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信、4G、低头党等等关键词构成了新媒体时代。动词“刷”体现出读者对信息的渴求，迫使新闻从业者不断追求“更快”。出于对记者“写新闻太快、太冲”的思虑，过去15年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带着500多名学生到亚洲边地采访，曾三次赴巴写作。以期能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

李希光教授与学生多达1600页的行走笔记——《写在亚洲边地》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

前言：亚洲边地的课堂

李希光 文  王思扬 译

在这个充斥着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学生正在成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本书作者创立的“大篷车课堂”旨在将学生的头脑当成身体上的肌肉一样进行锻炼。在这个媒介化社会中，学生被分为两种类型。人数多的那一类会对外来文化做出直观回应，并反映在他们的思维与写作上。他们容易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写的文章没有深度，写新闻更是太快、太冲动，不去花时间思考。只有少部分学生在亚洲边地旅行、接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有分析性的回应。这第二类人的思想有深度得多。作者训练学生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类，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摆脱大众媒体刻板成见的束缚去搜寻异国他乡的故事。

在过去的15年中，作者带着累计超过500名学生，用自己的双脚、双眼寻找真相，并用自己的思维去解构当代媒体和学界关于生活在亚洲边地上的人的“神话”。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圣者的“大篷车”概念，作者与其友人杨明皓（Miles Young）共同指导这个“充满思想火花的大车店”。“亚洲边地的课堂”旨在通过去亚洲边地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来鼓励跨文化对话。

“大篷车课堂”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是由好奇心驱使的开阔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并提高其写作能力。“大篷车课堂”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无论是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犍陀罗文化圣地、俾路支斯坦、戈壁沙漠、楼兰古城，还是在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江、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或是蒙古，学生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阅读，并在写作前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还需要采访各式各样的当地人，比如深入到尼泊尔的草根人群中，采访生活在那里的革命运动领袖。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上册包括7处：荒原列车去漠北（2014年夏 蒙古）、远逝的唐努乌梁海（2012年夏 图瓦）、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2008年夏 俄罗斯）、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2005年秋 黑龙江）、塞北凤凰城（2005年春 北京）、长城脚下得胜堡（2004年秋 山西）、科尔沁的诱惑（2003年秋 内蒙古）。下册包括7处：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 斯里兰卡）、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2012年春 巴基斯坦）、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2010年夏 尼泊尔）、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2009年夏 甘肃）、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2007年春 西藏）、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 四川）、罗布泊里探楼兰（2000年夏 新疆、内蒙、甘肃）。全书从学生千余篇纪实作品和采访手记中收录了这200多篇。

作者与杨明皓先生在斯里兰卡的海边

序篇

一辆载着20名学生的大轿车开过一座狭窄的石桥，转弯驶进了一条土路。路时不时地被一些猴子或者孔雀堵住。它们或是停住，或是缓慢地从车前走过，以显示它们才是这座森林的主人。经过10个小时之后，我们在越来越茂密的热带丛林深处看见了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在夕阳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那就是无畏山了，”我们的司机说道。

我们下了车，脱了鞋，赤脚走在一条沙路上，接着转上一条用石头铺成的路，直至我们来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石佛前。我点燃了香，一名学生则把一束白色的花献到佛像前。我们跪倒在地，不停地礼拜。1600年前，法显花了17年的时间，穿过沙漠、雪山、森林，渡过海洋，才终于来到斯里兰卡的无畏寺。他在这里研习了两年，并把大乘佛教的佛经带回中国，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名“留学生”。

冥想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无畏寺回到树林中。明亮的月色下，点缀着白色佛塔的森林是那样的静谧、美丽。大轿车上一片沉寂。“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我问道，“你们是还在冥想吗？”“我们饿了，”一名学生回答。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好吧，同学们，杨先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烧烤大餐，”我说道，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了起来，“但是我们到那儿还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学生们又沉默了。一些学生开始在手机上记录日记。

