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长沙9岁男童被殴打致死，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9日，长沙雨花警方发布通报，提到犯罪嫌疑人2010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

林辉煌博士在X市的公安部门长期蹲点调研过程中，曾遭遇到不少涉及精神病人的案例，因此，“行业研习”邀请他讲讲警察和精神病人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人？为什么我们要惧怕他们？

11月5日，长沙。一个9岁男孩，出门邀同学一起上学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遭遇一名陌生男子的突然攻击。

据报道，事发前，嫌疑人冯某华已经拿着一把一尺余长的螺丝刀在电梯前的大厅里游荡。被袭后，男孩拼命往外面的小区道路上奔逃，摔了一跤，被冯某华追上。冯某华随即骑坐在男孩身上，用螺丝刀多次刺向男孩的身体和头部，并扼住孩子喉咙。当天，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华（男，30岁，河南滑县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审查侦办之中。

多名小区居民认为，冯某华疑似精神病人。长沙雨花警方今日通报，冯某华处于无业状态，2019年11月1日才随其父母入住该小区；据其父母反映，冯某华2010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当然，嫌疑人是否为精神病人，还要等相应的鉴定结果才能最终确定。

1.警察与精神病人

事实上，精神病人肇事已经成为基层警务活动中的突出问题。X市的某派出所民警告诉我，当前处理有关精神病人的各类案子，至少要占去民警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样的案子往往劳民伤财，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效。透过这些闯入基层治安的精神病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剖析整个社会控制的内在困境。

在精神病人的监管问题上，只有那些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才引起国家的关注。然而在X市，即使是肇事肇祸等重性精神病人的排查管控工作还存在很大漏洞，精神病患者杀人、放火、用石头击打路人等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为此X市公安局曾经要求，对乞讨流浪的精神病人，要协调卫生、民政等部门予以救助；对家庭贫困、无力持续用药的重性精神病人，要协调财政、卫生等部门解决基本用药问题；特别是对危险等级高、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务必要提请党委、政府协调解决入院治疗问题，坚决避免精神病人因得不到治疗病情发作而肇事肇祸。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监控都非常松懈，最终的责任往往都推到公安部门头上。

民警高一鸣（化名）告诉我，有一回胡乡的一个精神病人，拿刀乱砍，在劝阻的过程中，民警的一个手指几乎被砍掉了。派出所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是精神病院要钱，而当事人家里也没有钱。精神病院要求由派出所来出钱，因为是你派出所送过来的。

“这不是坑派出所吗！”高一鸣愤愤不平地说。后来派出所费了老大的劲与政法委、乡政府协调，由后者出了一部分钱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事实上还有很多这样的重度精神病人处于失控漏管的状态。

即使是医院，也不愿意对精神病人的事情过多介入。这既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又涉及到安全隐患的问题。

有一次，指挥中心给值班室派了警，说检察院对面有人需要救助。我跟过去了，发现是个女的，躺在地上乱动，她说自己的手“不当家”。120的车就在旁边，医护人员站在旁边，等着民警过来。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看见那个女的躺在地上，就分别给120和110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女的站了起来，120就让她上民警的车。民警涂龙（化名）听了就来火，一扭头自己上了警车。“这明显的是个精神病，不拉到医院，拉到派出所干什么！”后来女的又恢复了一些，并没有要求救助，我们就上警车走了。

2. 到底有多少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成为派出所工作中的重点问题，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其中，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因为自己对行为难以认知，涉及这类人的治安案件一般都不要求其负相关责任。然而在当前情况下，精神病作为一种符号却成为可以被利用的工具。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甚至鼓动其挑起纠纷，引发治安调解，从而捞取不应得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精神病人的纠纷就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成为当事人与监护人开脱责任的法宝。

另外一类“精神病人”是被社会规范所赋予的，其悖缪的行为因为频繁给派出所制造麻烦而被视为“精神病人”。这类“精神病人”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遵守社会秩序。虽然他在行为认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懂得利用各种行政体系的资源为自己获取好处；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懂得变化各种策略来适应情势的变化。

警察经常将自己比喻为医生，天天就是为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坐诊”，尽量开出合适的药方来缓解“病症”。这种纠纷认知与新时期整体的矛盾哲学是一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变态的现象，是对社会有机体的侵害。现在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精神病人数量的增长，更在于针对精神病人纠纷的“药方”似乎已经失效，警察对于进入派出所的“不正常的人”并没有“医治”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精神疾病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之后全球人类的第三大疾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最近几年开展了“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大型项目调研，该调查采用多水平质量控制方法和多级抽样设计，调查地区为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多级抽样调查户共38593户，最终完成了调查的实际样本量为32552个。

上述调查显示，我国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12月患病率为9.32%。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为4.98%；心境障碍其次，患病率为4.06%；酒精药物使用障碍第三，患病率为1.94%；间歇爆发性障碍第四，患病率为1.23%；精神分裂症及其它精神病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61%。

而根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王高华的说法，我国精神障碍患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其中，重精神病1600万，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接近人口总数的1%。然而，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十五届年会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只有599.4万例（在2014年底，这一数字为429.7万）。是因为很多严重精神病人没有登记在册吗？

