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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韦诺:西方为什么老是要咒香港“死”?

2020-06-14 08:23:55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出席研讨会,并就《基本法》、“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课题发表主题演讲。这次讲话“干货”满满,信息量巨大。

张晓明表示,这次演讲他斗胆讲了许多直言不讳的话,现在已经到了“‘打开窗户说亮话’、一语道破的时候了”。“只有把香港问题的本质点破、说透,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根治的办法。”

香港,一个经常西方被诅咒的城市

张晓明表示,他注意到这段时间香港社会对港区国安法“决定”的各种反应,反对者声称“香港已没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一国一制’已经来临”。事实上,除了香港反对派,一些西方政客、媒体也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断哀嚎,表示“‘一国两制’已死”、“香港已死”。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题为“香港的终结”(The End of Hong Kong)的文章,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发表了《香港的孤独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ong Kong)。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声称指香港的“高度自治”已死。在美国各地爆发严重骚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29日举行记者会,就“港区国安法”制裁中国发表演说。特朗普在演说中指责香港已由“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变相宣布“一国两制”已死。

我们不难听到“香港XX已死”,不论是香港的乐坛、电影、足球、司法,以至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及香港本身,都经常被人宣布死亡。 1993年,Robert Cottrell出版了名为“香港终结”(The End of Hong Kong)的书。1995年夏,《财富》杂志封面就以“香港之死”为题,认为香港回归后会变得更差(虽然2007年它改口说香港还未死)。

此后每次香港出现大事,西方媒体就会宣布香港死亡,不论是2003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还是高铁站的“一地两检”争议。2016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题报导,题为“一个时代正在香港终结”(An Era in Hong Kong is Ending)。难怪,有人笑言,香港是个不断被西方诅咒的城市。

“和平演变”的幻想

笔者认为,张晓明这次讲话最突出之处,在于将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直接戳破香港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阳谋”:“他们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搞乱香港,在香港夺权变天,而且要推翻国家政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让香港成为嵌进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吗?不是有人誓言要“为美国而战”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底发表的声明不是还透露说“美国一度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能够为威权中国提供榜样”吗?所以,我上面讲的判断并不是我们的臆测,而是他们真实的妄想。”

张晓明指出,“这是影响‘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和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乱象和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的”。

当然,中央一直清楚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早已提醒:“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要提防有人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

修例风波期间,习近平主席在9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多次强调“斗争”,并点出了“港澳台工作”是重大斗争的领域之一,而且越来越复杂。10月,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更直言修例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不过,由中央官员公开地、直接把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利用香港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完完整整地揭露出来,是过往比较少见的。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西方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如何支配她。在1949年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主张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重新起来,再显身手。不过,真正将“和平演变”作为一种战略提出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国会的证词中,明确指出要用“非战争的方法”即用“和平的手段取胜”,主张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进性的变化”,不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等各种渗透。

根据学者叶霖的资料,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成立逼使美国将原本设在内地的情报机构转移到香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便成为了间谍活动的掩护中心。领事馆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并设有完整的华府各部门的代表办事处。六十年代,香港作为美国情报监听站和收集中心的作用大大增加。

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香港成为美国试图影响内地的宣传基地,以及与在内地活动的反共势力的联络点,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所谓第三势力提供物资援助。

因此,西方阵营一开始就以“和平演变”战略去看“一国两制”。学者刘兆佳指出,西方阵营支持“一国两制”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香港在回归后能够发挥影响,促使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令中国步上西方发展模式,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从而彻底消除中国对西方的长远威胁。即使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存在始终是帝国主义心里的一根刺,更何况当时中国展现出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

基于种种考虑,回归后23年,《基本法》只是规定了港府应自行为国家安全立法的责任,而没有直接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律,那些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原有本地法律(例如《刑事罪行条例》的叛逆、煽惑叛变、煽惑离叛、煽动意图等罪行)也几乎没有被动用过。

因此,香港仍旧是情报中心,甚至被戏称为“国际间谍天堂”。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依旧维持那异常多的工作人员及庞大的组织架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与香港反对派相勾结,长期打着擦边球,以“反共不反中”的名义,组织及煽动乱港活动。

此外,西方反华势力还在香港组织颠覆内地的活动。根据大公报报导,NDI扎根香港中文大学的港美中心(Hong Kong-Amercia Center),曾在港举办内地妇女培训营,鼓动内地学员学习中东地区的妇女推翻政权。

另外,早前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番禺打工族字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根据新华社报导,从2010年起,香港一家劳工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活动经费”,并负责发放曾飞洋的工资。相对应的,曾飞洋需要每月向其提交财务报表,并定期做出工作报告。由此可见,有些香港组织正不断向内地的颠覆活动提供资金。当然,这些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中国的发展明显令西方阵营非常失望,他们无法驱使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无法令中国变成由帝国主义控制的附庸国家。沈逸先生的文章,就从美国政府早前发表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径”的阶段性工作报告中,发现美国已正式承认在中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失败了。

“一国两制”的关键在于平衡

事实上,“一国两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国”本身当然是不容让步的底线,但假如将人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形象化,它就像一个天平,保持着相对的平衡。不过,它并非处于静止状态,会按各方的力量对比而变化,向两边不断摇摆。

现在看来,回归后23年的发展,明显地天平是向一方严重倾斜,而单靠港府及爱国阵营的力量并不足以维持平衡,“占中”、“旺角事件”与“修例风波”等近年来一连串事件的爆发,甚至显示出已存在令整个天平翻侧的危险,渐趋极端化的民意基本盘亦不断加深这种危险性。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中央才决定亲自出手,在另一方的秤盘加上更重的砝码,让天平回复平衡。

