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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宋应星与其他表述了自己物质观念的中国文人放在一起，我们就有可能追踪到贯穿于整个17世纪文化思想界的连贯点。晚明学者关于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交互作用所持的态度是受特定文化制约的产物。正是这种宇宙观让宋应星去仔细观察匠人的工作和日常任务。
一月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生存在两个世界，中国人天天在刷微信，出不了门；美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好像病毒完全不存在一样。我只有一个脑子，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也在想如何把两者打通，于是就有了那个公益演出。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政府扶贫轻教育，父母枉顾娃上学；学生网课不认真，不是捣乱就逃课；网上教学太杂乱，老师吐槽难管理；农村网络信号糟，家庭宽带入网贵；国产手机质量差，视频图像全模糊。这堪称《纽约时报》的一款标准“流水线”产品。
《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里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提到中国将开放边界接受外国难民。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所看到的过度反应和担忧有些超前，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欧盟。恰恰相反，中国会因为对外国人才和富人更友好的政策而受益。
我们把之前做纪录片和广告片的经验用到写书的过程里。我们想象这是一部时长两小时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电影。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为例，差不多两个小时——一次短途飞行的时间就可以读完。怎样让观众不离开座位，紧盯屏幕？我们以纸面上的电影的方式来写。
当时我带上口罩发言的时候，就感觉到整个议会的会场气氛变得很奇怪。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带口罩。我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减少感染病毒的几率，也是在保护当时在座的所有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蠢人不理解这一点，认为我在传播恐慌情绪。
病人在方舱医院内跳起了广场舞，他们的乐观精神感动了我。从疫情爆发到今天，整个过程看下来，中国的老百姓很坚强，精神状态和斗志都很旺盛。广场舞恰恰就反映了哪怕是很普通的民众，在已经确诊的情况下，还能跳舞给自己打气。
Fred对中国政府和政治的看法，要远比一般的美国律师更为客观，尤其认可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最近，我们对“中国威胁论”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鉴于Fred的观点可以代表部分美国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翻译了最近几封电子邮件，供大家参考。
我从没想过晚上在公园里散步会感到如此舒服。在我的国家，如果有女孩这么做，我会认为她一定是疯了。欧洲的公园白天很好，但天黑后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和醉汉，这里是任何女孩都不想待的地方。在中国，即使天黑了，公园里也挤满了人。
20世纪初的瑞典依然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我父母都没怎么受过教育。我是整个安德森家族第一个读高中的，并且一路读了大学，而且成了博士。感谢欧盟和瓦伦堡家族给我提供机会和资助。而且，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是我一生无上的荣耀。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我当天整晚都在天安门广场。我在观礼台前排观看了规模庞大的阅兵式，并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两场讲话。在这期间，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美国CNN的采访。这24小时的经历使我陷入了思考。
当中国表现出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时（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西方便会对中国十分痴迷，而当中国展现出自己严厉的一面时，西方又会将其妖魔化。这种对中国过于简单的看法没有给灰色留下空间。
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嗓门特别大，辩论的时候咄咄逼人，中国代表团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期间，在促进国与国人权对话方面，尤其是组织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小组形式讨论人权难题上表现得相当活跃。
前几天，笔者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会，主讲是一位法国汉学家。他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贡献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独到。但是关于“中国没有骑士”和“不重商”这两个问题，笔者觉得他给出的答案并不靠谱。
目前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一些来自西方学界和智库的中国观察家，另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四处兜售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通过向落后国家发放发展贷款，中国使那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由于债务陷阱的存在，那些国家将永远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美国当下采取“收缩”政策，从诸多国际组织中退出，反倒使中国成为众人依赖的对象，成为二战后由美围一手创建的国际体系的支撑者。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往不改变核心诉求的同时，调整行为模式以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许多“中国观察家”和所谓的“知华专家”都犯有同一毛病：当意识形态偏见遇上伪科学。意识形态信仰使他们的偏见根深蒂固，伪科学使他们的研究越来越不客观，对中国以及世界的认知，自然是越来越脱离实际。
