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前美国私营情报承包商的雇员，近日在香港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国内外进行网络监视的“棱镜”项目。这一信息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在媒体和评论家的议论之中，有的认为他是个爱国者，有的认为他是个叛徒。有的认为棱镜项目非常令人惊讶，有的则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有的认为美国情报机构的这种监视非常不妥，是对公民权的侵犯，有的则认为这是美国为了应对美国国内安全问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在这里，笔者想围绕斯诺登事件谈一谈美国国内的一些传统观念和社会思潮，以及国际范围内政府行为的一些趋势。

斯诺登是爱国者还是叛国者

其实就目前披露的情况看，斯诺登是美国传统自由主义爱国者。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爱国者所维护的，并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利益，而是美国立国的理念基础，即自由与平等。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者往往维护的是该国的直接利益，而美国的自由主义爱国者往往认为，相比于一些具体的利益，这些理念才更值得捍卫，否则美国民众将为这些理念的缺位而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美国保守主义爱国者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到外国颠覆民选政府以法西斯政权代替之（比如智利），而自由主义爱国者则勇于揭露这些事实，抨击美国政府和资本力量偏离自由平等的行为，尽管这可能导致美国海外利益短期受损。

有人会说如果斯诺登真的是爱国主义者，那么他为什么不在美国民主体系内来披露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呢？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有一些美国正牌情报人员试图披露，但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他们的声音也没有造成足够的社会舆论，因此斯诺登才出此下策。

美国文化中把披露内部信息来曝光政府、企业丑闻的人叫做“吹哨人”（Whistle-Blower）。近些年来，美国情报体系其实已经出了很多位吹哨人，斯诺登是最新的一位，也是到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美国吹哨人的简史

吹哨人这个词，出于体育比赛，指的是吹哨指出犯规的人，也就是裁判。这个词的发明，是因为这种人是一种正面人物，而此前美国文化形容这种人往往要用到贬义词“告密者”（Informer）和“打小报告的人”（Snitch）。因此媒体后来发明了这样一个带有褒义内涵的特殊代称。我国目前把这个特有名词一般翻译为“举报人”，也算贴切。

吹哨人是社会监督体系的必要补充。美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吹哨人对社会的重要价值，因此立法鼓励和保护吹哨人。这方面最早的法案要追溯到1853年为解决南北战中军需品供应商欺诈问题而设立的《虚假索取法案》（或译为《反欺骗政府法》）。该法案将政府索赔金额的一部分奖励给吹哨人，并保护他们不受企业恶意解雇。在其后的很多法案中，美国立法机构都特别考虑了对吹哨人的保护，比如《安全饮用水法案》、《资源保护与恢复法案》等等。

吹哨人以个人身份曝光政府机构或企业，时时都面临着打击报复。通常对立方使用的手段就是极力抹黑吹哨人，破坏其信誉，使其发言不再具有公信力。比方说我们现在就能看到，一些媒体就特别强调“斯诺登的女友是个钢管舞女”、“斯诺登高中没毕业”、“斯诺登虚报个人收入水平”、“斯诺登肯定是个中国间谍”等等。这些媒体不去讨论、追问其曝光内容的真假虚实，而刻意强调这些方面，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其生存环境一直比较好，一直没有过大的外部压力，因此美国理想主义者可以更少地为现实妥协。所以美国民间和政府中，理想主义色彩就比其他国家更多。很多人可以为了自己心中的理念，毅然站出来反对庞大的政府机构。他们有时候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往往比商业上的吹哨人的牺牲都要大，法律上对他们也没有特别保护。

比方说托马斯·安德鲁·德雷克（Thomas Andrew Drake）。德雷克1957年出生，1979年加入美国空军，从事情报分析工作。他曾长驻欧洲，参与过对东德的监视，并对斯塔西与东德对内情报体系深恶痛绝。9•11后，美国政府极大加强对美国国内的监视，唤起了德雷克对东德对内监视的记忆。当时德雷克已经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管理人员了。他注意到即便在《爱国者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已经开始了对国内民众一般通讯的监视。这在当时是完全违法的。他当时便向国家安全局高层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应。后来，由于他的工作与数据分析相关，也被传唤到国会参与关于9•11事件问责的听证会上。他借此机会反映了国家安全局内部工作的重大失误以及违法行为。

结果不但这些信息被淹没在一片对基地组织寻仇的议论中，他也很快被撤销了情报分析职务，被派往培训机构担任闲职。2005年至2006年间，德雷克联系巴尔的摩一家报纸的记者，披露国安局内部违规行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关于国安局内部丑闻的一系列文章。结果不但德雷克的住宅于2007年被FBI突击搜查，其本人还在2008年被美国司法部以十项罪名起诉，其中五条是根据《间谍法案》起诉的。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超过35年的有期徒刑。不过，长期担任情报工作的德雷克在与记者沟通的过程中始终小心翼翼，没有泄露任何国家机密。这些罪名最终在证据面前分崩离析。但是作为高级情报分析和管理人员的德雷克，则事业尽毁，曾经不得不在一家苹果公司的商店里做营业员为生。

