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忆】

谈到袁崇焕，这可谓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中，关于明代历史话题度最高的历史人物。

作为明朝唯一被凌迟处死的总督，在当时明朝朝廷为他定下的“袁崇焕付讫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这些大罪中，“潜移喇嘛僧入城”显得多少些无厘头。

那么来自西藏和蒙古的这些藏传佛教喇嘛们，为何会出现在明朝与后金/清的战场，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为何会成为袁崇焕下狱论死的罪证之一呢？

有“北方布达拉宫”之称的辽宁阜新瑞应寺

想要理解喇嘛为何会出现在明代的辽东战场，就必须要先解释藏传佛教究竟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的。冷研在之前的很多期文章中，都提到过了明朝辽东地区的人口问题。

随着大量招揽的蒙古与女真人口迁入辽东辽西地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也随着传入，而这其中自然就有蒙古人在16世纪后期开始大规模皈依的藏传佛教。到17世纪，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蒙古人，在后金/清和辽西的汉人群体中，藏传佛教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内蒙古美岱召佛殿壁画，17世纪藏传佛教借助蒙古人传播到了明朝边境地区

对于后金/清来说，藏传佛教也同样拥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管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到底对藏传佛教看法为何，但至少努尔哈赤和继位者皇太极在构建后金/清的“满蒙联合”时，都将藏传佛教视为这种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后金/清的满洲贵族中，藏传佛教的僧侣不仅获得了大量尊崇者，甚至为了让这种尊崇表现得更加直观，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朝皇帝的暖帽上一直带有来自藏传佛教的佛牌、莲花台等元素。

后金/清代君主的服装就有浓重的蒙古和藏传佛教色彩

在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的影响下，此时喇嘛成为了在蒙古、明朝辽东、后金/清之间，超脱于民族国家的新势力。虽然在明朝和后金/清的国家体制下，当地的喇嘛们不像在蒙古那样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但反过来，明朝和后金/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些能各地刷脸通行的喇嘛，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比如曾任明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九层上奏：“今关门王、李二喇嘛出入虏巢，玩弄夷虏于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抟心内向屡效忠……”这其中的“王、李二喇嘛”，便是曾一度活跃在明清战争中的汉人喇嘛王三吉八藏和李锁南木座。

蒙古地区的喇嘛僧

王、李两位喇嘛在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可谓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明朝在辽东的官员们，借用两位喇嘛的影响力，刺探蒙古察哈尔部的情报。例如《明实录》中，蓟辽总督阎鸣泰曾上奏：“虏实未卜，虎酋（林丹汗）之讲赏真伪难凭，臣前顾后盻不无凛凛，此尤总兵王世忠、……王、李两喇嘛之责，而时时联络，时时侦探，不可过信疏防者也。”

在后金方面，暗中为明朝效力的古什喇嘛曾为明朝带来关于后金“有什喇嘛寄一禀云：奴酋（努尔哈赤）心大凡，关内城守当坚……”的信息。

蒙古林丹汗也是明朝喇嘛重要的工作对象

当然，情报还只是这些明朝喇嘛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明朝与蒙古、后金的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长期在蒙古地区活动的王喇嘛，就曾被时任辽东经略孙承宗委任“督臣用之款詟”，在后金进一步攻占辽西的宁锦之战紧张时刻，袁崇焕试图拉拢蒙古作为外援，便“领赏西夷，臣遣王喇嘛宣谕令其结营自固”。在这位王喇嘛的运筹下，“虎酋（林丹汗）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

王喇嘛在明朝对蒙古的外交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王喇嘛在明朝官员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袁崇焕就曾上奏称赞“光天番僧王喇嘛能以神道设教，臣所赖命而就正者数人也……”以此为基础，王喇嘛在宁锦之战中甚至得以参与到作战计划的制定，这就有了“大寿遂发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

宁锦之战

而另一位李喇嘛，在宁锦之战后，虽也是“抚夷有功者”，但关于他在蒙古地区的活动记载寥寥无几。李喇嘛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被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吊丧的名义“遣喇嘛僧锁南木座等，往奴中侦间”。

对于这位李喇嘛，袁崇焕也同样有着“喇嘛僧慧足当机，定能制变，故能往能返……”的高度评价。之后李喇嘛更是深度参与到对后金谈判的决策层，比如天启七年，“明袁崇焕遣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并李喇嘛书，欲释恨修好……”。作为回应，后金方面也“满洲再遣使遗书袁崇焕及喇嘛”。

皇太极对李喇嘛也给予了极大的礼遇

而后金/清朝一边，也同样有喇嘛担任外交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为藏传佛教在后金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白喇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天启年间还有一位来自蒙古粆花部，跟随避难部众投靠明朝的白喇嘛，两位从活动时间来看并非同一人。说回后金的白喇嘛，他曾被天聪汗皇太极“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

而后来作为袁崇焕罪行的“潜移喇嘛僧入城”，根据负责审问的刑部侍郎涂国鼎所留《性余堂集》所记，当时袁崇焕便是“坚求入城，且携白喇嘛于军中”。而在明末清初成书的《国榷》中，则更直白地说袁崇焕“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

袁崇焕

不过正所谓无利不起早，这些包含汉、蒙古、女真甚至来自西藏和印度的喇嘛僧们，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到明朝与后金/清的战争呢？暂且不论可能有的民族情节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这些喇嘛们在通过为两方政府效力的方式，换取藏传佛教在两国之中发展的许可和扶持。

比如王、李两位喇嘛，明朝对他们的封赏除了赏银外，就有“赍敕命图书颁给西僧喇嘛王桑吉八藏等”和“给副总兵廪给，给增其徒”。甚至考虑到王、李两位喇嘛在辽西能参与到明朝官员的决策，并且辽东巡抚袁崇焕这一等级人物对他们高度赞扬，很难说两位喇嘛在当时辽西文武官员中是否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信徒。

不过受过往政治传统的影响，明朝朝廷对喇嘛们的活动依然是持质疑甚至厌恶。不仅后金方面派来的喇嘛们被认为“喇嘛讲劝之书更诈也”，为明朝服务的喇嘛，明朝上层也是态度复杂。

比如崇祯元年，发生了蒙古“兀浪哈大率众自得胜路入犯，……初不传烽，以王喇嘛僧止战也”。虽然王喇嘛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此，崇祯帝却认为“疆事仗一哈嘛僧讲款，不将轻我中国哉”。

以此事件为分界点，包括王喇嘛和李喇嘛在内，那些为明朝效力的喇嘛们，突然从明朝、后金、蒙古三方记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后金/清方面，依然有喇嘛作为使者前往明朝，但已经彻底对立的双方已经没有让他们活动的余地。

参考文献

《明实录》

《满文老档》

《性余堂集》

《清史稿》

《清太宗实录》

谈迁《国榷》

李勤璞《明末辽东边务喇嘛》

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

李勤璞《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历史蒙古研究》

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

李建才《明代东北》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明忆，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