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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韦诺:在香港变局下读金庸《香港的前途》

梁韦诺

梁韦诺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硕士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2-16 08:28:54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2021年仍然是香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前景,在中央出手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香港政局同样出现众多不确定性。

反中乱港者为自己那场“失败的政变”埋单,绝对是可预料的。为了筑起防线,堵塞漏洞,进行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都是可预料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至治的重大转折,再次展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的深刻道理。有熟悉国情的建制中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央继续会有制度改革。

但是制度会改成什么样?就难以预料了。最近路透社传出,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会押后,中央即将出手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真会押后选举?如果会,又押后多久?制度如何改革?现时仍然众说纷纭,难以预料。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受访时提出特首可协商产生,引起社会大众猜测,是不是除了立法会议员,连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也会出现变化?

面对着众多不确定性,香港的前景会如何?香港的前途,是每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有责任去思考的。这令笔者回想起着名作家查良镛(金庸)先生的一番话:“香港是永远会存在的……所谓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前途。香港永远有前途……”[1]

这番话出自一本旧书,名为《香港的前途》,由查良镛先生将他在1980至84年间发表的128篇《明报》社评结集成书,以其真实姓名于1984年5月出版。

查先生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他的武侠小说。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政治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及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笔者认为,这本书是在香港政治圈摸爬滚打的人,以至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必读书。无奈这本书早已绝版,极少在市面流通,而且价值昂贵,往往是藏书家争相竞投的拍卖品。正好笔者手上有一本,希望将查先生的真知灼见作番整理,以飨读者。

图一:笔者藏书。出版至今已有37年,纸质难免发黄。

图二:出版时售价为港币20元。

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查先生写作时的背景及情况,尤其要考虑八十年代初香港社会对内地的认识程度,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理解查先生所面对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局限。

不过,纵使书在八十年代出版,但查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基本判断及信念,以及处世原则,对于所有想适应变局及思考香港前途的人,是绝对没有过时的,仍然有重要价值。

一、尊重主权,正视现实

早在1981年,查就香港前途问题提出建议,开宗明义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现状维持与否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国家主权是不能含糊的。针对当时各种倡议,包括联合国托管、主权换治权论、续约论及零星的“港独自决”思想(没错,“港独”思想并非近年才出现,早于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成为思潮),查氏强调:

“香港并不是一般性质的殖民地,是英帝国主义者强行霸占和硬租去的。所根据的三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应当废除。在法理上,香港、九龙、新界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有充分理由收回主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地区的人民无权自行宣布独立,即使经由公民投票表决也不可以。……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只是指一个不同的民族而言。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非不同民族。”[2]

“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议,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3]

事实是,国家一直拥有对香港的主导权及决定权,收回与否、收回后改变香港的制度与否,决定权都在中央。查认为:

“从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时有权收回香港……之所以没有收回,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中国政府之不收回,是出于对利益上的考虑,……是由于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4]

“九七之后,中国对香港具有绝对控制力,如果要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小小香港无力抗拒。问题是中国想不想改变,而不是能不能改变,那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问题。”[5]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大香港主义”(或所谓“香港中心主义”),把香港及港人的地位看得越来越高。直到目前,这种心态仍然影响着很多港人。反中乱港者提出的所谓“揽炒”,意图以破坏香港来胁迫中央,都是建基于这种心态,以为中国无了香港不行,所以认为中央会妥协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

对于这种心态,查作出驳斥:

“以中国之大,也不是说非依赖香港不可,决不能认为如果没有了香港,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搞不成功。在中国全国的生产数额中,香港所提供的助力毕竟有限。”[6]

“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当然并非决定于香港提供多少助力。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路线正确,没有香港也会成功。如果路线错误,香港即使再提供十倍以上的协助,也无法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起来。”[7]

