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香港警方国安处10日早晨拘捕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7人，指控其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黎智英与境外势力的往来，在香港并非秘密。不过，《香港国安法》不溯及既往，相信香港警方国安处肯定掌握了法律颁布后的新证据，才出手拘捕。

黎智英被捕现场，图片来源：东网

国安处在7月29日就已经拘捕了“港独”组织“创制独立党”的4名成员，短短两周不到的时间就连续出手，而且抓捕的对象从“小鱼”变成“大佬”，因此引来了各方的极大关注。

“学生动源”前召集人钟翰林

爱国阵营对警方的连续行动表示大快人心，认为横行无忌的“港独”分子终于得到惩治，并希望往后能够将更多“港独”分子一网打尽。

另一边厢，反对势力则声嘶力竭地批评港府“以言入罪”（或称为“因言获罪”）及“文字狱”，扬言香港已进入“以言入罪”的时代，港人不再享有言论自由云云。

只要在网络上搜寻“以言入罪”一词就不难看出，即使在《香港国安法》颁行之前，只要当局对“港独”分子进行任何行动，例如以《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族党”、以煽动罪拘捕民主党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等等，都会被反对势力说成是“以言入罪”。至于《香港国安法》，反对势力更加疯狂抹黑，指责国安法有关“煽动”、“教唆”等字眼模糊，将会导致“以言入罪”，是“白色恐怖”的开始。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黎智英等的行径绝非止于“言论”，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批驳反对势力的诡辩。但笔者也担心，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上，单纯这样解释，会强化香港市民对“言论自由”和“以言入罪”的误解。

此前，不少爱国阵营人士为相关法例及执法工作进行解说时，不知是否为了令香港市民安心，就一直在采用反对势力对“以言入罪”的诠释。

当反对势力一方不断指责香港与内地有“以言入罪”的问题，他们则作出被动的回应，包括：香港市民不用担心因言论而犯法，因为在香港，言论本身不会构成罪行；某人认为，普通法没有“以言入罪”；有人甚至直言“香港没有‘以言入罪’是与内地的最大分别”，仿佛只有奉行大陆法的国家，以至只有中国内地才有“以言入罪”。显然易见，他们不自觉地堕入了反对势力的圈套。

事实上，香港社会有着一种对言论自由的迷思，误以为言论必定不是犯罪元素之一，发表言论必定不会是犯罪行为，因此，所有人均不应因发表任何言论（尤其是政治言论）而被判有罪，否则就是“以言入罪”。

言论自由的界限

假如你问港人何谓言论自由，他们大概会答：“随心表达自己所想的。”

反对势力最喜爱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当中“不受干涉”是他们最强调的，并以此作为将言论自由极大化的理据。

然而，他们（故意）忽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3)条指出，言论自由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以经法律规定予以某种限制，为“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所必要者为限。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3)条大致相当，可见香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合乎国际标准。

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明确指出：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以及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禁止之。这意味着并非任何言论都不能被定罪。

至于被视为最“民主自由”的美国，其宪法第一修正案指出：“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然而，美国存在不少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情况，为最高法院所认可。这些例外情形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创立的。换言之，是根据美国国情及社会变化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作出增减，但香港反对势力则对此绝口不提。

与言论相关的罪行

香港法例当中，已经存在着大量与言论有关的罪行，包括诽谤；自称三合会成员；恐吓；作假证供；教唆、怂使他人干犯罪行，以至《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意图罪，均是已有的、与言论相关的罪行（而且大多数都是奉行普通法的英国在占据香港的时候制定的），难道这不是所谓的“以言入罪”吗？为何反对势力只是针对《港区国安法》？

事实上，煽动、对事实的虚假陈述、淫秽、儿童色情、恐吓等言论均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在机场的航空公司柜台办登机手续的时候，你不可戏称行李中有炸弹；在飞机上更不可讨论劫机计划，否则马上有战斗机将你坐的民航机迫降。”

由此可见，言论可以构成犯罪行为。“以言入罪”本身根本上是无问题的，被香港大众视为问题，反而才是大问题。

只是说说而已？

反对势力为“港独”分子最常用的辩护就是：只是说说而已！（广东话的说法就是“讲下啫！”）。他们最爱拿出《约翰内斯堡原则》来说事。《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言论有意或可能引发即时暴力，才可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第七条则规定，若市民和平地行使表达自由，就不能被视作威胁国家安全。

然而，《约翰内斯堡原则》只是英国人权组织Article 19和南非金山大学在1995年举办研讨会时所公布的，并非国际条约，亦没国际法效力。

更何况，言论不一定要引发即时暴力才能被视作威胁国家安全。

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为例，2019年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决了12名在2017年10月的“独立公投”中扮演要角，而被控煽动叛乱等罪名的前加泰罗尼亚政治人物，其中9人被处以9至13年有期徒刑。

即使是奉行普通法的美国，2010年2月，美国一个名为约翰尼·洛根·斯潘塞的男子，因于2年前在互联网上发表诗作，以“白人至上”的口吻描述了暗杀一位黑人总统的情形，就被美国特工处以该诗影射暗杀时任总统奥巴马为由而作出逮捕，以涉嫌威胁总统等罪名遭起诉。

可惜此事不是发生在香港，否则反对势力就能以“说说而已，又没有任何行动”为他脱罪。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笔者明白，经过反对势力多年来的宣传，香港社会已将“以言入罪”理解为“当权者为迫害异见者，从其本应与法律无抵触的言论或文字罗织成罪”。然而，公然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甚至已组织行动，难道还可以视为“合法言论”吗？罗兰夫人曾在断头台前慨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地抛下一句“言论自由”就能够接受的。

事实上，港人并非不知言论自由有限制。然而，回归以来，即使已有相关法律，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甚少会被控告（更遑论被定罪），出现“有法但无人执法”的问题。

情况就像法例已明文禁止市民不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但在缺乏执法的情况下，市民“乱过马路”随处可见。

久而久之，市民就形成对“法不禁止即自由”的错误理解，令他们肆无忌惮发表煽动言论（更何况，他们以为在网上能够匿藏身份，觉得执法部门难以发现）。

《香港国安法》第9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

然而，《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网络上仍然存在大量匿名的煽动分裂国家及煽动仇恨的言论，臭名远播的连登讨论区以及大量Telegram群组依旧如常运作。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表示，不排除立法监管媒体，这是好的开始，为应对新科技而更新法例，但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就如同《香港国安法》，除了惩治“港独”分子，港府更要积极地管理媒体及网络，堵截所有散播“港独”言论的渠道及媒介，否则，在青年每日浏览这些社交媒体而受耳濡目染之下，将会持续地“生产”出一批又一批“港独”分子，难以从根源上消除这种“政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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