有着这一段经历，德雷克在今年6月12日于英国《卫报》撰文，支持斯诺登的举动，并对其逃往香港进行披露表示非常的理解。

另外，美国另一位知名的吹哨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也对斯诺登表示了支持。埃尔斯伯格博士是决策论领域的专家，在越南战争期间于兰德公司从事高级情报分析工作。他在接触到一些政府内部文件时秘密照下了文件的一些部分并披露给了媒体，这些文本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该文件披露美国政府在越战早期就已经意识到越战不可能获得胜利，而且美国政府曾对公众和国会系统性地发布关于越战的谎言。

针对埃尔斯伯格，美国总统府的一些人员和中情局官员曾秘密潜入其医生的办公室，试图获取任何可能能证明他是个神经病的文件，从而彻底破坏他的公信力，不过并未找到相关文件。不过埃尔斯伯格还是被以《间谍法案》起诉。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15年有期徒刑。后来，水门事件爆发，录音资料曝光了美国政府针对埃尔斯伯格的一系列违法迫害行为和企图，政府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起诉。

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些情报机构内的吹哨人都纷纷对斯诺登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可见自由主义爱国者在美国的数量并不太稀少。他们所希望维护的，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传统观念。

政府能力与责任的僵局

斯诺登所披露的信息，在美国民众中并未引起太多的惊讶。笔者所接触到的美国民众，很多都说，自9•11以后，他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政府可能已经开始监视民众的通讯信息了。只不过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也是对斯诺登的赞同）在于，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正在监视民众的通讯，更没有说清楚到底哪些地方监视、哪些地方不监视。这让民众有了一定的不安全感。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很多民众和自由主义爱国者之间就有着一定的观念差异。

西方传统上认为政府应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过多地涉入社会运行。但是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矛盾日益激化，民众其实自己就开始要求政府不断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和干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国内一个餐馆里吃饭，他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外面来了两个小偷，一个人吸引大家注意力，一个人顺手就把电脑包拎走了。我们两人到吃完饭才发现包不见了。我们只能去附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调出监控录像，发现了小偷，但没有正面的影像，所以没办法确认小偷的相貌。而监控摄像头部署也不密集，其他摄像头里也没有再找到小偷。

这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摄像头密集的话，不但小偷的相貌可以找到，而且可以根据连续的监控，发现小偷跑到哪里去了，破案就非常简单了。但是反过来想，我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这也是一件颇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对于有些人，这就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曾有报纸记者在评论印度强奸泛滥的时候提到国内摄像头比较多，大街上公然强奸的事情比较少。这位记者对此非常不以为然，说“强奸可能是没有了，可是，自由也没有了”。这种不接地气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大量民众的抨击和讽刺。可见，在“没有强奸”和“被政府监视”之间，一般民众恐怕是会选择“没有强奸”。

同样，如果让美国民众在“更可能遭受恐怖袭击”和“被政府监视通讯”之间进行选择，多数美国民众可能也会选择“被政府监视通讯”。

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美国超级英雄漫画喜欢强调一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是很少有人会反过来考虑，那就是“责任越大，那么就需要能力也越大”。如果我们想要政府能够抓住每一个偷钱包的贼，那就必须要容忍政府设立密集的监视系统。如果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从普通民众中甄别出恐怖分子，那就必须允许政府监视普通平民的通讯信息。一个谁的隐私也不侵犯、谁的电脑也不入侵的传统小政府，也就完全不可能抓获隐藏在民众中的恐怖分子。

因此，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国际压力大、危险多，就越是要求政府职能扩大。斯诺登事件所反映的，是美国传统自由主义观念与当前美国社会现状之间的激烈矛盾，也就是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扩大情报机构的功能，防范恐怖主义，提高对外情报获取能力，这是美国利益的需要。但是民众也不希望政府的触角伸到民众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美国社会而言，维持传统小政府已然不现实了，但是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究竟该扩张到哪个程度，仍然十分迷茫。

此外，斯诺登本次的行动其实也是美国小政府传统自食其果。尽管政府职能已经不断扩大了，但是传统思维还是阻碍着政府本身的扩大。于是情报机构不得不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让其商业雇员来从事对国内外民众的监视工作。斯诺登恰恰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接触到棱镜项目的。

有趣的是，斯诺登事件爆发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1984》的销量上升了几十倍。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了一个以外部敌人为借口施加对内监视与镇压的独裁国家。人们经常拿这本书抨击对内监视。可是，当民众因为社会安全问题而要求政府拿出解决方案来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能提出来比对内监视更加有效的方案。

反过来讲，政府监视民众力度如果非常大，那么未来民众又该如何监督政府呢？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案中，政府官员还要非法闯入医生办公室试图窃取其精神状况的文件。如果政府无所不知，那么打击起吹哨人来，也就更加得心应手，民众又该如何监督政府的工作呢？

究竟自由与安全的妥协应该在哪里划线？换句话说，虽然小政府已然不靠谱了，但是政府究竟该大到什么程度？这不但是美国的问题，更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