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与传统中国的“疆域空间”开始发生交错，而如何论证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这两者的关系，并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满汉对立，族群界限与国族界限相互纠缠，这种困境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起点，同时也预示着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与族群关系直接继承于满清政权。

因此，在民族主义作为原生动力的刺激下，依托于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绘图技术的广泛传播，中国本土学者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相继出现，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中国历史空间论述。

1、以“尚武”为归旨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

20世纪初年，在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的思潮下“军国民教育”与“尚武精神”相互结合，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话语之一。对此，梁启超就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也。”刘师培亦言：“我们中国的百姓，不晓得尚武的道理，就一天不能立国了。”在这种情况下，为表彰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平乱御敌之光辉业绩，建构一整套的战争英雄谱系，激发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首先成为新式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内容。

据现有资料来看，清末以来最早编绘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的是湖南浏阳人卢彤。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卢氏就编绘了一套以“中国”为图名的《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开创近代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编绘之先河。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彩色石印，另附图说一册，以“黄帝破蚩尤涿鹿”图始，至“左文襄公由陕甘定新疆”图结束，共有正图44幅，附图132幅。从图集中对战争英雄的谱系叙述来看，绘者多奉黄帝、岳飞等汉族英雄为圭臬，故仍有较为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此套图集绘成后，先后呈报晚清学部与北洋政府，经审定后颇具好评。如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就批示道：“该著考据确凿，图说详明，诚为考古史学之阶梯，以之列于文武各学校，不独开治史之门径，兼可收尚武之精神。”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亦评价：“(此书）采辑渊富，刻印精密，点缀行军之标记及小注战史之原委，提要钩元，了然在目，其于各学校生徒及地理历史教员习史志深程时，有关于历代用兵成迹者参互考证，获益良非浅显。”

民国初年，卢彤又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编绘《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全书有正图48幅，附图136幅，另附图说1册，亦为彩色石印，同年由南京同伦学社出版发行。在近代中国“英法启衅，祸变旋生。琉球灭、安南亡、台湾割，藩篱尽失，门户洞开。东则老林窝集不足限戎马奔驰，西则喜马拉雅不足绝强邻之窥伺。美雨欧风，实逼处此”的边疆危机下，作者进一步“编次是图，启第便学子之推崇，抑亦当世外交之殷鉴”，实寓“对外御侮”之经世精神。

不唯如此，面对近代西方地图学与军事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作者更是感慨：“夫泰西图绘战绩，于两军驻地兵线进行，历历如指掌。披其图者，较诸亲历战线为更悉。……吾国军事学方始萌芽，自不逮泰西之翔实，此尤私心之隐恨耳。”因此，在战例选择上，与前述《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注重王朝内部战争胜迹不同，《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以国史上“边地之夷险、外情之变幻，与夫英主杰士筹防应敌之得失”为主，以求“对内必有褒贬之微词，对外尤有激厉之远旨”。同时，此图所宣扬的战争英雄谱系，已经超越单纯的汉族英雄叙述，转以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从上述谱系结构的转变来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一般知识阶层已逐步认识到单纯汉族国家建国的局限性，开始认同于多民族国家的建国模式。

承其余绪，1920年，湖南邵阳人欧阳缨也编绘了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并于同年由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是图“上起五代，下迄民国，殿以古今世界参照图，于我国五千年历史搜采靡遗，专饷中学以上之留心史地者”，图中先列疆域之广袤，次详战争之得失，故定名为《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共有正图46幅，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纵贯古今的历史疆域与军事地图合集。尽管图中对中国历史“疆域空间”的描绘，大致以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版图为准，然而，作者着力刻绘传统中国“四裔”空间的范围，对非汉族中国的王朝疆域版图亦予以重点强调。如对元清两朝均冠以“极大版图”或“大一统图”，以表彰其建构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合法性。同时，作者还将近代列强对华侵略战争绘制成图，以增强国民之“国耻”意识，激发读者“还我河山”的强国意志。此外，作者还对中华民国“领土空间”进行描述，对建构新的多民族国家之合法性进行论证。特别是新增之“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图”意义极为深远，图中文字记注：

五族分布地域，特据大势略为区别。至语其详，满洲、内蒙、新疆、川边等处，汉族之移殖者既多，甘肃、陕西等处，回胞之移入者亦不少，而新疆、青海之北部又早为蒙族所蕃滋，且地域接近、交涉繁殷，经数千年之化合，势难强为区分。阅者心识其意可也。