过去的15年中，我把在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教学当成自己的生命。大篷车追随着法显以及其他人的脚步行走在亚洲边地。我最好的朋友杨明皓先生为这门旅行研讨课提供了支持。而我第一次想到要开办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课堂，是15年前与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的一次会面。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夜。我在清华大学甲所的一间餐厅中坐着，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灌木丛与古树。核科学家王大中院士和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那里请我吃饭。那天早上，王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决定聘任我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认为一个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王校长问我。

我从包里拿出两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和《梦幻尼雅》。“这两本书是我多次去亚洲内陆和边境的旅行日记。”我说，“我想让清华的新闻学生学习一种慢新闻，也就是说学生们要撰写和发表自己的作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我的这些日记一样。”

“我将用一支笔、一个记事本和两本古书在清华开启一种全新的新闻教育，”我说道，“那两本古书是法显写在5世纪早期的《佛国记》和玄奘写于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

“你为什么选两本古书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指定读物？”王校长问。

“中文里的‘记者’这个词，‘记’是动词，‘者’是指人。记者就是记录的人，”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读这些伟大的旅行者或者说‘记者’写的书，就能够更直接地掌握进行珍贵历史记录的基本要素。”

大篷车课堂路线图

第一篇  亚洲内陆的旅行记者

机长宣布飞机需要临时降落时，我与坐在旁边的漂亮蒙古姑娘相谈正欢。“飞机快没有燃料了。”他说。

所有的蒙古乘客都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大声跟乘务员讲话。“乘务员说我们从乌兰巴托起飞前机械师给飞机加的燃料不够支持这次长途飞行。”我身边的姑娘冷静地向我解释道。

几分钟后，这架前苏联时代的螺旋桨式飞机在一条狭窄的、未修整过的土跑道上安全降落。这里是一个几个月前被苏联军队遗弃的旧军用机场。“苏联红军留下了几桶汽油，应该足够让我们飞到科布多。”机长试图让乘客平静下来。

加油期间我走下了飞机。广阔草原的另一边，我看到了一座古城废墟，高大的城墙裹在护城河中间。“那是什么？”我问道。“那是乌里雅苏台。”同机的一位蒙古外交部官员回答说。

乌里雅苏台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许多喜欢看清朝古装剧的中国人可能都听过。“你胆敢谋反，送你到乌里雅苏台。”我在一部关于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中就听过这句话。

雍正帝1733年建造了乌里雅苏台作为军事要塞使用，并使之成为外蒙古的政治、商业与军事中心。从18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乌里雅苏台是外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与最繁忙的买卖城。在其鼎盛时期，乌里雅苏台的要塞里曾驻扎3500人的中国军队，住着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的买卖城包围着要塞。直到1911年外蒙古的贵族与宗教领导者以响应孙中山号召中国全部省份独立的名义，宣布从中国独立，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商人才被迫迁回内地。

乌里雅苏台是连接各个骆驼商队行进路线的十字路口。从其东部穿过杭爱山可以到达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西部穿过阿尔泰山脉到达新疆，东南部穿越戈壁沙漠通到北京，北部穿过唐努山可以到达唐努乌梁海。

我1992年到科布多的这次旅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项目的一部分，名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对话之路”。

1990年夏天，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学者，参加了UNESCO为期两年的丝绸之路考察。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哈桑·丹尼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考察了4条古丝绸之路：穿过中国西部的沙漠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之路，位于苏联的草原之路以及位于蒙古的阿尔泰山路。我从西安出发，身上带着3台相机、500卷胶卷、1捆圆珠笔、1打新笔记本以及1个老式的打字机。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在西安的西门为参与考察的每一位学者颁发了1张唐朝官方的护照复制品，表示我们是合法的西行者。

但是1400年前，玄奘去往印度时却是偷偷摸摸地从西安出发，因为当时唐太宗禁止国人出关。玄奘说服了玉门关的守卫才成功偷渡出国。在中亚和南亚旅行了17年之后，玄奘回到西安，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在这本12万字的书中，玄奘描写了中南亚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范围覆盖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玄奘在书的开头写道：“我在这里叙述的从未被叙述过，并且和你们从前耳闻的有所不同。我的书记录了帕米尔高原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本书纯粹记录我所见到的，没有任何夸张或修饰。”

