞争，尤其是外国公司的介入，导致更大范围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小农对土地的使用。

埃博拉是一种动物疫源性疾病，即经由动物传染人类（或反向）。人类历史上61%的传染病是动物疫源的，这包括流感、霍乱还有艾滋病。

人类在野外活动的范围日渐扩大，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也就自然增多。这是造成新型动物疫源性疾病的病原体大幅度攀升的最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迫使人们离开土地，但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城市就业机会。华莱士指出，为此人们只能“深入森林，开疆扩土，追逐猎物，焚木取炭，挖矿采宝。这就增加了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感染埃博拉病毒和其他人畜共患病毒的风险。”

如鲍什所言：“生物和生态因素可能使病毒从密林走向人类世界，但是显然，社会政治格局决定了事态的发展——是一两个孤立的病例，还是一场大规模、持续的疫情爆发。”

这些可以想见的后果是由疫情爆发之地毫无规划、杂乱无章的发展策略，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善、平等精神匮乏所致。二战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最早的一批任务中，正是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平等精神消除了美国南部的疟疾。

在过去几个月里，史上最严重埃博拉病毒的爆发，揭示了当今医药发展模式的道德败坏。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合打击医保私有化的运动只成功了一半。只有当如下新目标完成时才算告捷：将国际制药行业重建为公共服务部门，并重视、改变间接破坏公共卫生事业的泛新自由主义政策。

我们可以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艾滋病的社会活动团体，像“ACT UP”运动、“治疗行动小组”，以及21世纪初的南非“治疗行动运动”组织中获得灵感。他们对自身所处的境况有着科学严谨的认识，并结合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原则，对抗企业和政客。

不过眼下，我们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更具综合性的运动。它不仅包括一种疾病，而且也包括那些被市场拒绝的一长串名单，解决疫苗开发困境、抗生素“发现空白”、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以及所有因贫困产生的疾病。我们需要一次以科学为基础的治疗行动。这是一场针对制药产业的民主之战，它将旷日持久，需要我们的雄心壮志，但我们确实可以取胜。

我们需要战胜那些所谓“无利可图”的疾病。

（观察者网徐书婷、冯雪、祁东烜译，岑少宇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