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面对疫症,最大的威胁从来都是港人自己

来源:观察者网

2020-02-11 08:00

梁韦诺

梁韦诺作者

香港新范式基金会副研究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笔者动笔之时,特区政府已因应疫情发展宣布关闭罗湖、落马洲、皇岗、港澳码头口岸、启德邮轮码头及海运大厦邮轮码头。措施生效后,香港只余下机场、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三个关口继续开放。

此外,政府宣布按《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制定附属法例,要求自2月8日凌晨起,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无论是香港居民、内地人士或其他旅客,必须强制检疫14日。从实际意义来看,政府宣布的出入境措施非常严厉,几乎等同于“全面封关”。

然而,疫症带来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反而不断加强。截至2月9日,香港已累计有28宗确诊个案,当中有1宗死亡个案,11宗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包括与输入个案紧密接触者﹚,而需要接受家居检疫人士的所在地则遍布全港。

事实上,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内地爆发以来,香港社会将所有防疫焦点放在关口和口罩之上,仿佛只要做到“全面封关”和拥有口罩,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反中势力纷纷要求“全面封关以堵截病毒源头”,当中闹得最凶的是医护界。虽然“罢工”已经“失败”,但行动对于医疗服务,以至对所有香港医护人员的名声均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医护界的“罢工”成为了国际笑话,因为面对严峻的疫情,相信只有香港的医护人员才会弃病人于不顾,还能大条道理地替自己辩护,说自己并非缺勤,而是“以‘罢工’的方式来医人”。

笔者之所以在罢工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符合法律上的罢工定义。根据《职工会条例》第2条,“罢工”是指:

一群受雇用的人经共同协定而停止工作,或任何数目的受雇用的人因发生纠纷而一致拒绝、或经达成共识而拒绝继续为某雇主工作,作为迫使他们的雇主、另一人或另一群人的雇主,或任何受雇的人或一群受雇的人,接受或不接受雇佣条款或条件,或影响雇佣的条款或条件的方法。

显然易见,要求政府“全面封关”与雇佣条款或条件并无关系,可见他们并非罢工而是缺勤或旷工。

需要注意的是,发动“罢工”的是一个名为“医管局员工阵线”的组织。这个组织并非为了抗疫而成立,它早于“修例风波”期间就已成立,目的旨在煽动医护人员参与由反对派发起所谓的“全港三罢”。换言之,这个组织只是为罢工而罢工,抗疫只是他们发动政治罢工的藉口。

虽然这个组织打着医护界的旗号,自称有过二万名会员,但成员并非全部都是前线医护人员,当中包含很多专职医疗人员(临床心理学家、营养师、配药员、化验师、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物理学家、放射治疗师、药剂师,以及医务社工等等)及支援职系员工(文员、秘书、工人、运作助理以及行政助理等等)。

“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自己就已经不是前线医护人员,而是医管局的一级行政主任。他们举办的记者会,甚至有并非医护人员的人做代言人,包括现任职工盟主席的吴敏儿,以及港龙航空公司空勤人员协会总干事施安娜。

图片来源:facebook

据统计,每天的“罢工”人数平均约6000人,占该组织整体会员约三成,占全医管局员工则约一成。以“罢工”第四天为例,大多数为护士,参与人数超过4500人,占整体医管局护士约10%;参与罢工的医生人数约为270人,占全医管局医生约4%。

笔者明白,这种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恶行,一宗都嫌多,但数字上显示“罢工”医护人员只占整体医管局员工的少数,这代表着香港绝大多数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不辞劳苦为病人服务。

然而,由于舆论阵地被反中势力占领了,反中媒体发挥着放大镜作用,将全体香港医护人员拉下水,令绝大多数仍然坚守岗位的医护被污名化,即使他们想发声亦缺乏渠道,有口难言,只能默默承受。反中媒体所呈现的,不仅强化香港对内地的恐惧及仇恨,同时亦强化内地对香港的仇恨,不断激化两地之间的矛盾及对立。

虽然整体上来看“罢工”人数不多,“罢工”医护亦厚颜无耻地说罢工行动对医疗服务没有太大影响,但“罢工”的确导致本来已接近超负荷的医疗系统百上加斤,部分医院的急症病房需要关闭;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亦因有较多医护缺勤而陷入困境,有初生婴儿病房的护士要同时照顾22个婴儿;大量专科手术因医护人手不足而推迟,其中包括癌症手术及剖腹产子手术。这是真正的人道危机,但没有任何自称“捍卫人权”的组织出来谴责过。

更荒谬的是,“罢工”医护对他们所主张的“全面封关”缺乏认识,他们完全不清楚“全面封关”的定义及具体操作。他们将防疫焦点尽放在关口,好像只要封关,把内地人排拒在外,就能一劳永逸。他们的目的旨在透过将内地人塑造成病毒,然后主张“全面封关”来“堵截病毒源头”,以达致实质的“区隔”。他们的论述只是针对内地人,至于如何处理从内地回港的港人,他们则支吾以对,只懂说一切交由政府去想。

图片来源:港人讲地

事实上,近日来往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人流绝大部分都是港人,而且本地确诊个案之中香港居民占更多,但他们只强调要阻止内地人来港,并公然反对将回港的香港居民隔离。看来在他们眼中,香港人天生拥有强大的免疫力,不用担心会染上肺炎。可见,他们的主张只是赤裸裸的歧视。疫症更导致部分港人的歧视心态表露无遗,有数间餐厅以抗疫为藉口,表明不招待内地人。

图片来源:facebook及港媒

这种公然歧视内地人的主张并非新鲜事。把问题归咎于外来威胁一直是香港的传统。试回想一下,以往部分港人将经济民生问题完全归咎于内地人,骂内地人是“蝗虫”,不正是出自这种心态?

