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零】

我是个“考古门外汉”，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都学过一点，兴趣广泛而浓厚，但我和每个行当都保持一点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基本上是从“门外”看问题。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过七年，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对考古学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田野发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经干过又离开了田野发掘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考古学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忠实读者。

今天，我想从“读者”的角度讲话，从这个角度，讲一下我对“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学的“作者”一定是专业从事田野发掘的人，但它的“读者”却并不限于这些人，它还包括许多“友邻学科”的学者，包括许多热心此道的公众，甚至是盗墓贼和古董贩子。我们不应忘记公众，忘记读者。你忘记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那样，考古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干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关系不深，没人赠送，咬牙跺脚，书总还是要买；“贼”也会惦记着你们，我们没钱，他们有的是钱。其他人只好敬而远之。

《夺宝奇兵》剧照

前些年，《读书》杂志组织过一个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参加者，除陈星灿先生是城里人，其他人和我一样，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辈不以为然，说这是虚构的问题，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进来。我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会也就不必开了。因为，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

考古学不应自建壁垒，自绝于人

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

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实际上，经常都是借助于某些过渡层次，借助于某些边缘学科和边缘人。我在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曾说，国内国外需要沟通，沟通是伟大的牺牲(常常里外不是人)。考古内外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必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比如，孙机先生的文物研究，杨鸿先生的美术考古，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它们就有这样的作用。

各“友邻学科”的参与，对考古不是多余，而是大有帮助，甚至不可或缺。比如，没有学古人类、古动物、古地质、古环境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家参与，新石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冶金史和古文字的专家参与，先秦文献和历史都糊里糊涂，商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艺术史和工艺史的专家(包括从事古建、石刻、金银器、丝织品、瓷器和绘画的学者)参与，没有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语言的专家参与，汉唐考古怎么搞。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现在，撇开这些协助，考古报告已没法写。

很多年前，我当研究生，受过教育。有个老师上课，一上来就讲“划清界限”，一是同历史学和民族学，二是同文物研究和艺术史研究，三是同金石考证和古文字学，即同各“友邻学科”，统统划清界限。其实，这是“画地为牢”。“画地”是什么意思？孙悟空要保护唐僧，给他画个圈，让他坐在里面，主要是怕妖怪来了，把他师父吃掉，这就叫“画地”。

我现在出了这个圈，没有这个顾虑。我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前沿学科，是大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它的中心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文学术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但公众有权过问，学者也有责任解答。我们不应以学术为壁垒，自绝于人，把考古仅仅看作物质的东西，并以学科局限为托词，认为它与社会领域和思想问题无缘。

比如俞伟超先生就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以占卜为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样的发现，既属于史前时期，也属于有史时期。如中国的骨卜和龟卜，上可追溯于新石器时代，下可延伸到明清时期，即使没有占卜文字，这也照样属于精神领域。他说考古研究中也有精神领域的问题，我赞同他的说法。

大众传媒，我的看法，似乎不必认为都是消极之物。记者和公众有肤浅、幼稚和其他不入眼，让专业工作者觉得形成干扰，疲于应付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考古报告是供专业人士查阅，而不是供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他们怎么下功夫也看不懂，我也可以理解。但专业人士不应放弃普通人的立场，放弃和普通人的沟通。我说放弃，那是朝好了说。有些人不是被迫放弃，而是自动放弃，从一开始走向专业化，就闭目塞听，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武功废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很多专家学者都是精神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连话都不会讲，而且还特别喜欢以己之长非人所短。我从来都不认同把聪明当糊涂、糊涂当聪明的学者定义：学问越大越不会讲话，问题越钻越说不清。