西方人经常问我，“中国善于模仿，但是有创新能力吗？”数年前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把握，但我现在有信心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大家都承认经济转型非常困难，但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的创新经济已有了巨大发展。
中美长期冲突的根源并非对于共产主义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恐惧，而是在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今的中国或许已与当时在马列毛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所不同，但仍将自己视为亚非国家需效仿的模范和新的非等级世界秩序的支持者。
近一两年来，脱欧和特朗普这两个热门话题一直占据英国媒体的重要位置。但《卫报》国际政治部编辑马丁·凯特尔却跳出热闹的舆论场，发表了《还在为脱欧和特朗普纠结不已？中国才是关键！》一文。在这篇文章下面已有900多条评论，观察者网特选取100余条翻译出来附在文后，以供读者参考。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整个西方基本上都处于迷茫状态，他们还不清楚等待自己的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过去40年里，中国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而自前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一项可以指导自身发展的宏观战略。
能在观察者网工作一段时间，我非常荣幸。同时，我也被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和活力征服了，我曾听到一位上海老人这样的解释：中华文明经历了低谷，如今正从最低处走出来。如果我在伦敦或斯坦福的朋友们了解到中国人这样的想法，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曾历经苦难，而如今他们崛起之后，内心的自信又是深沉的。
过去几十年间，只有一件事比中国的经济变化更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仍然普遍无知。中国正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很多人仍透过根植于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过于简单的思维框架看问题，因此应对不了当今的挑战。
我出生于加拿大，有着高加索人的身体特征，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说中文，认同中国文化，目前拥有中国永久居民身份，但几乎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这都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基于种族的观念在当今中国根深蒂固。
最近，“歪果仁视频”可火了。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也制作了很多像“老美你怎么看”“老外游中国”“老外如何看xxx”之类的视频作品。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只要是有关歪果仁的视频，点击量都相对较高。
为什么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汉语？这背后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吗？白乐桑一直认为，经济这一个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汉语热”。现在和白乐桑学汉语的年代已经不同了，汉语有了明显的使用价值。
刚到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小婷在逛便利店时，一位大叔被她充满金属质感的充电宝吸引了注意。在最终征得借用机会后，他掂量着充电宝发出了啧啧称赞：“这是灵魂的重量，我要拍下来，然后让我的朋友从中国给我带一个，哦不，是一打！”
理查·基尔说好莱坞主流电影圈抛弃他的原因，是中国恨他。中国犯得着恨理查·基尔吗？中国是不恨你理查·基尔的，但普通中国人有恨你的权利。譬如那些不想对你电影投资的中国商人，譬如那些不愿为你电影埋单的中国影迷。
保尔森基金会在保定也做过一次评估，这个有着1,100多万人口的河北省的城市位于北京西南约100英里处。这次评估极好地诠释了在处理中国环境问题时要做出适当的权衡有多么困难。
在澳大利亚，没有人认为我们与中国人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在澳中关系中几乎是个先验的、预设的条件。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必要且非常紧要的。澳大利亚现在必须重新评估中国、亚洲以及美国各自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从哈佛大学到中国，研究人员都对算盘这一工具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算盘的学生往往比使用现代方法计算的学生学得多。我决定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起参加珠算课程，学习算盘算术新技能。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珠算竟然可以提升个人的数学自尊心，改变了我的生活。
西方学生进入大学时，他们经常会听到对高等教育目的的颂扬：发现你自己。用大学四年时间发现你是谁。总是教导年轻人去发现真我，会给他们带来导致疑惑和焦虑。这时，我们不妨跟随孔夫子的脚步，他清楚，我们的身份在不断地变化。
我觉得演员特别容易谈恋爱，可能是我看到欧洲的演员，他们很容易找女孩。所以我一开始就担心这个。但是我发现刘烨责任心很强，比我爸还强。我最被感动的，是他赚钱之后，给他父母、姐姐买房子、买车。可能在中国很正常，反正在欧洲你就没有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