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解改革的一个关键词是“按劳分配”。

在当时，“按劳分配”不单纯只是一个经济制度，以求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理解作为改革历史开端的“按劳分配”，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我们仍然身处其中的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然一直实行着“按劳分配”，但在激进革命的历史背景中，“按劳分配”因其内含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具备完全的正当性。虽然我认为，为什么在理论上要批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以至于导致较大规模的激进实践，现在的人们还未必能认真看待。但总的来说，改革开放早期的“按劳分配”就是要从激进革命中把自己救赎出来，确立和阐述自身的合法性。

“按劳分配”的关键就在于，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在这个意义上，“按劳分配”的关键就在于，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按劳分配”导致的差别是有益的“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不是贫富差距。这句话绝不是玩弄修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因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至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按劳分配”一方面能通过可控的不平等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会走向资本主义，从而针对激进革命的话语阐明了自身的正当性。

邓小平在1978年3月谈到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时就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如果资本主义也有按劳分配，那么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是虚假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政治上，“按劳分配”能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区分敌我；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因真实的平等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法理上，“按劳分配”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辅相成，要求一种自我限制，因而不存在绝对的私有产权，对于财产权的理解更接近于一种“作为法权的财产”，不是现代主体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客观权利，每一个被分配给适合于他的东西；最后，“按劳分配”很容易借用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农耕与小生产者的理想），建立起自身具体的劳动形态的美学，克服异化劳动的同时也建立起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

总而言之，在改革早期，“按劳分配”的设想是一种整体性政治构想，它当然是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不妨说是一种“伦理性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一理念不仅要在经济上展现出优越性，还要考虑到政治、社会、伦理、法等方方面面，最后还要落实到塑造一种良好的生活形式。换句话说，在改革初期，激进革命结束了，但社会主义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遗留了下来。邓小平对于激进革命说的无非是，你那套不是社会主义，我现在搞的才是社会主义。

在关于80年代的惯常的历史叙述中，我们习惯于将84年左右开始的城市改革，直至87年左右展开的市场化、商品化，说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取得胜利后，改革在城市的延续。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城市改革并不在时间上滞后于农村改革，如果说在农村是联产责任承包制，那么在城市则是“计件工资制”以及其它奖金制度再次确立了正当性。但在当时，却逐渐出现了“多劳未必多得”，“多劳少得”的情况，甚至这一度被认为是经济困境的原因：“……危险，主要不是能不能增长百分之四或五的问题，而是可能不注视经济效益的问题。盲目追求产值增长的结果，势必造成大量物资积压……这样下去，不仅使比例失调加剧，而且，必然会重复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

这意味着，从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与其说是改革逻辑的一种延续，不如说是早期改革逻辑的一次转折。这时发生的，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赚钱”，转为了“利润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从更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到了“生产商品不是为自己的直接消费，而是为了交换”；从计划、产品经济转变为市场、商品经济；从“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的需要”，转变为形成了一门冰冷而技术化的经济科学，研究货币、金融、消费和抽象化了的劳动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变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更激进地来说，“按劳分配”只能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却无法提高资本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市场，随着按资分配、按其它生产要素分配的逐渐实行，最初围绕着“按劳分配”来建立的政治构想逐渐就失去了效力。

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历史的前一页，我们仍然有对政治总体性的追求。意思是政治的统一性会渗透在具体的经济、社会、伦理、生产方式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取而代之的似乎是经济从政治中、或者说从整体的意义世界中脱嵌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一般来说，84年以前的改革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但是，早期改革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此后中国走上另一条历史道路就没有了正当性，也绝不意味着我们能退回到那个“温和”的历史时刻。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此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带血的、野蛮的增长，好像和改革早期很相似，都在关心经济之外的东西，公正、环境、人本身等等。但“按劳分配”的成立需要的是诸多的自我限制，而这些经济学家则在理论上相信，只要维持一个自由市场，最终也能达到那些效果。随着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市场，从金融业的兴起，惊人的城市化速度，到基建、军事、高科技等领域的大量资金投入，任何高速的、莽撞的、跃进式的行为，都成了中国之后几十年贫富差距过大，人们生活充满不平等和不幸福感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强势政府的投资和市场干预。因此，他们以为只要回到“按劳分配”的时代，只要满足某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放慢步伐，发展个体经济，藏富于民，慢慢积累，限制政府，减少投资，人们的生活就能更公正、更幸福、更有德性。

在批评中国现状的时候，这些经济学家既误解了“按劳分配”，也误解了后来的改革。他们没有在这个改革的转变里看到中国紧迫的、真实的政治。中国要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要不要高速增长，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要不要强军强国，要不要强势政府，能不能做小国寡民的梦，这是由中国的现实政治决定的，而不是出于任何人的理论、主观意志或者幻想。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承认和接受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普遍的小生产者的劳动形态不再可能，难以避免产生出的地域差异、资源差异和劳动差异正需要国家的规划、介入和干预。这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搞双轨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90年代以后，邓小平一方面更全面地展开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在政治上坚决不搞全盘西化，中国也就此开始特别强调国家能力的建设。

今天，无论左右翼，都存在一种简单化中国改革过程的倾向，仿佛中国是一路通向了全球化、市场经济、私有化，最后政治体制也终将改革。这其中多少是忽视了中国改革过程中变化的剧烈及其复杂性，从而也低估了中国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自我调整能力，以及自我纠错的机制。当我们放慢镜头观察历史，在如此短时间内经历重大的起伏和转折，又能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怎么解释这个政治体制的韧性，恐怕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中国政治家面对复杂局面时所展现出的经验、冷静、决断和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