说到考古学的传播，我觉得电视和电影很重要。它有第一现场，有参与感，视野大，让大家都能安全围观，这是好事。专业工作者说是破坏，未必都是吧。它帮我们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即使对专业人士，也大有好处。过去，为了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强调安于本职工作，有人曾立下规定，就是不要去别的工地参观，更不要出国乱跑。那的确不失为一种强迫人死心塌地、埋头苦干的好办法，就像拉磨的驴要把眼睛捂上。但这也是愚蠢的办法。北风和太阳比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视和电影，还有很多成功的书刊，它们是吸引年轻人关心考古，甚至投身考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把年轻人的希望一一扼杀于摇篮，那就等于挖了专业的坟。

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好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尊重公众，将为考古赢得尊重

博物馆也是考古传播的重要途径。我参观过不少国内和国外的博物馆。没有去过的比去过的要多得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跑。比如，我特别想去伊拉克看亚述、巴比伦的东西，想去伊朗看埃兰、波斯的东西，还有阿富汗、中亚五国，乌克兰和蒙古，都是魂牵梦绕。但文明古国的特点都是灾难深重，缺乏安全。

我去过赛克勒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地方的东西都有。有时他们犯糊涂，竟然会问，为什么你们那么保守，只展自己的东西，拒绝别人的东西，一点都不国际。我说，道理很简单，中国近代落后，我们只有被抢的份儿，没有抢人的份儿。

同样的问题，陈平原说，德国有个W教授问过他。中国的博物馆，外国的博物馆，它们都有教育公众的作用。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强调历史教育，过去的陈列思想不是没问题，但它有教育的功能，这并没有错。我们的优势是发掘品丰富，展品有系统。西方的博物馆，很多是艺术博物馆，抢来的东西很乱，只能拣好看的东西往出摆。当然了，他们也展发掘品，比如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们的博物馆就是如此。我说我们的材料比较单纯，比较有系统，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博物馆，全都应该照考古报告，按坑按组往出摆。如果把博物馆办成考古队的标本室，也有问题。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图自新华网。

现在的地方博物馆，多半是靠一个或几个重大发现，用这些“镇馆之宝”来支撑。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就是靠曾侯乙墓，河北省博物馆就是靠中山王墓(两个中山王的墓)，很多年如此。如果没有，情况就惨了。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的重大发现主要是新石器，北辛、大汶口和龙山的东西。但前些年，新馆落成，在千佛山下，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没人看，人去了，只爬千佛山，不看博物馆。为什么？就是这个博物馆，论传世品，它没有特别精彩的东西，发掘品又枯燥无味(对一般公众的理解力和口味来说)。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普遍的博物馆、考古所分家，分家后，博物馆都没有新东西，也是令人绝望。当然了，我不是说，新石器就没有看头。相反，我觉得新石器时代才是关乎人类发展最伟大也最精彩的一段，问题是它的沟通难度太大，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的理论素养，通俗转换更不容易。最近，我读陈星灿先生的《考古随笔》，他是研究新石器的专业学者，短文就写得很有意思，能把新石器时代大家视为枯燥无味的东西写成枕边厕上供大家消遣的东西，令人玩索有得。可见，只要愿意写，而且能够写，即使是新石器时代，也可以讲出很多精彩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前两年，我在挪威，看他们的博物馆。挪威是海盗国家，他们的先辈比哥伦布还早就已到达美洲，航海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博物馆就专讲航海，不但展出他们挖出的海盗船，还把考古学家的航海复原展示给大家。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展品上多突出一点我们的特色，让它多出一点彩呢？我想，只要去做，肯定能。

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专家对公众的教育完全可以起很大作用，通俗是很难的事，只有高人才配做。比如，就拿古文字来说吧。这门学问专不专？肯定很专。但大英博物馆出的Reading the Past，就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本一本向读者介绍有关知识，很多都是大专家。还有，现在市面上卖的，美国出版的《失落的文明》，法国出版的《发现之旅》，很多也是请专家写。它们都是插图本，文图并茂，我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总之一句话，替读者着想，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尊重公众，将为考古赢得尊重。

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本文为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召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