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的头一次，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等同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未来数年，中国有可能会占全球收入、贸易和商品需求量增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随着中国占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经济份额，它的世界影响力也只会有增无减。

上周我刚从中国回来，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政策在中短期的目标，以及处理合作关系和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所需的体制结构，世界缺乏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正确的。然而即便不是建立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上，它也必须要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和更新过的经济格局之上。

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美国和国际社会到底希望看到中国获得经济成功，进而有助于全球繁荣并且能推动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还是希望遏制和减弱中国的经济发展，防止中国进一步对全球造成威胁。在北京，这个问题引发了重大争论，绝不仅是保护主义者与政治家激烈的言辞交锋。

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鲜有排外或激进的思想，然而其最近发布了一则由美国资深外交官们起草的报告。报告指责了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扶持中国的努力，并呼吁采用一个“平衡战略”，其包含了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优惠贸易安排”等等。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增强美国相对中国的竞争力，以及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如果全球的目标是要抑制中国的经济表现，那么就不能指望中国会积极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伦敦受到了热烈款待所表明的那样，倘若美国不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那就会将自己逐步孤立于那些传统的盟友。如果中国的经济表现显著恶化，美国的平衡战略很可能会引发民族主义者的敌对情绪。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所呈现出的担忧都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否认中美双方应该大力推进合作。这正是要表明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增长和共同繁荣的目标。

其次，中国面临着重大经济政策的抉择，这足以关乎全世界的安危。当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且其财富持有者想要用其资产在海外从事多种经营时，既支持金融市场自由化，同时又希望汇率升值是不合逻辑的，正如一些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中国想要在未来数十年有可持续的强劲增长所需要的改革——诸如关闭不盈利的国有企业，限制地方政府大举借贷进行大规模建设——都必将挫伤短期增长。这会减少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货物的需求，并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

公平合理的政治对话需要认识到短期和长期利益、国家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世界最根本的利益正在于中国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改革，甚至不惜以中国未来几年在全球需求占比适当减少、以及我们不愿看见的人民币贬值为代价。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全球获益。

最后是关于体制架构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关于重要的亚洲贸易一体化（TPP）的努力，中国并未参与其中，而美国也没有参与到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来，这很难说是一个好的预兆。更糟的是，美国国会未能批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大于比利时所持有的投票权，这反应了美国对于国际现状的漠视，这种漠视令人担忧。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明确肯定了经济学的至高无上性，他观察到“未来的危险并不在于边境和主权，而是在于食物、煤炭和运输。”他呼吁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提出要促进共同繁荣与合作，却并未受到重视，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今天，未来的风险与中国的崛起以及商业和经济领域紧密相关。让我们希望我们能找到妥善处理这一切的智慧。

劳伦斯·萨默斯

（青年观察者高秀莉译自《金融时报》，原题“Grasp the reality of China’s 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