当然,这并不表示香港对国家毫无价值,亦非可有可无的价值,香港对国家是重要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港仍然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只是哪怕香港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一旦面对国家主权问题,一切都得靠边站。因此,英国在谈判过程中尝试打“经济牌”来恐吓中国,说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邓小平回应说:“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因为“临到最后决策之时,北京领导人的考虑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8]

二、认识国家,尊重两制

现时在香港从政的人,尤其是反对派,他们大多数对国家的认识浅薄得令人惊讶,对国家战略、目标、利益、底线完全一窍不通,“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格局”仿佛通通与香港无关,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事实是,不论你视中央为领导、同盟、对手还是敌人,都需要尽力熟悉国情,尤其要了解国家对港方针及政策,才能在政治圈生存。在香港从政却不认识中国及中央,无疑是“政治自杀”。

在《香港的前途》一书,我们不难发现查先生非常关注当时国家的战略目标,从中发崛香港有利于国家的功能及作用。例如,以查的理解,当时国家有三大任务,分别是经济建设,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反霸,从而分析香港在三大任务所起的作用。

基于对国家粗浅片面的认识,加上“大香港主义”心态作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往往出现偏差。中央收回香港时,为何会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因为港人乃“天之骄子”,要讨好港人,所以中央才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吗?当然不是。查先生指出:

“中国领袖们就算对香港居民一视同仁,和全国同胞同等照顾,也只能把香港中国居民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五来考虑。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中共的决定会特别照顾香港人的愿望。但可以期望,中共领袖们清楚的认识到,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于全国十亿人民有利。”[9]

“必须了解,中国当局答允‘香港人生活方式不变’的目的,是求香港人继续在经济上作出贡献,而不是出于对香港人的‘特殊照顾’。大家都是中国人,为甚么要对我们特殊照顾?”[10]

国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以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换言之,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目标,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变只是手段。

当然,人心稳定是考虑因素之一,但正如查先生所言,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何要对港人特别好?那种以为中央为了港人而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看法,未免把港人看得太重要。

必须认识清楚,香港的特殊地位并非必然。中央对港的特殊化安排,完全是为了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这个根本目的。因此,查先生认为“只有符合中国的国策,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用,我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维持”[11]。查甚至夸张地把“今后安定繁荣”六个字说成是“香港的宪法”,来强调安定繁荣的重要性,并指出“任何事情都不能违反这根本大法”[12]。

与此同时,查先生强调要互相尊重两制,当中并不存在哪一个制度较为好的问题。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及当时两地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并不常见。

在查眼中,中央之所以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出于相信资本主义很先进很进步,而是出于战略考虑。查强调,“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与法治,那里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法治。从共产党人的立场与理论来说,那是更充分的自由、更公平合理的法治,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法治是虚假的”[13]。因此,中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东西”[14]。

查亦认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他指出:“资本家为所欲为,工会没有多大权力。政府的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15]只是香港对中国有用,而这种作用又以实施资本主义为必要条件,中央才容忍这个制度继续在香港这个特定范围内运作。

查认为,“中国今后对香港的长期目标仍是‘长期利用’,长期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16]。不过,查亦相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终有一天要修正、要变化、要消灭”[17]。

三、选举政治不利安定繁荣

回归后,政治制度发展无疑是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议之一。反对派视民主为手段,抗共拒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即所谓“民主抗共”。当然,有少数反对派真心相信民主,视民主为目的,视发展普选为己任。不过,在查眼中,普选式的民主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目标互相违背。查认为:

“香港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稳定与繁荣、现存的生活方式是否仍能保存?相信那很难,很难!……我们并不是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怀疑……而是在分析局势时经常不重视理论而重视实际。现实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无真正的自主权,当对中国能作出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时,中国可以容忍我们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成为中国的负累时,中国必定不可能长期容忍,势必会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18]

基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原则,查提出“协商制”,由各行业及各界协商产生议员,然后由议员选出市长,再经由中央政府作任命。查强调:

“这是港人治港,但不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制度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期的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9]