欧阳缨的这番论述，从空间布局上阐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这就对清末民初边疆独立倾向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也进一步论证了现实中国“领土空间”继承的合法性。同时，鉴于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皆详于域内，至于先民推测而得之大九州，足迹多经之三州五海，兵力所及之欧北非东，未有入于图者”，故在疆域战争而外，作者特意加绘“工程如夏禹之平水土，秦皇之筑长城，隋炀之治运河；交涉如甘英之临四海，玄奘之使天竺，郑和之下西洋等。或存利济纪念，或开拓殖先声，必特别纪念以表先贤远略，而唤起国民雄伟之精神”。

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建构新的国族主义化的“新史学”，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国史上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之“民族英雄”进行建构，使之转化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应该看到，《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亦是在此思路下对传统话语资源的再创造，尽管作者仍浸染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华夷”观念，但在民初多民族国家建构之大背景下，作者一方面通过“表扬我国雄才大略、长驾远驭、包举宇宙之奇伟俊杰”的光荣战绩（包括非汉族英雄），以寓“往哲保存国土之思”；一方面通过对历代王朝“大一统”疆域之颂扬（包括少数民族王朝），来提醒国人现代中国“领土空间”维持之不易。

换言之，此图编绘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论证“五族共和”背景下，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实“领土空间”之合法性，故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正是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故《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在当时流传甚广。如《南开中学史地学科教学纲要说明（1929年）》中，就明确规定“佐以武昌亚新印行欧阳缨所制之《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及历史挂图”。上述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在对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叙述中，实际上已表明军事手段是维护现实中国领土主权的直接动力，其本质则是以历代王朝开疆拓土之战争得失为学术资源，推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建设强大武力，唤醒国民“尚武”精神，以此维护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

2、以“疆域沿革”为主题的历史政区地图编绘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全清王朝统治下的全部领土，在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经梁启超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倡导“中华民族”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伴随“新史学”的发展与新学制的建立，“制造国民”亦成为新式史地教科书编纂的政治诉求。为响应这一号召，民初以来国民教育中有关历史疆域与沿革地理的内容，无不以统合中华民族、振兴爱国精神为归旨。这一时期历史疆域地图的编绘，也已开始摆脱“汉族空间”主义，注重边疆历史地理的书写，呈现出民族化与多元化的风格。

为提供符合现代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沿革地图，民国三年（1914)，童世亨专门编绘《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一册，成为民国肇兴以来第一部以历代疆域变迁为主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法，彩色石印，由上海中外舆图局初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书中首列“禹迹图”与“华夷图”拓片，其后依次为禹贡至清各代疆域图，共计18幅，其末则附“历代州域形势通论”10篇。民国五年（1916)，作者又以前书为蓝本，另行编绘《中国历代疆域图》一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供中学、师范各校历史科讲授之用。全图依朝代先后顺序编制，分为21图，合成12幅，凡历史上重要地名变迁形势，皆选载无遗。

就内容而言，上述两图详载“塞外民族之盛衰，江淮河济之变迁，长城运道之兴废”以求“养成国民沿革地理之常识”。其编绘特征有二：

一是对清以前中国传统“疆域空间”的空间书写，则是在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表皮下，隐藏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核。具体言之，各图题名为“某代疆域及四裔图”，图中分别以纯黄色表示“本部中国”，而对“周边中国”的四裔民族，则多以不同颜色线条区分，以符合现代中国对“中华民族”主体的界定。例如对唐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一方面以纯黄色表示实行郡县制的“本部中国”，另一方面则以黄色线条对“四裔”空间加以内外区分，如吐蕃、突厥、回鹘等，则被画入当时中国的“内藩”版图，而朝鲜等则被认为是“外藩”。对明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亦是如此，除去对传统汉族空间的标示外，亦将鞑靼、吐蕃、畏兀儿、女真诸部纳入“内藩”版图，而将朝鲜、缅甸等纳入“外藩”。

二是对清代前期“疆域空间”与后期“领土空间”进行区分，并不再使用传统“四裔”话语。特别是在清末疆域图中，作者还附绘辽东半岛图、香港九龙图、澳门图、威海卫图、胶州湾图、广州湾图等殖民地租界图。对于这种区分，《中国历代疆域图》“凡例”中就明言：“有清二百六十年，其初至开疆拓土，与其季之割地开埠，盛衰强弱，关系最为切近。故特分绘二幅，俾阅者比较而知国势之日非也。”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对清代疆域空间的两分绘法，不仅有助于激发青年学子的国耻意识，同时也适应了清末民初领土属性转型的现实需求。