我不清楚玄奘是如何记录并保存下他的见闻的。在他的年代，并不存在可以随时随地记录的微博等工具。他一定有极好的记忆力。但是我并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我随身携带记事本，现场记录下所有我看到、听到的有意义的细节，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现在，通过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似乎人人都在写日记，但是与玄奘的写作相比，现在大多数作家写微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偏见和愤怒，而不是记录历史。

第二篇  学习“慢新闻”的大篷车课堂

打开毡房的门，看到金色的阳光在图瓦共和国辽阔的草原上跳跃。明媚的晨光下，叶尼塞河在雪山脚下静静地流淌。这是我们抵达图瓦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此前取得签证邀请花费了两年时间，路上则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加12个小时的汽车。

“起床了，你们这些懒虫。”我在营地里挨个毡房敲门，不想让学生错过这么棒的照相机会。我背着自己新买的尼康相机独自走到叶尼塞河河畔。1个小时之后我回到营地，所有毡房内仍没有起床的迹象。我推开了男生住的毡房的门。他们正躺在床上玩自己的苹果手机。

当今中国，许多人像我的学生们一样，习惯在床上看微信或微博。人们早上起床之后，没有时间上厕所、刷牙、洗澡甚至穿衣服。人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把枕边的手机打开。一天的生活从浏览微信或微博开始。中国人已经把人类本性从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变成了网聊。为了努力成为第一个知道新闻并把自己的口水第一时间粘到一条新闻或微博下面，很多中国人每4秒钟就低头看一眼手机。他们一天至少低头200次，包括吃饭时、坐地铁时、开车时、读书时、开会时、听讲座时、做按摩时甚至做爱时。“如果我的大夫告诉我，我只能再活一分钟了，我会再最后看一眼微博。”某人在他的微博里写道。

紧跟脸谱（facebook）的脚步，微博和微信也傲慢地表现出“我们已经掌管了世界”的态度。要想在这个疯狂的媒体世界中生存下去，记者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热炒明星、性、丑闻、隐私和暴力事件来吸引眼球。中国记者和新闻教育者便是在这种媒体背景下进行报道和教学，也难怪关于“新闻正在死去”的讨论越来越多。评论家越来越怀疑新闻学能否作为深度学习与深度写作的一部分。

微博并没有掌管世界，微博最终会被一种慢新闻超越，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化、教育性强、增长见闻、值得思考并且可读性强的新闻写作。

我运用自己在新闻领域学习、工作和教学的29年经验，在“慢新闻”的报道和写作方面进行了新生研讨课的试验——在亚洲边地的游牧路线或佛教旅行者路线上教学。老师与学生会在一个没有电视和网络，尚未被社交媒体过度渗透的地方采访1周。

在遥远、孤寂的亚洲边地开办为期1周的手工作坊期间，我让学生用亲自实践的方式学习中国古代的新闻写作艺术——“记”，即纯粹的描写与无偏见的记录，没有鼓动性的语言，没有意识形态标签，也没有隐藏的商业或政治议程。在踏上旅程之前，我会要求学生阅读一些经典的新闻式作品，如佛教旅行者法显于5世纪早期写的《佛国记》，以及玄奘于7世纪写的《大唐西域记》。在这些早期的新闻类作品中，学生会学习到新闻写作中最基本的要素——“记”。这些书不是历史的“第一稿”，而是作为历史的终稿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记录。举例来说，为了确保自己的记录精确，玄奘用他的步长来测量距离。在他17年跨越138个国家的旅行中，他测量的误差小于1英里（约1.61千米）。

法显和玄奘的写作是叙述性的旅行日记，即对其旅行经历的仔细记录，写作中包含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他们用自己的一手观察来描写中亚与南亚，书中充满了不寻常的景象与生动的细节。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或者英语，这些文字绝不会枯燥无味，而是非常吸引人且容易阅读的。

2013年夏天，我带着20名学生沿着法显《佛国记》中的路线踏上旅程。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条古代佛教朝圣路上沿途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通过将法显的记录与学生的旅行笔记相比较，作者让学生自己发现他们写作中的不足，以及观察、聆听上的问题。

