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信步】

四川文艺出版社集结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冈仓天心的三部作品——《理想之书》（1903年）《觉醒之书》（1904年）《茶之书》（1906年）——成一本，取名《冈仓天心东方三书》，其策划思路在《编者的话》中说得非常清楚：

为了形成与西方这个共同体对等的竞争，19、20世纪之交以风俗习惯、地缘政治或人种的一体性为依据联合亚洲共各国是一大思潮，强联系的亚洲共同体和弱联系的亚洲共同体的支持者在中日朝野皆不乏人，这便是“亚洲是一体”的外部思想史背景。然而，风俗习惯、地缘政治或人种的一体性，会随着时代状况的变化而消长起灭。天心的亚洲主义有所不同，他把亚洲一体的根本归结到理念，这种理念是黑格尔式的，也即是无限的（不收外来事物的限定），绝对的（不与外来事物对立），自由的或独立自在的（不受对立事物的必然关系的限定），甚至是文明的尺度。所以天心的亚洲论述今天读来仍有某种兴味，而其他亚洲论述则脱离那个时代后就显得单薄或过时。这种对亚洲、对东方作为人类根本尺度的彰显，而非作为与西方竞争的暂时的集合体或虚应故事，其超越性的力度尤似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但是，笔者并不打算顺着出版社的策划思路再说些什么，而是想要提供笔者自身阅读的一点体会。这不是要强行表示一种差别，而是说作为中国人，我的阅读体验恐怕更能标注出此书与中国的现实相关性。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读者并不都是日本学的专家，另一方面，我们了解日本的目的，根本上说还是以中国为出发点的。

一

冈仓天心这三本书都是在日本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对外军事上接连取胜的背景下写就的，说白了，也就是在日本大国崛起的时代完成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日本“凭借自身力量跻身当代强国之列”（P7）。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是用英文写成的，其目的是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东方。冈仓天心发出了愤怒的诘问：“西方何时才能、何时才愿理解东方？”（P251）

在冈仓天心看来，“亚洲是一体”（P3）。而在近代，日本在亚洲所处的地位必须分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日本民族的印度与鞑靼血统本身即是一笔宝贵的传承财富，使得这个民族能够从两边汲取营养，从而反映完整的亚洲意识。主权从不曾被破坏的独有幸运，这个不屈民族引以为傲的自立精神，以及无法扩张为代价而保护了先民理念与天性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这些都让日本成为珍藏着亚洲思想与文化的值得信赖的资源宝库”（P5-6），因而，日本本来就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日本能够始终忠实于亚洲之魂”（P7）。

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在近代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攻击，处于“昏睡状态”（P145），“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离心离德，以致于它无力击退外来的攻击”（P149），“丧失了主动精神，厌倦了无力的反抗，被剥夺了应有的雄心，中国人和印度人今天匍匐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P150），“最黑暗的夜幕笼罩着亚洲”（P151）。对于亚洲文明而言，可谓“此诚危机存亡之秋”。

日本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亚洲文明伟大遗产的“配得上”的继承者（P144），亚洲文明国家普遍一蹶不振时，日本的重生就是亚洲的重生，“日本一国要独自面对全世界”（P235）。

冈仓天心

恐怕更让当今中国读者难以容忍的，是冈仓天心对甲午战争的辩护，“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国民的新活力一直在寻找自我表达的机会，日清战争成为这股新活力的自然结果。这场战争显示出日本在东方海上的优势地位，同时也加深了两国友谊，使得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P127）。他甚至说，中日战争“与奥地利和普鲁士19世纪在‘七周战争’之前的状况相似，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争吵引起的，必须一劳永逸的得以解决”（P242）。

虽然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指责冈仓天心，甚至给他扣上一顶军国主义的帽子也未尝不可——而且这样做总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仅是如此，我想阅读这本书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像在今天，总是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拿出来嘲讽一番，意义并不大，或者说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那些错谬的想法，本身已经被历史进程所批判。

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福山的想法和冈仓天心的想法有相似之处。

某种程度上，冈仓天心也是“历史终结论”一派。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冈仓天心，把当时的日本，看作“世界历史的太阳永久停留之地”。他把亚洲之前的全部历史看做必要的环节，而最终的落脚点在“日本复兴了”（P226）。所以，他宣布：

