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归来》太“老套”，很在理。莫言又说，自己很宽容，什么烂电影都能感动得一塌糊涂，略腹黑。若不是左派右派一齐骂，谁有兴趣去分析简单至极的一部电影？然而我要追问的是，“老套”究竟是导演的江郎才尽呢，还是有意为之？

假如“老套”是张艺谋的刻意追求，那么意欲何为呢？

假如“老套”是张艺谋的刻意追求，那他意欲何为？

原著与改编

张艺谋对原著《陆犯焉识》的改编是否成功？一位网友愤而表示：

“原著小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归来》是苍白的。连最基本的起伏都没有。这世界上不存在毫无原由的爱，所以爱情电影的第一要素是要讲明白这爱是怎么来的，他们为什么爱着彼此，而不是爱着别人。其次，这份爱历经过什么样的磨难，为什么男女主角愿意坚守这份爱，哪怕付出一切也要厮守在一起。不经历岁月和磨难的洗礼，爱情怎么可能弥足珍贵，更不可能让人感同身受。”

倘若如此，与原著党满满的优越感正相反，我觉得张艺谋的大刀阔斧太棒了。抹去前因后果，《归来》的主题就不再是爱情。至少，不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爱情，不是长腿欧巴、绝症少女满天飞的韩式爱情。电影围绕一个已婚中年男子陆焉识有“家”不能回而展开，即便有爱情，《归来》中的爱情也被融化在婚姻、亲情和家庭伦理中，回家和团圆的执念重新定义了爱情，这才是影片的核心。《归来》对于文革的批判立足于女儿出卖父亲的情节，从中国人最看重的俗常伦理遭到破坏开始，奠定了全片的基调，这与《白毛女》中黄世仁非得大过年的抢亲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来说，“家”的分量根本无需前因后果的解释，这注定了《归来》不是《初恋五十次》或者《我脑海中的橡皮擦》，既不会爱得死去活来，也很难成为笑中带泪的喜剧。

影片《归来》中，回家和团圆的执念重新定义了爱情。图为《归来》剧照。

回想一下剧情，陆焉识用新写的信逐渐取代了文革期间未能寄出的信，我们可以说，后者至少还留有情书的性质，是陆焉识的随想小作文，那个时代要是有微信，大概也就是看过即删的廉价表白；而前者则从第一封信开始，就工工整整，围绕着好父亲、好母亲以及让女儿回家等议题，是试图妥帖地安置家庭。

《归来》的原著作者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对张艺谋大幅删改她的小说格外体谅，她甚至称电影“起到的作用是一滴水见太阳”，批评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被问及“但只有读了书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苦难表现和铺陈，才能更深刻理解小说的最后部分，前面全部删掉，您会不会觉得可惜？”严歌苓回答道：

“对知识分子的命运那部分，当然会（可惜），但现在电影用这样一个角度和这样一种形式来展现，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我们现在的审查制度所能容忍的呈现。你应该知道的，搞电影的人在国内有很多苦衷对吧。假如可以再展开更深一些、故事延伸的更长一些，拍个上下集或者拍个三集，把小说所有内容都拍了，就是一个大主题——自由，自己情感的自由，精神生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这不是一个电影可以完成的。”

看来，《归来》是否符合原著本意，《陆犯焉识》的读者和作者只能对一个。而谈及爱情、知识分子、苦难、自由、体制……严歌苓的关怀沉重而深邃，顿时让我这种肤浅又依赖常识活着的人打消了读原著的念头，省下来的时间，还是单看看张艺谋“老套”的电影好了。

“老套”的意图

有一个历史细节的错误很快就被众多观众发现：文革到1973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已经很少传唱。许多人都意识到，《归来》在历史叙事上的高度抽象化、符号化是极大缺陷，也正是由此造成了情节简单，故事老套。因此，毫不意外，左派和右派都对电影廉价的反思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满。

电影审查制度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问题更在于，如果我们都同意《归来》更是一部反映亲情和家庭伦理的电影，而“家”又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精神根基，那么电影首先要传达的，并不是“反思历史”，而是在寻求一种“和解”与共识的可能。“家”比什么都重要，冯婉瑜和丹丹的和解，陆焉识和方师傅不在场的和解，陆焉识和冯婉瑜不可能的和解，都依赖于在一个彻底与过去摆脱关系的新时代中，对“家”的珍视成为价值共识。以至于为了确立起这种共识，张艺谋很愿意承担所有针对《归来》的批评：老套，情节简单，对原著误读，细节错误，抽象化，符号化。甚至这“老套”本身成了一种游刃有余的手段。

你可以和我一样，不喜欢张艺谋的这一选择。当然我猜，天底下恐怕没有人比布莱希特更不喜欢张艺谋的《归来》了。

当布莱希特强调他的“教育剧”要中断观众惯常性的感知，通过中断、扭曲、悬置给观众带来震惊与思考的契机，他针对的是关于戏剧的一般理解：强调诊疗、情感宣泄与升华，情节剧因素，通过移情于人物，观众沉浸，忘我，感动，完成“感知”教育与认知改造。张艺谋恰好整个地拥抱了布莱希特要批判的逻辑，为了让观众沉浸于纯粹的感动，他不惜动用一个极简的老套故事，裁减掉所有可能引起观感不适的褶皱，删除任何可能诱发观众跃出剧情之外进行思考的细节，并在情绪上尽一切可能满足人们的观影习惯。