当时,有内地官员提出“三三制”的议员产生办法,即议员来自三种:亲中、亲英、中立。查认为“三三制”不可行,因为:

“将来治港的基本目标,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如果议员划成三派,而这三派的确在议会中势均力敌,并非亲中派占压倒优势,那么议会中就会不断斗争、激辩,形成僵持,许多议案无法顺利通过。这种斗争势必扩大到社会上,形成三派人士的斗争。政治斗争既层出不穷,政策和社会自无稳定之可言。”[20]

“为求香港长期的稳定繁荣,本港内部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越少越好。将来香港不宜成立政党,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21]

当然,查提出“协商制”之时,英国尚未在香港的立法机关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进间接选举,自此社会出现要求直选及普选的呼声。面对实际情况的改变,查的态度亦有所变化。在《基本法》起草期间,查良镛与另一位草委查济民提出协调方案(史称“双查方案”[22])。

查济民夫妇与查良镛夫妇合照,图片来源:海宁查氏

虽然查没有坚持“协商制”,但“双查方案”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精神,避免抵触“安定繁荣”这个大原则。发展民主政治可以,但必须循序渐进,按实际情况而定,最重要是绝不能危害安定繁荣。由于被视为过分保守,结果方案被反对派大肆批评,对二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有学生在《明报》报社外焚烧《明报》报纸抗议。

然而,最后写进《基本法》的,基本上就是“双查方案”。在2007年,查接受访问时,针对香港的普选问题,查仍然强调政制发展需循序渐进,认为“希望民主普选,又要经济发展,不太可能”[23]。回归以来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及教训,证明了查的远见及智慧。难怪反对派大佬李柱铭在查病逝后,会说“现在才明白查良镛所提方案有远见及智慧;倘若当年落实双查方案,香港现时或已享有民主”。

香港政治今时今日弄得如斯田地,令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选举政治”与“安定繁荣”两者之间的关系。假如选举不利(甚至危害)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们是否还要因循守旧,为选举而选举?

四、接受变化,做好自己

在变局下,查认为港人必须保持乐观,接受及积极应对变化,不要被“维持现状”四字捆绑着自己。查指出:

“所谓制度照旧、生活照旧,制度和生活的内容十分复杂,决不可能长期的僵化不动。”[24]

“所谓‘维持现状’,主要是指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维持现在的一切……事实上,任何事情不断在变,真正的‘永远维持现状’是决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天天成长,一年老于一年,自己的现状就不可能维持。至于‘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也只是指主要的基本方式,是生活方式的原则,而不是生活中每一项具体情况。”[25]

虽然中央对港拥有主导权及决定权,但查多次强调,对于香港的前途,港人的努力仍然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港人既然希望长期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那就应努力争取,但争取的手段绝不是激烈抗争,破坏稳定繁荣,而是做好自己,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及作用。查认为:

“香港的将来如何,并不能全然根据香港人的意愿而定,这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同时也接受这个现实。然而也必需了解到,决定香港的将来怎样,包括了许许多多因素。香港人如果好自为之,于己有利并于人有利,则我们干得越好,事情越有可能接近我们的意愿而发展。”[26]

“如果香港居民大多数在做有益而有建设性的事,香港社会就不会衰退腐败,就有极大可能保持繁荣稳定,而且能有进一步发展。”[27]

“香港人努力的目标是‘利国利港,利人利己’。对中国有利,对全体中国人民有利,就会对香港有利,对香港人有利。反过来,对香港有利的事,对中国也有利。”[28]

“香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应当尽其在我,自求多福,多一分成就,将来生活方式不变就多一分保障。这是香港人一贯的现实态度。我们信心的基础不在中国的政策不变(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而在香港的经济贡献对中国有用(这是我们可以尽力的)。”[29]

结论

在《香港的前途》中,我们看到查的远见及智慧。虽然查不是共产党人,其思想及观点亦无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并非全都正确和合理,但他对于国家对港方针政策的认识及判断是准确的:国家对港拥有主导权及决定权,之所以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并非单纯为了港人,或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崇拜,而是旨在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有利于国家的功能。

