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一直以来，三星堆的文物给大众留下的印象是神秘而充满“异域风情”的。早先出土的黄金权杖、青铜大立人和青铜纵目面具更是备受关注。但我们也看到三星堆同期出土的玉琮、青铜尊、陶器仍是具有中原色彩的。到底该怎么审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联系？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纵目面具，图自三星堆博物馆。

李竞恒：三星堆有点类似敦煌的角色，是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所以肯定会体现出和外部文化交流的一些特征。但敦煌的基本文化属性是中国的，这是毋容置疑的。三星堆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的，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处于西南地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故而带有比较独特的地方文化色彩。

这条路线是沟通古代欧亚各种文化的脉络之一。过去大家比较熟悉西北丝绸之路，但实际上西南地区也有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即经过云南、东南亚通往印度、中亚的交流路线。《史记·大宛列传》就记载张骞在现在阿富汗一带见到过“邛竹杖、蜀布”，就是巴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纺织品、特产经过这条路线能被运输到阿富汗。

而印度洋周边所产的环纹贝、东南亚的象牙、西亚或中亚地区的蚀花肉石髓珠等商品也沿着这条路线被运送到云南和巴蜀，三星堆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印度洋环纹贝，反映了这条交流路线的存在非常古老。

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海贝，图自三星堆博物馆

这次三星堆新发现的丝绸，以实物形式证明了当时巴蜀丝绸的存在，是贸易上的重要商品。既然蜀地是西南地区的“敦煌”角色，自然具有文化交融的色彩，但其基本属性是中华文明的地方分支。

三星堆的礼制，受到过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比如三星堆的重要礼器玉牙璋，就是二里头牙璋的形制。又比如青铜兽面牌，这是二里头的重要礼器，三星堆也有这种青铜兽面牌。三星堆的陶盉在形制上与二里头的陶盉一样，其功能都是祭祀“上下神祇”，实现“上下交泰”的礼制功能。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体现的宇宙观完全是中华文明的，当时中原信仰是宇宙中心有建木、若木这些神树。《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地形》：“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就是说，中原文明信仰东方有扶桑，中部有建木，西部有若木，这三棵大神树，树上住着十个太阳。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图自三星堆博物馆。

当然，中原文明信仰太阳就是神鸟，《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踆乌”，《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乌。”古蜀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很形象地展现了太阳就是神鸟这种世界观，明显和中原一模一样。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铸造的九只鸟，就是在扶桑一类神树上的太阳鸟。

你可能要问，不是说十个太阳吗？对呀，现在正有一只在我们头顶值班呢，所以树上休息的是九只嘛，然后轮班。这十个太阳，也就对应天干，即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过十天叫一旬，十个太阳鸟正好轮一圈值班。这种宇宙观，完全和中原一模一样。

我们看一个文化属于什么的分支，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精神世界、宇宙观这些最内核的属性，三星堆在这些方面和中原是完全一样的。至于礼器方面，也是大量使用中原青铜礼器，这次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方尊，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礼器也是一样的。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化的本质是中原文明的一个分支。

观察者网：此次，新出土的黄金面具残片惊艳亮相。我们知道同时期的黄金制品在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比较著名的是二里岗出土的金箔夔龙纹残片。为什么西南地区会形成独具特色的黄金崇拜？

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是我国较早出现黄金制品的遗存。据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黄金崇拜是“西来”的。您觉得这个判断成立吗？

李竞恒：早期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里面确实不太看重黄金，而是看重青铜礼器、玉器、大龟壳，前两个大家能理解，青铜礼器像九鼎什么的，就是天下的象征，非常宝贵。玉器像和氏璧之类，秦王愿意拿十五座城池去交换，也是宝贝。大乌龟壳，这个现代人有点无法理解，但《礼记·礼器》说“诸侯以龟为宝”，《论语·公冶长》记载鲁国大贵族臧文仲家族收藏大蔡之龟的龟壳，用“山节藻棁”的华丽房间珍藏，确实是当宝贝的。大龟壳还能用来占卜，这是当时的高科技。

在古蜀文明里面，其实和中原一样，都是看重这三样宝贝的，三星堆那么多青铜礼器，这就不必说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众多的玉器，各种牙璋、玉琮、玉璧，和中原也是一样的。大龟壳，金沙就有出土，上面还有烧灼占卜使用的痕迹，也是拿宝贝龟壳来预测未来。灼烧龟壳占卜，这是把水、火两种宇宙基本元素相结合，龟是水里的，烧灼用火，水火就是阴阳，阴阳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古老传统。这些方面，古蜀和中原一模一样。