影视上的精神病人形象（图为电影《大腕》剧照）

3. 为什么你会惧怕精神病人？

除了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增长，我们还面临着精神疾病的民众知晓率低、精神疾病负担重、精神障碍治愈率低、精神卫生医疗资源整体缺乏、精神卫生领域人才数量短缺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精神卫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了一份名为《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Asia-Pacific Mental Health Integration Index）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为45.5，在亚太15个地区中排名第九，远远落后于得分最高的新西兰（94.7）。尤其是在治疗可及性（27.4）和就业机会（38.9）两项上，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许多民众对于什么是精神疾病了解很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家一般只是把这样的人视为“怪人”或“傻子”，家人也不会及时将其送到医院寻求救治。甚至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普通居民对于精神疾病的知晓度也没想象中的高。

前阵子我在广州的一个小区进行入户调研，有一个案例很典型。一位中年妇女，她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些行为异常的表现，一开始也不懂得送到医院检查，而是请了各种风水先生来家里施行“法术”。这显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才把女儿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精神分裂症。而这位妇女长期以来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跟家人关系都很糟糕。在照顾患病女儿多年之后，她才被检查出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方面，民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度不高，另一方面，一旦发现身边有精神病人，又非常紧张和排斥。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对精神疾病缺乏了解。

2010年WHO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神经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10.4%，而精神障碍占总负担的7.4%，神经精神问题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称，她所在机构的未发表研究发现，在拥有两名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93%的家庭会陷入穷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平均寿命比全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低约20年。《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也指出，在亚太地区，精神疾病是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的第二大因素。

治愈率低，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北大六院的精神卫生调查（2016）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者的求治率仅有9.51%，求治者治疗比例仅有七成，并且患者获得的这些治疗往往并不充分。精神分裂症患者50%以上也没有得到有效而规范的治疗。《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显示，在中国，约92%的精神疾病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

因个别恶性事件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精神病患者存在危险性，从而产生歧视和偏见。正是因为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不足，以及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视，导致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怕暴露身份而拒绝治疗。而这一点，反过来也是我们惧怕精神病人的一个原因：他们似乎根本没法得到有效治疗？

4.精神疾病，拿什么来拯救？

深层次讲，无论是群众知晓率低，还是求治率/治愈率低的问题，都与我国精神卫生资源不足有关。“医学界”公众号之前发布的关于中国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调查报告显示，平均每位医师需要应对10-24万名患儿。实际上，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得不到足够的诊疗资源，就连成年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现状也十分堪忧。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现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表示，治疗可及性和服务网络的建设有关。中国整体精神治疗服务水平较低，尤其是县一级的精神机构的设置较弱，“至少三分之一的县完全没有精神治疗服务”，有的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都没有。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显示，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城乡差距尤为显著，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没有设立精神疾病床位。

根据《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上的经费低于所有健康领域经费的1%。除了经费问题，另一个窘况是，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中很多不愿意从事精神健康行业，而社工、康复师等等更是空白。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的质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14%的中国注册精神专科医生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另外有29%的人只有三年的大专教育证书。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福建省精神医学中心主任王文强教授指出，精神科是内科分支中最难的学科之一，鉴别诊断复杂（要首先排除多种器质性病变），标准不完全统一（病人症状各异，转归复杂），临床治疗方案的权威共识短缺（学科起步晚，药品研发慢），这些因素意味着培养一名精神科医师需要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教育资源是非常庞大的，而在我们国家，这种投入恰恰不足，很难培养出足够多的合格的精神健康从业者。

受限于精神卫生资源的不足，医院一般都不愿意接收长期住院的病人。专注农村精神病人救助的四叶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程一文指出，现在精神病患者住院，大多只能住15-20天就被要求出院，那么除了在医院里的“临床治愈”外，后续还要定期门诊、按时服药，以及家庭康复；其中，家庭是防范精神病患者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影视上的精神病人形象（图为电影《飞跃疯人院》剧照）

然而，正如湖南回归线律师事务所律师史建权所讲的，由于精力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家庭很容易放弃精神病人。因此，有些患者即使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没有人愿意接走他们，只能在医院长期住下来。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李文秀说，这些精神病人有时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像动物在园子里被关久了出现的刻板行为；他们表情淡漠，好像已经没有情感，也没有任何需求，社会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逐渐衰退。即使是那些被接回家里的精神病人，也不见得过得很好。有不少人长年累月被家属锁在家里，跟住在精神病院没什么区别。

因此，社区被认为是精神病人出院后重要的生活场所。201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我国应当积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研究显示，病情缓解出院1年以上未给予社区康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率为20%-70%。积极的社区干预能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社会功能，降低复发住院率，同时有利于提高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降低家庭照料负担。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社区居民一方面对精神病人非常惧怕和排斥，另一方面社区本身也缺乏专业资源来提供康复服务。在这样的小区环境中，精神病人往往会遭遇消极的刺激，甚至导致病情的复发和恶化，结果只能送到医院，或者关在家里，或者被警察带走。

提升精神卫生水平，不仅仅是医生、家人的责任，也不仅仅是社区、警察的责任，更是全社会都应当担负起来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不处理好，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受害者。

国家需要加强对精神卫生资源的投入，包括对医生、康复师、社工等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医疗设备和精神类药物的研发投入，切实促进患者及时诊断和治疗。同时，应当加大对公众精神卫生健康教育的普及力度，提高公众的认识，一方面及时就诊治疗，另一方面正确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减少不必要的抵触和歧视。

当然，社区、卫生、民政、公安等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主动作为，积极排查辖区精神病患的情况，督促监护人做好必要的照管，加强对重度患者的监督与监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期待，长沙男孩被杀的事故不再发生，而精神病患者也不再成为基层警察难以言明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