讽刺的是,当他们不断煽动对内地人的歧视时,就有港人在英国被二十多个青年袭击,指责他四处传播病毒。可见,面对歧视,港人也不能置身事外。

除了封关,港人亦将防疫焦点放在口罩之上。当年SARS的阴霾仍然挥之不去,一听到有疫症,很多港人就陷入恐慌。

2003年SARS期间,香港就已经出现过抢购潮,除了口罩、消毒液及漂白水,当时市民亦纷纷抢购被指能够防炎杀菌的板蓝根和白醋。根据港九药房总商会副会长刘爱国的回忆,当时药房门外每日都大排长龙抢购口罩及消毒液。

然而,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市民表现得更加恐慌,出现了“集体歇斯底里”。除了一如以往被抢购的口罩及消毒液,白米、食油、面包、汽水等食用品,以至厕纸、卫生巾等日用品均被市民疯狂抢购,导致超级市场的货架空空如也。

抢购口罩及消毒液还情有可原,毕竟这些都是防疫用品,但厕纸与卫生巾等日用品也被抢购就真的有点荒谬。市民之所以抢购各种日用品,主要是受有关物资即将短缺的谣言所影响。例如,有传内地工厂即将停工,会导致香港缺乏厕纸供应,结果市民就一窝蜂抢购厕纸,变相证实了香港高度依赖进口物资,尤其是内地。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除了出于对物资短缺的恐惧,抢购亦出于市民的自私心。正如资深传媒人曹景行所言:“香港人做事情喜欢一窝蜂”。“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生怕落后于别人、失了先机。实际上,这只是种自私自利、人云亦云的羊群心理。市民害怕自己抢得比人慢,因而一窝蜂去抢购远远超出他们所需分量的物品,即使深知要捱贵价亦在所不惜,一切只为拥有更多,以满足自身的安全感及成就感。

笔者身边有朋友早已囤起了十多盒口罩,并非出于需要,只为安心,又可以在网上炒卖赚钱。香港市民以往就曾经因担心鸡肉肠停产而抢购。

恐慌亦令港人把早前的承诺抛诸脑后,一窝蜂去光顾他们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扬言要全力抵制的超级市场及个人护理产品连锁店,去抢购他们要抵制的厕纸及消毒用品。

虽然港人一窝蜂抢购口罩及消毒用品,但并不代表他们有足够的卫生意识。相对于2003年SARS(当时港人的卫生意识薄弱,防疫意识不足,即使有人发烧、咳嗽等症状未必戴上口罩),现时港人的卫生程度的确有所进步,但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疫情。

事实上,港人的卫生意识非常薄弱。在新型冠状病毒疫症爆发之前,很多港人即使患病也不戴口罩,觉得带口罩很麻烦和不舒服。在流感高峰期,社会仍然流传着阴谋论,连医护人员也不愿接种疫苗。现时,尽管港人视口罩如命,懂得带口罩及勤洗手,但被废弃的口罩随处可见,很可能传播疾病,可见港人的公德心不会突然间出现,抢购口罩也只是临急抱佛脚。

讽刺的是,港人为了抢购口罩,甘愿凌晨时分冒着寒风排队等候,导致休息时间不足,削弱自身免疫力,人群聚集亦容易交叉感染,结果本末倒置。事实上,口罩就像盔甲一样,即使抢到口罩,但平时不愿做运动,自身免疫力弱,就像个瘦弱的人穿起盔甲,稍有不慎还是可能被病毒攻击。

更危险的是,口罩因被市民抢购而出现供不应求,加上有商人囤积居奇及炒卖,口罩价格变得非常高昂,基层开始买不起口罩。笔者居住的深水埗算是贫民区,人口非常密集,很多居民被逼住在卫生情况极其恶劣的劏房,闲时则聚集在休憩处或人多挤迫的鸭寮街,但由于他们买不起口罩,只好把口罩重复使用,或者购买便宜但来历不明的口罩,有些人甚至索性不戴口罩,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可见防疫在香港也是个“阶级”问题。

另外,清洁工亦面临口罩不足的问题,他们表示会用热水清洗口罩然后重用,部分人甚至要三天用一个口罩。他们需要在街道上清理垃圾,可能与大量人群接触,也容易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纵使他们同样面对着疫症的威胁,但他们没有发动“罢工”,而且继续默默坚持为市民服务,值得我们致敬。

笔者感觉到,现时香港的形势愈来愈严峻,但港人似乎未准备好。即使已经出现社区爆发的苗头,即使政府、卫生署及一众学者已作出多次警告,提醒民众提高警觉,但人群仍然经常聚集。除了反对政府建立隔离营的游行集会,以及聚集在药房及超级市场抢购物品之外,港人的日常生活几乎一切如常,他们仍然如常外出逛街及用膳,甚至相约一起打麻将,完全忽视了人群聚集互相感染的危险性,如果社区真的出现大规模爆发,笔者也绝对不会感到意外。

更令笔者担忧的是,SARS期间港人展现的自救自助精神现已荡然无存。当时,全港市民众志成城对抗疫症,那种自救自助精神为人津津乐道,陈冠中的小说作品《金都茶餐厅》描述的正是这种精神。当时香港民间出现了多个刺激消费的行动,以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恢复经济,共同渡过难关。

但今次疫情,港人所展示的并非当年的团结,而是对立,以及极其丑恶的歧视与自私自利。社会依旧陷于撕裂,民众间缺乏凝聚力,尤如一盘散沙,无法团结一致对抗疫情,只懂得盲目地支持“封关”和疯狂贪婪地抢购日用品。这种情况下,哪怕港人能把香港弄成如“孤岛”一样,处理疫情仍会事倍功半,因为问题从来不在于他人身上,而是在于港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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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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