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媒体爆出一件奇闻：去年11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破获了一个发布儿童色情图片的论坛。在破获之后，FBI并没有立刻关闭论坛，而是保持了两周的时间，试图找出上面5600余名用户的真实身份。在此期间，FBI探员假扮成儿童色情作品的出售者，在论坛上发布儿童色情图片。到目前为止，FBI只抓住了一名嫌疑人。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可能会逮捕更多的嫌疑人。但是这种做法已经在美国媒体中引发了议论。（见观察者网5月31日新闻：FBI“钓鱼执法” 自营儿童色情网站）

在美国，持有涉及儿童的色情图片与录像属于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持有儿童色情图片或录像，当事人几乎必然要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这是因为，喜好儿童色情的人，很有可能会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因此，美国社会一直在严查这些人。犹他大学一位很有前途的材料学教授，之前就是因为被发现持有大量儿童色情录像，而被拘留、起诉，还被大学免去终身教职。

事实上，这并不是FBI针对恋童癖的第一次钓鱼执法了。

1993年，马里兰州一个十岁男童乔治·斯坦利·丁斯基失踪。司法人员最终锁定两个嫌疑犯，发现他们在此前25年间曾对多个儿童实施性侵。深入调查后，发现此二人常常在网上传递儿童色情内容，并利用网络寻找犯罪的目标。

此后，恋童癖与网络结合的问题才引起公众注意。FBI和一些地方警署启动了钓鱼执法的行动。为了从普通人中鉴别出潜在的儿童性侵罪犯（亦即恋童癖），大量探员在网上伪装成儿童或青少年，通过聊天室、论坛等网站，吸引这些人出现，然后一举抓获。

比如，1999年，密苏里州男子迈克尔·尤金·法利斯在网上结识了少女温蒂。在网上聊天之后，他还打电话给温蒂，引诱她说出自己的住所以及父母什么时候不在家。法利斯在电话中还表明了自己性侵的愿望。他驱车数百英里来到温蒂的家，被当地警察一举抓获。温蒂其实就是当地警官假扮的。法利斯被判处57个月的有期徒刑。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美国司法体系中，在钓鱼执法（Sting Operation）与构陷（Entrapment）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红线。如果操作不当，就会把钓鱼执法变成构陷，这样执法者自己就犯了法。因此被钓鱼的嫌疑犯往往喜欢用“被构陷”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样的“构陷辩护策略”要成功，一般就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主观条件：犯罪的想法来源于警方卧底而不是当事人，当事人在与警方接触之前没有犯罪的意图；

2)客观条件：警方在钓鱼过程中采用了要挟或其他手段，迫使当事人犯罪。

构陷首次在美国司法体系引发关注是在1915年的美国政府诉吴伟（音译，原文为Woo Wai）案。19世纪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接受“构陷辩护”，无论钓鱼执法是否跨过了红线，都无助于减轻对被告的判罚。20世纪初，美国司法体系逐步意识到了构陷的问题。

约在1912年前后，旧金山地区司法机构认为华人有一些地下的非法勾当，但是苦于无法找到切实的证据。吴伟是当时唐人街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商人，当地司法机构就想用钓鱼执法来抓到他的弱点，逼迫他提供港区华人犯罪的证据。于是司法机构派出了一位卧底，假扮成珠宝商，移居到吴伟的街区，与吴伟逐渐加深了交往。后来卧底对吴伟说在圣迭戈有一桩不错的生意，愿不愿意陪自己去看看。吴伟同意了。

卧底一路上把吴伟照顾得很好，两人一路吃喝玩乐，到了圣迭戈。到那里以后，一个管理美墨边境移民事务的官员对吴伟说，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生意，就是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输送中国苦力。每输入一个华人劳工，移民官收50美元。吴伟当时便拒绝了。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卧底不停地向吴伟提这件事，最终吴伟勉强同意做一次试试看。