然而,在西方看来,“一国两制”“理应”是由他们占绝对主导,利用香港来加强对中国的支配。中央一切为维持平衡而作出的干预,都会被他们视为破坏“一国两制”,以至中国一切为争取国际地位平等而作出的尝试,都会被西方视为破坏世界“秩序”。于是,特朗普急忙为香港发“讣文”,说香港已由“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因为在西方眼中,一直妄想用作颠覆中国的基地的香港,将会随中央立法禁止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而发生重大改变。

从来只有希望中国不安全的人,才会反对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什么“人权”“自由”都只是幌子。

中西各自的“忧郁”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理解特朗普演辞中那段煽情的文字。特朗普说:

“二十多年前,在1997年的一个雨夜,英国士兵在香港把英国旗徐徐降下,而中国士兵则缓媛升起中国旗。那时,香港人同时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及独特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

当时,香港人希望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会变得愈来愈像,它这座最活力四射及生机勃勃的城市。曾让举世振奋的是,人们乐观地认为,香港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愿景,而非中国过去的倒影。”

撇除一些夸张的地方,他确实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阵营老大所感到的忧郁,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彭定康当年在添马舰发表的告别演讲。在告别演讲中,彭定康提到: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坚守他们一向珍视的价值观,香港的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香港的价值观正面积极,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些价值观也是亚洲以至其他地区未来的价值观。在明日的世界里,一个欢迎快乐、民生富足、充满信心和安定繁荣的社会,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样,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加以融合的社会。……我刚才提到,对一些人来说,今晚的庆典难免夹杂了丝丝愁绪。临别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将告别香江的人,心中都带着离别的伤感。”

从以上彭定康的演讲,以及在回归交接仪式上查尔斯王子那无奈又黯然神伤的表情,我们能感受到老殖民主义者那种极不情愿放弃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但又无可奈何要把它交给中国的感觉。既然回归既成事实,他们唯有寄望,香港回归中国以后,能够继续影响中国,使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及经济发展道路,真正做到他们理想的“一国一制”。

香港回归仪式上,查尔斯的忧郁脸,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学者强世功谈论香港时,曾经提到“中国的忧郁”这个概念。他指出:

“中国的忧郁就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

可见,这种忧郁感,是中国在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屈从与抵抗的融入过程中,作为被压迫者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忧郁感最极端的表现充分反映在19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形成了一种极度自卑的心态。当时的《河殇》,正是将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说得一文不值,将西方说成是“蔚蓝色海洋文明”,并倡言中国必须毫无保留扬弃自己,彻底皈依后者:“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然而,西方同样有种忧郁的情绪。西方作为压迫者,主导着世界体系,自然认为自己那套文明是唯一且至高无上的,其他所有国家理应受他们支配,尤其是中国。中国越衰弱,越被他们所支配,西方就越轻松。相反,中国越强大,越能摆脱在全球政治和文化中被支配的边缘位置,西方就越忧郁。这是中国的成长过程,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可见,西方的忧郁与中国的忧郁,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可以说,西方的一部分“快乐”是建筑在中国的痛苦身上。

然而,“和平演变”的落空,无疑加深了西方的忧郁。因此,特朗普与老殖民主义者彭定康两人的感受是相同的,而这种忧郁的根源正是西方已认识到无法透过“和平演变”战略来支配中国。

中国摆脱忧郁的一步

在上篇文章中,笔者曾提过,香港“去殖民化”就是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意义,就在于使香港由西方阵营的一员转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不只是名义上法律地位的转变(不只是由英国殖民地变成中国领土),而是实际上由谁行使主权权力的政治问题。

然而,郑永年教授认为,“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

从中央多次对香港教育作出未“去殖民化”的批评,到多次提出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再到现在制定“港区国安法”,种种行动已经显示出中央行使主权权力,以拨乱反正、维持“一国两制”平衡的决心。

张晓明表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做得太过分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会见全体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亦表示,中央已忍了很久,准备好抗击外部势力的干预。中央的强硬态度,表明中国已受够那种由克制忍让产生的忧郁感,就像列宁所言: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里形成的局势,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如强世功所言,既然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那么,中央出手解决香港问题,正是中国尝试摆脱这种忧郁的重要一步。

从张晓明引述郑永年教授的“二次回归”命题来看,这象征着中央将用实质性主权权力来回答“谁主香港?”这个问题,同时象征着香港的“去殖民化”,即“二次回归”到祖国的进程正式展开。

当然,我们不应幻想西方阵营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那么轻易放弃香港这个桥头堡。尤其是当“和平演变”幻灭,中西方力量对比转变下,西方强烈的不安感及忧郁感将驱使他们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去打击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反扑,将会是中国要面对的强大挑战。

是时候思考2047年了

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至香港的“生死”,从来只有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有资格判断,外国和境外势力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张晓明特别提到:“我还注意到,香港社会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后‘一国两制’的前途命运,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下,香港拿什么样的记录来获得届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的全国人民的新的授权呢?”这是港人必须思考但从未认真思考的问题。对目光短视的港人来说,2047年太遥远了。

然而,张晓明这番话提醒了港人,再不能一句“到时再算”就把问题忘掉,也不能简单地因邓公说过“五十年以后也不会变”就把问题抛诸脑后,误以为“一国两制”如何变形走样,中央也必然会照单全收去延续它。这种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央是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一国两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来决定延续与否。因此,香港社会有多大程度珍惜、维护及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维持香港的繁荣及稳定,将会直接影响中央对2047年后是否继续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及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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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韦诺

梁韦诺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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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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