历史精神一直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默默地燃烧，只是在等候这一时刻迸发出精诚团结的烈焰。在面临共同危险的时刻，习惯和形式都被撇在了一边。二百年来头一次，大名被德川幕府邀去商议国家大事。七个世纪来，幕府将军头一次派遣特使去觐见天皇，磋商帝国的政策。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头一次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邀就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老祖宗的土地提出倡议。我们变成了一个人。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的照耀下，亚洲的夜幕消散了，一去不复返。（P195）

日本的复兴，亚洲的觉醒，立即为亚洲提出了历史任务：

亚洲今日的任务是要保护并恢复亚洲模式，然而，若要做到这一点，亚洲首先需要自己认可这些模式并培养发扬这方面的意识……生命总是在不听地回归自我……“他就是你自己。”……

正是这一点自我认识，重新塑造了今天的日本，使之能够经受住那场令众多东方国家颓然倒下的风暴。而且日本必须让这一能够帮助亚洲恢复昔日坚定与刚强的自我意识重新焕发生机……

我们本能地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之中藏着指导未来的秘密，在黑暗之中，我们摸索着寻找线索……如果我们的过去果真埋着复兴的萌芽，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此刻，这颗萌芽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巩固……

我们等待着闪电之剑劈开黑暗……只有依靠亚洲自身，沿着这一民族的千古路径一路前行，才会听到这一声惊雷巨响。（P137-139）

我们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字背后，是否读到与当代中国相似的朝气与锐气呢？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冈仓天心忘记了，对于黑格尔来说，世界历史的太阳不会在一个地方永远停留，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也不是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历史还将继续发展。

当日本军国主义打着“东亚共荣”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时，冈仓天心的亚洲理想成了欺骗，日本的和平主义成了谎言，他自己也难免被当做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先驱而遭人唾弃。这些后来的历史走向已为我们所熟知，却是冈仓天心所不知道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当代中国的“工业党”们看来，事情是一目了然的。

日本将早先一步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原因，归为文化与人种的优越，最终自命为亚洲文明的代表，掌握着亚洲未来的命运，肩负着与西方世界一决高下的使命，要让西方人真正见识什么叫做高尚文明……正因如此，任何试图阻拦、破坏日本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作为，都是非法的，必须坚决予以扫除。这样一种逻辑，岂不是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普世价值推广者如出一辙吗？

二

不过，冈仓天心并没有义务为历史负责。

他的主张，连同他的热情，我视为在日本那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气质的自觉表达，这样就不会把视野局限在日本，局限在冈仓天心的时代。我们从中也读出了当代中国。如果我们再拓展视野，甚至可以读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启蒙时代的法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美国……

一个民族一旦开始现代化，它的精神都焕发了青春，它所展现的都是昂扬向上的气象、朝气蓬勃的活力。因而，其民族中的个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

其实，摆在我们当代中国人面前真正尖锐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像日本后来一样？

西方世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毕竟他们一直乐于宣扬“黄祸论”，这同样是日本当时所遭遇的困境。今天，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也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黄祸论而已。今日之中国与冈仓天心之日本面对着同样的外部环境。

德皇威廉二世让人绘制的黄祸图，画中佛陀坐像骑在中国恶龙身上，把象征天使的七个人物（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等七个西方国家）逼到了悬崖上

现实也是如此。中美贸易战开打，外部环境陡然严峻起来，当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突然变得更加尖锐，从近日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制度引发的舆论热潮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

国内的一些激进人士其实已经把中国目前所走的道路，认定为跟日本军国主义所走的道路是差不多的。这也从内部迎合了外界强加给中国的污名。对于官方而言，当然要积极地回应这样一种挑战与污蔑，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传递中国的和平主张。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这种解释是无力的，也是不够的。

黄祸论的典型形象傅满洲，近期由于漫威即将推出的首部华裔超级英雄电影《上气》而引发热议

但似乎目前也只能如此。原因何在？

因为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日常的讨论总是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中国人修长城而不是搞扩张，郑和下西洋没有搞殖民地……这只不过是讲出了一些历史现象，而不是有力的论证。

要把问题谈清楚，就必须重新提出问题。

国强必霸。称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争霸的过程，在你死我活的争霸斗争中，零和游戏就成了必然。我们总是说，我们不搞零和游戏，我们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等等。