三星堆比同时期的中原更重视黄金，有金面罩、金杖这些独特的器物，这属于一个地方性的习俗。至于中原地区从二里岗到殷墟，其实也有黄金制品，只是不被那么看重。黄金的来源，应该主要是从西北、北部等多个渠道，并不一定只是西来。

本次新出土的黄金面具残片

中原地区也谈不上“黄金崇拜”，战国时期黄金使用多了，那就是当作钱来用，比如楚国的郢爰，就是将小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用天平称量使用，就是个世俗货币，是个工具，谈不上“黄金崇拜”。

至于三星堆使用黄金礼器这一独特地方习俗，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是方国联盟，王夫之、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谈过，夏商中原王朝相当于是一个“盟主”而已，这个盟主对于联盟中各方国的礼俗、习惯都是不干预的。

《礼记·曲礼下》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孔疏：“俗者，本国礼法所行也”，就是说要尊重各方国、诸侯的地方习俗，不要去改变它。《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古书都记载大禹入裸国，也不穿衣服，就是尊重当地独特的地方文化和习俗。所以，古蜀的基本文化框架、礼制是中华系统的，但也保有独特地方礼俗，这些并不矛盾，恰恰是三代时期的习惯。

观察者网：此前，有报道称在越南发现了与三星堆形制相似的牙璋。据此，我们该怎样评价三星堆的文化辐射效应？

李竞恒：三星堆和古蜀文化的辐射范围其实不仅仅限于四川、重庆，我们说的“巴蜀文化”其实是一个大巴蜀的范围，也就是囊括了巴蜀文化辐射圈的广袤区域。

古蜀人和越南北部、东南亚等地都存在密切联系，根据《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的记载，越南北部（交趾）当地原本是各种雒王、雒侯、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就是来自古蜀的一位王子，在越南北部建立了安阳国，称安阳王。从蜀地有通往越南北部的成熟路线存在，才能率领三万人前往建国，越南发现的三星堆式样牙璋，其实是佐证了这样一条从蜀地通往越南路线存在的事实。

除了越南，古蜀经云南通往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其辐射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在云南尤其是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有比较明显来自蜀地十二桥文化的色彩，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也多有发现三星堆式样的鸟头勺柄、陶器盖等，说明三星堆文化向东最远辐射可以达到湖北的西部。

在四川盆地以西，沿横断山麓一直南下沿线周边的西南夷各族群，也是蜀王的附庸，《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便是生动的写照。巴蜀文化辐射圈，是北至甘肃、陕西南部，西至青藏高原东麓，南至云贵和东南亚，东至湖北西部的广袤范围。

观察者网：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不少研究者都期待可以从中发现文字。在尚未发现文字的状态下，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三星堆文明？

李竞恒：关于古代巴蜀的文字，其实中原一些古代文人曾经是有偏见的，如汉代文人扬雄在《蜀记》中说“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战国策·秦策》说：“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这些都是将古蜀视为比较落后荒蛮之地，文化上连文字都没有的水平。

但实际上古蜀是存在着文字的，对于这种古蜀文字，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说“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共同基础”；李学勤先生说“我国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这些巴蜀文字，有的也称为巴蜀图语，这文字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纯符号比较多，另一个系统有很多图形，比如手心纹、老虎纹之类的，可以确定是成熟的文字。

但是这种巴蜀文字出现和使用的时代，是晚于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有一些符号，学术界有人认为是原始文字，但三星堆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文字，目前至少没有很硬的证据。

有人说，三星堆没有文字系统，不能称之为文明，这种说法是很有偏见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中美洲玛雅文明，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却没有金属工具，使用的还是石器，但没人否认玛雅是文明。同样的，就算三星堆没有文字，但却有发达的青铜体系，这个当然算是文明。更何况，三星堆的一些符号，确实可能是原始文字。

例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神与兽的纹样学》一书中，就将三星堆金杖上面以箭射穿鱼的图形视为“鱼凫”的古代发音记录，并认为金杖上的人头是太阳神。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林向先生，则将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人的形象读为“鱼凫王”。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当然不是说这些观点一定就成立，但三星堆一些陶器、玉璋上还刻画有其它的符号，这些迹象至少不排除当时古蜀存在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因为文字的出现和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成熟的巴蜀文字，肯定不是忽然出现的，而是存在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这个源头，肯定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时期。

虽然目前还没有三星堆时期具有文字体系的证据，但我们可以通过三星堆文化表达的观念，结合中原古籍文献对其进行还原。就像上面我们提到的青铜神树、太阳神鸟这些，完全可以和传世文献中的建木、扶桑、十日、日中三足乌这些对应得上。所以需要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充分利用好古代文献典籍，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三星堆文化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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