与现代新闻强调批评一切、怀疑一切、轻蔑他人、侵犯隐私不同，在法显和玄奘诚实的写作中，法显和玄奘倡导同情心和慈悲心这种人类的普世价值。作者教导学生，同情是好新闻的核心。新闻写作和新闻报道不是给人带来痛苦与摧毁他人平静的生活和幸福，而应该是摧毁他人的痛苦。好的新闻永远是在苦海中飘零的人的避难所。

第三篇  以实践为主的教学

在一个破旧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我坐在床上听学生们的汇报。大多数学生围坐在我床边的地上。当时我带领着20名大一新生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区上写作研讨课。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采到故事？”我问仇檀，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生。我给她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藏族人计划生育的故事。

“我坐了一天的拖拉机到山里的一个村子，见到了一些人，但是我没找到跟村民说话的机会，我以前从来没有跟陌生人说过话。”她说着，红彤彤的脸蛋越发红了起来。

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都在用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20年的经验，指导学生怎样跟陌生人接触和讲话。

第二天晚上天黑了之后，我们都在餐桌旁紧张的等待仇檀，这时她突然跑了进来，大声宣布说：“我有故事了。”

“一开始，村长很不愿意回答我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但是聊了一会儿之后，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安全套对我们村子里的妇女来说从来都不管用。她们把所有的安全套都煮着吃了，可还是会怀孕。’”

大多数跟随我的大篷车课堂旅行的学生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在过去的学习中他们更多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课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实践式教学。跟随大篷车课堂旅行时，学生们会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说话。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这个营地可能是一顶毡房、一间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馆），整个班的人都会集合，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一个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师以旁观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听取学生们的报告。他并不会做出任何评判，但是会用指导性的问题打断学生，来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或是挖掘更多细节，或是形成一个更相关的写作主题。

学生在大篷车课堂的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学徒”身份。学生与经验丰富的记者和从业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与伟大的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在丝绸之路上旅行的两年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观察他做田野调查，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帮助他搬运沉重的行李。我们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停留时，丹尼教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亚历史的广泛了解，将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关的故事讲给我听，勾起我的好奇心，并让我更加渴望阅读、学习和写作中亚的历史和故事。

许多年后，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行走在路上时，一直都以丹尼教授为榜样。当大篷车课堂停留在塔克西拉、阳关、罗布泊、楼兰、贝加尔湖、哈卡斯和图瓦等重要地点时，我的大篷车课堂就会停下车轮和脚步，在当地找一块草地、一顶蒙古包、一个古墓地、一座古城遗址，现场授课，尽我的力量激起学生对亚洲边地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亚洲边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课堂，也是新闻学教育的一间巨大的实验室。学生们阅读、讨论、听我讲课的地点不是在温暖的教室，而是在长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内、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杨树的树阴下、集市的茶馆里或者博物馆的木乃伊旁边。

与学生一起旅行时，教师的职责就是激发学生对所有他们看到、听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学生记录这些有意义的画面、见过的人和听到的话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持续的指导来帮助他们。

在大篷车课堂上路之前，学生们必须完成所有关于他们要写作的地方的课前阅读。不过课前阅读对这些精通社交媒体的学生来说往往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人文历史、地理类的书籍读得越来越少。但是，为了能够在采访中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在荒凉的亚洲边地写出具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阅读大量的中外书籍。

教师必须跟随至少一组学生，并聆听他们的采访。如果学生问出了不合适的问题，教师应该即刻在现场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纠正学生的错误。晚上回到营地之后，由教师负责组织及引导讨论。教师安静地聆听学生们汇报自己白天的发现和所得。在讨论结束之前，教师会帮助每一名学生确认一个故事的思路，作为学生们第二天进一步调查的主题。

第四篇  思想的大篷车

学生们登上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时，包里背着两份被禁的阅读材料：一个是禁书《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作者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还有一个是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一条被禁的新闻报道。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理查·基尔说本月世界屋脊铁路的开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身份保护的最大威胁”。