迨至1922年，北京大学学生苏甲荣（字演存）亦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一套，于当年交中国舆地制图社初版发行。该书封面洋装金字，由梁启超题签，装帧考究。复经张相文、杨敏曾、朱希祖、白眉初、梁启超等名家作序，极显气派。同时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所绘时段上起禹贡下迄民国，为图大小凡百，附图二十，彩色石印。其内容随时局而新，古今对照，相得益彰，可供中等以上学校历史学科之参考及研究地理考古学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4年，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章程》就规定：中国史学门在主修课中应修“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一课，其要义就在于明了中国历代疆域统系。北大史学系成立后，1917—1920年间，随即延聘张相文主讲中国沿革地理史课程。受上述学术氛围的影响，苏甲荣“于舆地之学尤深嗜若渴，课余辄据讲习所闻，集近出诸图，悉心研究而手绘之，而久之成图”。同时，当时北大沿革地理学的知识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传统沿革地图的弊端，如杨敏曾在此书序言中就称：

图古今沿革者近亦有人，而莫备于宜都杨氏。第杨氏长于考古，短于征今。书中于内地各行省确凿可据，而以边徼诸地尚嫌疏略，而又不谙绘图之术，分折多卷，不便省览，盖犹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改订焉。

受此影响，苏甲荣在《中国地理沿革图》的图目安排上，对历史中国的“四裔”空间多有注意。如在古代疆域图中，作者特意在两汉图组中加入匈奴图、西羌图、古代印度及西亚图、西南夷闽粵南粵图、古朝鲜并三韩图、匈奴鲜卑消长图等分图；在隋唐图组，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图、柔然图、突厥未兴以前西域图、突厥图等；明代图组则加入明代亚细亚形势图、明末满洲图等。从图名上看，这种将正统王朝空间与周边少数民族空间并立的绘图方式，实际上表明作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四裔”话语，转从历史上各民族平等的角度展开论述，极具开创意义。同时，在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书写上，作者在《禹贡九州图》之后，还特意加入一幅《古代世界图》，此图重点描绘的是“黄种人”自巴比伦、中亚等地迁入中国之路线，即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换言之，这种描述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人“久居其土”起源上的疑问，这就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地图“九州”空间的法统神话。同时，认可“西来说”，本身就是在民族危机下希望中国与西方同源，通过重构“民族一元论”，借西方文化资源来论证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

古巴比伦的世界地图

3、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

在断代历史地图的编绘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邹兴钜编绘的《春秋战国地图》，此图于1912年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朱墨厘然，图说相辅，图凡12幅，内有春秋图、战国图各6幅，末附《春秋战国地名释》一卷。春秋战国时期是国史上最为纷扰的时期，其时地域分合，名称歧异，均极难考索。故晚清以来，对于春秋战国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一直是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中的学术兴奋点。此图经邹氏“研摩五载，为扩斯图，补阙订讹，殆无一字无来历”，当时就有学者评价道：“图说皆较杨氏为详，后作胜于前事，于此亦信。虽未能遍及秦汉以下，然寥寥一册亦足以惠多士矣。”作者在自序中坦承：

余少时读乙部书，上自三代下及有明，其间成败兴衰粲然可考。而疆域沿革、山川形势辄苦其舛纷轇輵，亟欲有以梳理之。于是为之图以核其旧位，为之说以释其今名。……古之秦，今之俄也。英法德美与同种同文之日本，即春秋之齐晋秦楚吴越。而韩则地跨欧亚之土耳其也。上下三千载，纵横二万里，其形势相若焉，其攘夺相若焉，其强弱相维之故，亦匪弗相若焉。呜呼，抑可怪也已。今日之中国，其长处于列强势力平均之下，为春秋之宋卫曹郑。以沦于印度、波兰、埃及犹大之城耶，抑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以日，即于盛强而使人不可及耶。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也是兼并战争最为频发的时代，这与近代世界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列国竞争就是基于各国之间力量的角逐。因此，在列强环伺的现实环境中，作者借助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话语，以此作为对现实世界体系进行阐释的依据与资源。换言之，在作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空间想象中，中华民族要图谋自全与发展，就必须“尚力”，而这也是日后“战国策”派的核心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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