查认为,香港的稳定繁荣是维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任何安排都要先考虑是否会对香港的稳定繁荣造成影响,必定不能与维持稳定繁荣的原则相违背。在“一国两制”下,港人必须尊重国家主权;认清国家与香港的关系;充分认识国家及中央;尊重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政治制度时以维护安定繁荣为大原则;面对变化时保持乐观,积极应对,做好自己。

回归后二十多年,有多少港人懂得尊重国家主权?有没有认清现实,认清国家与香港的关系?是否对国家及中央有充分认识?

在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有多少港人视安定繁荣为根本原则?有没有考虑当时的社经环境?整个政治制度如何配合?怎样妥善处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怎样保持政府正常运作,发挥行政主导?

面对变化时,有多少港人能够保持乐观,积极面对挑战,做好自己?还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固步自封,轻言“香港已死”,或者移民外国一走了之?

香港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港人能否做到以上要求,“要旨是在我们”[30]。香港走到这一步,用笔者一位前辈的说话,可能是香港太少如金庸般的爱国者了。

注释:

[1] 查良镛,〈一九九七?一九八二?〉,《香港的前途》,1984,页1

[2] 查良镛,〈中英歧见 应可调和〉,《香港的前途》,1984,页204-205

[3] 查良镛,〈必须使三方面都充分满意〉,《香港的前途》,1984,页13

[4] 查良镛,〈真正的关键是什么?〉,《香港的前途》,1984,页207-208

[5] 查良镛,〈「一个中国 两种制度」〉,《香港的前途》,1984,页283

[6] 查良镛,〈北京的三大任务和香港〉,《香港的前途》,1984,页44

[7] 查良镛,〈香港的经济价值与中国〉,《香港的前途》,1984,页124

[8] 查良镛,〈捉回金鹅 志在金牛〉,《香港的前途》,1984,页195

[9] 查良镛,〈关键在如何对中国有利〉,《香港的前途》,1984,页32

[10] 查良镛,〈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页242

[11] 查良镛,〈香港的「六字宪法」〉,《香港的前途》,1984,页51

[12] 同上

[13] 查良镛,〈稳定繁荣以自由法治为基础〉,《香港的前途》,1984,页135

[14] 查良镛,〈中共对香港的目标与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页254

[15] 查良镛,〈生金蛋的怪鹅〉,《香港的前途》,1984,页92

[16] 查良镛,〈「长期利用」而非「设法改造」〉,《香港的前途》,1984,页223

[17] 查良镛,〈生金蛋的怪鹅〉,《香港的前途》,1984,页93

[18] 查良镛,〈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香港的前途》,1984,页250

[19] 同上

[20] 查良镛,〈「三三制」与民选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页266

[21] 查良镛,〈「三三制」与民选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页267

[22]方案内容为:立法机关的直选议席,第一届占27%,第二届增至37%,第三及第四届50%;第一任行政长官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产生,第二及第三任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进行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机关是否百分百直选;如果第一次全民投票未赞成过渡到普选,则这种全民投票每隔10年举行一次。

[23] 〈查良镛:一国两制贯彻得十分彻底〉,《中国评论通讯社》,2007年6月14日。http://hk.crntt.com/doc/1003/8/8/2/100388256.html?coluid=81&kindid=2290&docid=100388256&mdate=0911123624

[24] 查良镛,〈三个照旧 两个自由出入〉,《香港的前途》,1984,页110

[25] 查良镛,〈稳定繁荣的八大支柱〉,《香港的前途》,1984,页246

[26] 查良镛,〈多作贡献 多受重视〉,《香港的前途》,1984,页55

[27] 查良镛,〈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页241

[28] 查良镛,〈利国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页253

[29] 查良镛,〈中共对香港的目标与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页254

[30] 查良镛,〈利国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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