《西藏七年》是海因里希·哈勒的个人传记。作者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的间谍，从英国在印度设的战俘营地逃出后进入了西藏。杨明皓（Miles Young）给了每个学生一本复印件，意在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阅读和共同的讨论话题。

虽然我警告学生不要在火车上读这些东西，以免我们之中的人陷入政治方面的麻烦，但大多数学生都无视我的建议。“Miles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读后感。我必须在火车上把书看完。”一名坐在窗边的学生说，手里捧着那本禁书。

在火车上，一名学生正在采访两位年轻的荷兰游客。他们正在看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作者受到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云南和西藏边界旅行的启发，描写了飞机失事后迫降到香格里拉的故事。香格里拉被认为是喜马拉雅山区一处隐蔽的地方，是一片世外桃源、一片天堂。“中国为什么不让西藏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年轻的荷兰人愤怒地对学生们说。显然，这两位荷兰游客是西藏香格里拉神话的信徒。

有些学生正在阅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系列冒险书籍。赫定在他的冒险故事中对西藏作为天然屏障的叙述普及了关于香格里拉的概念。

坐了两天两夜火车，从中国中部沿着京藏铁路穿过青海戈壁、西藏草原和雪山冰川之后，我们来到了拉萨。

望着金色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学生们坐在八廓街街角的一家藏式餐厅屋顶上，离大昭寺约有十分钟的步程。喝过了热乎乎的酥油茶，吃过了牦牛肉和羊肉，学生们在西藏的第一节研讨课开始了，我将之形容为“与杨明皓在天堂的对话”。

杨明皓：“谁能回答，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读那本书？那是一本比较奇特的阅读材料。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傅姚锋：“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西藏的新视角。我们过去看到的西藏新闻报道和信息都是正面的，但我们不了解西藏负面的故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西藏负面的东西。”

杨明皓：“另一个视角？一个不同的视角？”

陈梦吉：“作者在西藏生活了七年。这本书包含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并没有只写正面的东西，比如西藏人民很友好。他也展示了许多负面的东西，例如极端的宗教信仰。”

杨明皓：“海伦，书中有什么让你感到很奇特吗？”

海伦：“这本书描写的是旧的西藏生活，跟现代生活非常不同。它很怀旧。”

杨明皓：“但是海伦，在你的读后感中，在你写得很不错的读后感中，你还说了更多的东西。你说了什么？”

海伦：“我感到作者在讨好贵族。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贵族交朋友和参加各种宴会上了。这就是我的结论。”

杨明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本书中有些东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本书？我想要锻炼你们的大脑，因为你们的大脑是一块肌肉，跟你们身体里其他的肌肉一样。你们的读后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数量多一些，一类数量少一些。第一类读者我称作对书的‘直观反应’，与之相反的读者就是对书的批判性反应。第一类读者趋向于表面，比较肤浅。第二类读者就深入得多。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写文章太快了、太冲动，不花时间。如果用一种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这本书，你们就会开始问问题：他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他的角度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哪些事实比较有说服力，哪些又很荒诞？如果你怀疑某些事实，那么给出你自己的证据来反驳这些事实。如果你解构这本书，你实际上是开始解构外界关于西藏的一些神话。谁能告诉我神话的定义是什么？”

海伦：“它不基于科学事实。神话是你听说但没有亲见过的事情，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所以神话通常是对一些事情的解释，无法留下任何可以记录的证据。”

杨明皓：“关于香格里拉的神话在欧洲文明与思维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香格里拉神话提供了情感和个体上的安宁。它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人提供了希望，如果我们要度过安宁和纯净的一生，也许能够在拉萨或是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归宿。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神话的前提，西藏过去是和平的吗？性别之间的竞争、传统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以及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竞争一直都是存在的。理查·基尔相信达赖喇嘛的领导是乐善好施和开明的，但是你不能通过提出另一个神话来解构原先的神话。”

通过这次头脑锻炼之后，大多数学生同意理查·基尔对青藏铁路的批判与环境影响无关，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香格里拉神话。一些西方人对西藏存在误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怀有敌意，而是因为西方在全球化的压力下需要保有梦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