在这里，“老套”与符号化并不缺乏感染人心的力量。只要想一想，好莱坞的故事情节老套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抽象吗？如果《归来》的符号化和“老套”是张艺谋主动选择的形式，这无异于一种宣言：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彻底摆脱了联系，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中，我们要确立一种以传统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共和国的过去不再重要，历史争议也可以搁置，一旦被感动了的观众能在情感和美学上整个地拥抱这个传统价值理念，这就将成为我们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归来》的简单还表现为影片只存在一个时间维度，所以它不会是《再见列宁》。冯婉瑜身上只有一种纯粹“物理时间”的重复，而缺乏“历史时间”的展开。那么丹丹呢？从表面上看，她扭曲的性格是文革造成的，然而事实上，她精于算计，懂得权衡利弊，通过交易获取好处，不接受“演战士也不错”的逻辑（做平凡的英雄，做革命的螺丝钉），对于个人成就极为看重。丹丹与想象中的文革青年形象（无论是叛逆的或是僵化的）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如果要找一个历史对应物，她与1980年代以一封文艺诉苦信震动全国青年的潘晓颇为相似，当提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已经是80年代整个改革的逻辑起点了。因此，丹丹身上并没有体现“历史时间”的转折，她更像一个理性经济人，活在永远的当下。毋宁说，当张艺谋“老套”的故事浸润了人们情感和理想，他既是在抽象地和解政治分歧、抚平历史的褶皱，也尝试着克服现代理性经济人普遍的价值虚无。

如果说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成了礼乐大典的“国师”，那么在《归来》里，他大概想做一个在俗常生活中确立伦理价值的“国师”。两者的共同点倒是容易找到，有意无意地都绕开了社会主义历史，在普遍均质的时间中直接诉诸传统文化，于是，张艺谋说他下一部电影一定是一部“超大的好莱坞大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归来的“伤痕”？

据说，宗教是一种必要的精神鸦片。假想有一天，张艺谋真能拍出“超大的好莱坞的大片”，从而他的艺术获得了一种非凡的感染力，甚至拥有了重新写作神话，创制新神的能力，他能抹平一切历史争端，从平地而起，成功地确立价值共识，制造精神鸦片吗？

许多人都说，《归来》是曾经伤痕文学的归来，然而一个很大的区别是，80年代的伤痕文学始终将政治关怀牢牢嵌进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呈现为一种从抽象到具体，越来越丰富和接地气的趋势。随着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人们相信“只有富裕程度的差别，没有贫富差距”是可能的，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是可欲的。伤痕文学不仅关心上层建筑，关心政治理念、文化价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者善好生活的问题，同时完整地论述了实现这些理念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分配制度、体制安排以及法学构想。我想如果伤痕文学没有了这些严肃的思考，没有了历史的沉重感，忧国忧民就廉价了，也谈不上对于社会主义以及整体性政治理想的赤子之心。

反观《归来》，在电影内部就剔除干净了现实的复杂性。新写的信件彻底取代文革期间未能寄出的信件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因为旧信至少还存留并传递着一些信息，写作时间的特殊、写作环境的复杂，而新信件则写在整洁的白纸上，字迹清晰、黑白分明。然而现实世界不是艺术创作，到哪里去寻找白纸一张？电影中，白纸黑字就能愿望成真、完成和解，在生活世界中能找到这一行为的现实对应物吗？换句话说，对“家”的执念成为价值共识，同意与否是主观问题，是诸神之争的问题，但我们很难不去追问，在新的、可能是更残酷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要如何实现自身呢？陆焉识一家人的幸福，难道不依赖于必要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福利？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焉识还能住在那间小房子里吗？纺织女工丹丹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吗？冯婉瑜还有保障看病吗？

符号化细节、抽象历史、规避现实，固然便于观众移情，沉浸于他们单纯的感动，可是由这种简单性所确立起来的真的是传统价值吗？真的能解决虚无主义的问题吗？这里只要提一点就很清楚，表明上，陆焉识或许可以化身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可是电影中他的功能却是要负责宽恕所有人，“宽恕所有人”真的准确诠释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全部内涵吗？有“家”就能和解一切，这个“家”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吗？你确定这股精神气看着不更像基督徒一点？由于缺乏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中介，由于白纸替代了旧信，传统文化仿佛轻而易举就被基督教灵魂附体了，难道能指望基督教来解决价值虚无吗？

传统文化成了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一秒钟都变基督徒。

解读《归来》，看法当然多种多样。但仅就我自己的理解，虽然重塑意识形态共识，克服虚无主义在当下对我们的共同体而言非常紧迫，但试图书写新的神话，或者提供一种必要的精神鸦片，大概不再是寻求价值共识的一种可能的方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想要绕开共和国的历史，在不诠释社会主义复杂性的前提下，试图创制新神，平地起高楼，那么无论是诉诸于传统还是自由民主的舶来品，恐怕都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