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已经决定，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在2014年底到期后不再续办。

尽管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解释说，这个决定于政治无关，只是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办孔子学院第二个5年协议到期，外方院长退休，由于学校自身原因，人文学院一些教授要求不再与中方续约，得到校长同意。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致信孔子学院总部表示，孔子学院延期半年停办，该校本身中文师资很强，不会影响汉语教学。

中方也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球已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76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不过，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孔子学院并不是中国主动输出，也是需要申请并得到中国相关机构同意后才能合办，资金也不完全由中方承担，而是双方共同承担。目前还有200多个国外学校正在申请与中方合办。

但此事仍然毫无意外地引起了一些政治猜测，国内有一些人则报以嘲讽：“看，果然办不下去了吧？”对于这些中国不管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错的人来说，有这个反应并不奇怪，所以这些猜测和嘲讽也无需回应。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古代的“孔子学院”的情况。

自古以来（这次是认真的），相比于周边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就非常繁荣发达。儒家学说对中国周边国家而言，就是当时必须与之接轨的的“普世价值”。因此，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儒家文化更是周边国家的学习对象，朝鲜、日本、越南是其中学习成绩优秀的。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国家法定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元朝算是个例外，只开过一次），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用的标准教科书，周边国家也纷纷仿效。

据《旧唐书》之《东夷列传》记载，高句丽在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已建立儒学机关“太学”和“扃堂”。“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史书，在地方设立的“扃堂”，招收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学习“四书五经”和历史知识等。这使高句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成为半岛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

同在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展较缓慢，但公元6世纪儒学已得到广泛传播，新罗于公元503年按儒家的方式改换了国号和年号。善德女王八年（639年），派遣子弟入唐留学，开始培养儒者。儒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公元78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考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新罗又派出许多贵族弟子留唐学儒。这不仅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出了薛聪、崔致远等著名儒家。

到高丽时代的公元930年，高丽已在西京“创制学校”，设“书学博士”。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公元992年，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

唐太宗时期，朝廷主持编修了《十三经注疏》，作为全国儒学教育的标准教材。此后，高丽曾屡次派人向唐朝政府提出，请求发给一套，都被拒绝。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最终满足了高丽的这一请求。

而且，唐玄宗时期朝鲜才有自己的文字，之前都使用汉字。之后，即使朝鲜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在贵族和上层社会中间，读写汉文也仍然是主流。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常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国留学、“取经”。有些学成者干脆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做官。其中著名的如晁衡，本是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岁遣唐使团到中国后，经过学习，考中了进士，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与同一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有诗文唱和往还。

西安的晁衡纪念碑。

据史料记载，唐朝的“洋进士”除了晁衡外，还有大食（阿拉伯）人李彦、朝鲜人崔致远、崔彦为、金可记，越南人姜公辅等。尤其是姜公辅，他中进士后，历官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德宗建中四年（783），姜公辅官拜丞相，后因反对厚葬德宗的女儿唐安公主，被贬职。顺宗立，拜为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追赠礼部尚书。

此后，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朝鲜和越南人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并做官。明朝初期征服越南后，有个越南人考中进士后被授官回到越南，之后越南发生叛乱，他被俘后向叛军提出，他是明朝的官，请将他送回明朝，叛军觉得有理，就将他送回到了明朝。明景泰五年（1454），越南人阮勤考取进士，任工部左侍郎。明万历年间，定居扬州的波斯人佴祺也考取了进士。

在越南，早在中国秦汉时期，儒学便已传入。宋朝时期，儒学在中国进入复兴和繁荣发展的阶段，越南也相应受到影响，朱子学传入。到明朝时期，越南摆脱中国独立，儒学也随着官府的提倡，逐渐压倒佛道两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有学校，教儒学，当然也就要建文庙，祀孔子。朝鲜和越南都在中国宋朝时期，也就是公元11世纪，建起了国家级的文庙，并仿照中国祭孔的礼仪制度，制订了专门的祭祀礼仪制度。越南河内的文庙始建于1070年，由崇尚儒学的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主持修建，里面的格局基本仿照曲阜孔庙，专门用于皇帝亲自祭祀孔子的活动。而且，这个文庙里还供奉了号称“越南朱子”的越南儒家学者朱文安，而他对越南儒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就是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编写了《四书说约》。这个文庙至今仍在，是越南仅次于古螺城和顺化古都的全国第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游客众多的著名旅游景点。而且，在外国领导人到访越南时，都少不了参观文庙的行程安排，可见其在越南的地位之重要。

越南文庙现在已成著名旅游景点。

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儒学传统和中国一样，一直延续到欧洲殖民者到来，才受到冲击。之后，各自逐步走向现代化，儒学也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舞台。不过，在民间的伦常日用中，儒学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今天的孔子学院，古代的“孔子学院”不仅是输出汉语，更是输出文化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圈”。朝鲜和越南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摆脱中国，走向独立，但仍然向中国称臣纳贡，维持着“朝贡体制”下的藩属关系，直到晚清时期，虽然中国也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重创，但仍然在竭尽全力帮助越南和朝鲜抵御外来侵略。二战后，他们分别走上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但中国对他们仍有巨大影响。而且，在欧美国家看来，他们也仍然属于“中华文明圈”。

也就是说，虽然古代的“孔子学院”虽然和现在一样，需要申请并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能开办，但相比之下，在古代，外国的主动性显然更高。毕竟，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就是先进文化，是他们学习的对象，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任何论证的事实。但在今天，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文化实力，但还没有上升为全世界都认可的“普世价值”，一些仍然以发达国家自居的欧美国家更是认为，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普世价值”，才能“与世界接轨”。

此外，在文化交流中间，国力强盛的时期文化自信程度也比较高，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较为开放，容易接受，比如中国古代的汉唐等文化繁荣时期，都大量吸纳了外来文化；而当国力衰弱时则对外来文化往往较为警惕，总觉得对方是在进行“文化侵略”，经常会有人抵制，比如中国晚晴遇到外来侵略后，对是否要接受西方文化就显得较为纠结。以此经验反观欧美发达国家，似乎也有这种现象。之前欧美对中国有绝对优势，对中国文化显得比较友好，也愿意相互交流，而近些年来，随着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抵制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这大概也算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一个新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