但是，别人会相信吗？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相信。这背后什么逻辑呢？其实，我认为马克思给了很好的回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

其实，这背后都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扩张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这种竞争与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争霸，不是由于某一统治者（集团）的性格或者爱好所决定的，而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解释当然可以说是合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谈论所谓“国强必霸”，我们是不是就接受了呢？我们的一切解释是不是就成了骗人的修辞呢？冈仓天心花了那么多文字去宣扬日本的和平主义，到头来也没有实现和平，历史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扩张。中国将来真的就不会像日本那样吗？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解释，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必然掉入不可避免的斗争当中，然后打着“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旗号对外扩张？恰恰是现在，的确有一批激进主义者批评“一带一路”是资本扩张，这种资本扩张必然会变成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从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掠夺。

这种激进主义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华舆论合流，借着中国企业海外建设项目中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大肆渲染，无限夸大，将个别事件上升到普遍现象。似乎坐实了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新的帝国主义。

我们要接受吗？或者说，就不去理会这种说法，埋头做事？还是说，应该更加清醒地思考一些问题？这时，“中国会不会是日本”的问题，就变成了“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的问题。问题的提法似乎越来越尖锐。

答案如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要当一个被帝国荣耀笼罩的臣民，还是继承革命遗志，将新的帝国主义打倒？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中国何以不是日本？何以不是帝国主义？

三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现象来回答。比如，可以拿着革命导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做一番比对；还有一种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恢复，来做现实的批判与判断。

笔者选择后者。理由很简单，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种观点都可以轻易地找到符合自己观点的经验材料，这是不难的。

我首先想把问题回引到“工业党”上面来。“工业党”的出现，的确为打破之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霸权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它作为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仍然同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必定追求一种对多样世界运动过程的单一解释。“工业党”背后深深的科学主义风格，使得它陷落在旧哲学之中。恰恰是这样单一的解释路向，使得“工业党”很容易滑向它的对立面所批评的那样——变成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基于这种情形，近来，有人这样阐释“工业党”意识：

“其核心是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治理当中的技术和实践过程加以自觉认知，并提升为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构造，凝练为永恒奋斗的意识。”（余亮《“工业党”意识VS“人文党”情怀：对抗还是奠基》）

必须说，这种阐释超出了旧哲学以及意识形态家们的思想范围，使它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气质。它强调了作为过程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过程的自觉，即在实践过程中深入实践的现实内容，并达到对这种现实内容的理论自觉。

但是，他给这个“实践过程”的限定显得冗长和没有必要——“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治理当中的”——这又使得“工业党”意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面对“人文党”的时候，给自己打上了“科学”的鲜明钢印。

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工业党”与“人文党”对立，通过相互区别来规定其自身的本质，正如他的文章标题所采取的那种对立形式——“工业党”意识VS“人文党”情怀。在这种对立的形式当中，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对抗”，而不是“奠基”。倘若是真正的奠基，那么，对“实践”的限定就应当被拿掉。

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这当中既包括“工业党”的活动，也包括“人文党”的活动。因而不是“工业党”给“人文党”奠基，而是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本身为“工业党”意识和“人文党”情怀奠基。

这样就从理论上堵住了“工业党”向科学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滑落的通路。因为，实践的真理乃是实践过程本身的自觉，而不是一套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开放性决定了实践真理的开放性，因而，它不可能变成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对着世界吆五喝六，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恩全集（第一卷）》1955年版，418页）

长久以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遗忘，使得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变得僵化，不断挣脱某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又立即跌落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之中。

在众多的意识形态家眼里，中国要么是没救了，要么是有着无限的希望；要么是黑暗透顶，要么是无限光明；要么是极端反动，要么是世界的进步力量……

在这样一种对立的观点中，中国的真正现实被遗忘了。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作为口号存在，而不是作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