当地司法机构此时已做好了准备，一旦偷渡客进入美国，就立刻全部抓获。结果当天警队跑错了路，一个人都没抓到。之后，吴伟觉得此事实在太危险，于是决定洗手不干。移民官浑身解数，甚至退回了自己的一大部分佣金，才说服吴伟再做一次。这一次，警方没有再犯愚蠢的错误，人赃俱获。吴伟被以走私、贿赂等多项罪名起诉。

吴伟很快被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判处有罪。但是他们上诉到了巡回法院，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其基本意见就是：当事人在与警方卧底接触前没有犯罪意图，犯罪的主意是警方提出的。

由此，美国联邦司法体系注意到了构陷的问题。此后在禁酒令时代，为了打击潜藏的地下酿酒者，美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钓鱼执法。这也导致了构陷的问题屡屡出现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美国司法机构的钓鱼执法并不仅限于打击恋童癖或早年间的地下酿酒者。之前笔者在关于波士顿爆炸案的文章中就提到过，美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大量的钓鱼执法，其中有一些案例，已经涉足灰色地带。就是说，在一些案例中，已经很难说清楚，究竟是FBI引诱当事人说出了自己要进行恐怖袭击的愿望，还是FBI给予了当事人进行恐怖袭击的念头。（见观察者网4月22日文：寂静的恐怖：内在敌人成美国噩梦）

而在进出口控制领域，美国司法机构一样在进行钓鱼执法，比如今年的马立颂案件。此案中，张家港市商人马立颂向一个美国司法机构设立的钓鱼网站询问购买碳纤维材料事宜，而后得到探员的接洽。马立颂在获取了一份受到严格出口限制的碳纤维样品后，违反规定，将其直接邮寄回国，并将报关单填写为“衣物”。因此他在离开美国时被捕，并可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与100万美元罚款。此案中，政府卧底专门向马力颂提到没有执照而将T800型碳纤维材料运出美国是违法的，而当事人没有当回事，只申请了T700型的出口执照，就把T800型的样品寄回了国，而且还标注为“衣物”，于是在法庭上就无法用“构陷辩护”来减轻判罚了。

但美国司法机构的钓鱼执法也并不总是成功的。

为了打击墨西哥黑帮的毒品交易以及对美国的渗透，美国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ATF）曾多次故意让亚利桑那等地区的枪械店通过非法途径销售枪支，然后追踪枪械的流通情况。2009年10月26日，ATF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枪械钓鱼行动，试图一举打掉整个地下枪械交易网络。这个名为“速度与激情”的钓鱼行动涉及约两千只各式枪械。但是整个行动仅仅抓获了一些小鱼小虾，ATF想要打掉的地下枪械交易网络毫发未损。而涉及的两千只枪械中，仅有约710只得到回收。也就是说，ATF为黑帮提供了约1300只枪械。更糟的是，美国边境巡警布瑞安·泰瑞还被该行动涉及的枪支杀害。前墨西哥最高检察官说，这些枪支打死打残了至少150名墨西哥人。

这并非孤立，ATF之前行动也有类似的枪支流失问题，以至于“枪支流失”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属名词（Gunwalking），只不过“速度与激情”行动的糟糕结果远远超出了过去其他行动的水平。

平心而论，钓鱼执法并不是洪水猛兽，在一些社会问题中必须要用到钓鱼执法，才能避免守法公民受到侵害。比如在恋童癖的问题上，只有通过钓鱼执法在恋童癖实施犯罪前抓获，才能避免更多的儿童遭遇不幸。

但是，司法机关也应该严守钓鱼执法与构陷之间的界限，不能给当事人臆测一个犯罪企图强加，更不能在当事人根本没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就把罪名强加给当事人。

此外，从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即使是司法体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钓鱼执法的问题上有时也容易游走于灰色地带，有时甚至功不抵过。所以，应慎重地在一些关系到民众重大利益的领域使用钓鱼执法，而不应该在治理简单的违法行为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