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纲常一般的原理，没有被真正的理解。“工业党”要起身批判“人文党”，似乎“经济基础”是与“人文”绝缘的纯粹物质的东西。但马克思讲的“社会存在”难道不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这个民族的精神吗？如果“社会存在”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基础”，那么，单线发展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工业党”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如果简单地把存在现实差异的民族，看做是单一的历史过程，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程度的不同，并不存在发展道路的不同，那么当中国开始复兴时，必然与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走同样的扩张道路，从而制定相似的内外政策，实施相似的政治行动。这才是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不管是内部的激进人士，还是外部的旁观者、敌对者，大部分都缺乏想象力，也同样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他们都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或者说这种差别只是在资本的历史运动过程中，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在他们眼中，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直接等于“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参与帝国争霸。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变成这样一种无历史的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在晚年（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包括正式回信与四篇草稿）中，就有最好的说明。查苏利奇请马克思谈一谈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看法，尤其是农村公社的命运。马克思的四篇草稿有着丰富的内容，不过正式的回信是非常短的，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待这个问题的谨慎和严肃。

马克思在正式回信中说：

“在《资本论》的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而在回信的草稿中，马克思将《资本论》中揭示的农村社会演变的“必然性”限定在西欧的范围内，同时，多次使用了“历史环境”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时候，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这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历史必有其承载者，或曰：历史的主体。

即便在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之后，历史的承载者—开创者依然是各个不同的实体民族与文明实体。历史唯物主义永远不会是抽象的教条，它永远要求人们从历史的现实前提出发，也就是从历史的承载者—开创者本身的历史生成中出发，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把握现实的历史运动。

在这个时候，有些激进人士一定会跳将出来批判笔者的中国特殊论、中国例外论。但是，如果中国不特殊，中国不例外，中国又何以是中国呢？中国何以不是美国、不是尼日利亚……呢？或者反过来说，中国难道是一个发达程度不够的美国，又或者说中国是一个发达程度很高的尼日利亚？

四

对于当代中国的基本判断，并不应当简单地认为与冈仓天心之日本等同或不等同、肯定或否定。这样僵死的标签，贴上去就完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把握这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因为，当代中国并不是静止的共相，通过一次性的判断就能了结。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切中中国社会的真正现实，核心是中国的历史以及由这部历史养成的民族精神。

反观冈仓天心的著作，他着手梳理日本历史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他的梳理是黑格尔式的，因而也与黑格尔一样，将历史表达为“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运动。这样使得他的理念之阐发，脱离了真正的日本现实，最终的历史进程也的确违背了他的想象。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乐于在抽象的理念或者价值中谈论当代中国，则很难避免重蹈冈仓天心的覆辙。他当然怀抱着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代替不了现实。就像普世价值的强制推广一样，一方面是无限崇高的语词，一方面是毫无节制的掠夺，最终造成普世价值论的破产。

我们今天抽象地谈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宣传意义上讲，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种谈论的界限。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需要在未来实现和平的愿望，就应当如马克思所言：“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实践展开的过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主张。

历史是生成的运动，当代中国的每一个人（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都处在这种运动之中，因而我们每个人既是历史的承担者，又是历史的开创者。一切都保持在开放的可能性之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当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自觉，坚定了和平发展的信念，努力实践、百折不挠，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不是爱好和平的。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居庙堂者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在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同时，在一切可以宣示发展战略的地方都高举和平发展旗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凭借自身的力量对别人颐指气使。这既是传统智慧，也是当代抉择。

当我们反思历史遗产的时候，希望它们能在当代发挥正面作用。但是，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在于口号喊得响不响，宣传是否铺天盖地，而在于它们是不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百姓生活日用之中。

当然，这种日用不是穿着汉服装模作样地走来走去的日用，也不是在什么书院里摇头晃脑地背《弟子规》的日用，而是在洒扫应对、生死抉择的时刻，自然流露出来的中华气派、中华风格。

回过头来说，冈仓天心不是预言家，也不是意识形态家，而是一位思想家。他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种种问题，他认为亚洲文明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他通过黑格尔式的历史演绎将拯救亚洲、拯救世界的任务交给了日本民族。但是，他只是抽象地在谈论这种可能性，因而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不可能性。

然而，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中日、东西、古今的三重张力中思考中国的未来。而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民族，作为一个在当今世界全面复兴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未来必定影响亚洲的未来、影响世界的未来。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种影响将是好，是坏？是东亚共荣，还是亚洲命运共同体，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每个当代中国人的决心。

决心起源于成熟的思考，这便是今天阅读冈仓天心的适当理由。

2019年7月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日] 冈仓天心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译者: 吕灵芝 / 孙莉莉 / 吴若思

出版年: 2019-6-1

页数: 320

ISBN: 9787541154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