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凌）

大概是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沉默的“文化变动”，其特别显著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与颠覆；2）以知乎为典型，在知识信息的权威性方面对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挑战，特别是在公共事件与公共舆论中理工科背景的跨学科发声；3）由于互联网使用者的急速增长而带来的文化趣味更迭。

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在不同层面构成了当代普通中国人生活和习惯的一部分，而挑战所指的主要是针对旧的文化权力格局、体制和机器，以及虽然可以以“造反”命名，却意外地与当代中国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建制相契合。

之所以认为这场运动是沉默的，主要并不是指它不被关注到，而是指由于旧的文化权力格局被挑战、文化治理方式又基本处于过往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无法被理论言说、无法被有效识别以及尚未自觉的状态。

因此，作为国家能力的文化治理如何识别和面对这一现象，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当然，这些观察眼下还仅是一种不甚严谨的描述，本文将在简述现象的基础之上，接着探讨并总结当下中国文化治理能力的几个关键问题，通过回溯历史中若干治理经验教训，尝试在理论上说明文化繁荣对于政治权力的意义，以及在互联网新技术时代，如何真正增强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

（一）

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传统媒体的衰亡和自媒体的兴起，这里不仅指大量传统纸媒的倒闭，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已经形塑了普通中国网民的阅读习惯和趣味，以致传统媒体不得不大量借鉴自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自媒体繁荣的另一面自然是泥沙俱下，《人民日报》就曾发文指出“自媒体乱象需多方共治”：传播虚假奇葩信息，发布“三无”时政新闻，推送同质低俗“水货”……[1]

如何看待这一互联网乱象及其治理，目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基本上，随着平台的集中与垄断趋势越来越明显，管理者与平台的协同治理，已经可以做到通过技术手段基本覆盖国内的互联网领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种覆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看，在自媒体兴起之前，传统纸媒中极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很难讲位居何种立场，其身处于中并参与塑造的旧文化权力格局对国家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否友善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自媒体的兴起固然使得大量的“公知”与低俗内容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也恰恰由于同一个原因，“自干五”“工业党”“小粉红”等认同中国道路的群体也同步大量产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理者严格覆盖全网、大面积顶格处理之前，“公知”就已经沦为一个嘲讽用语，网络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何种人能成为意见领袖就已经产生了悄然转变，这为国家治理的介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提起“公知”很多人的表情是这样的

因此呈现出的有趣一幕是，自媒体挑战并颠覆了由传统媒体垄断的旧权威，但其自然野蛮地生长却对普遍的中国道路认同构成了建制作用。并且，这种由斗争而形成的公共意见和舆论氛围是一种更为真实、理性和可靠的文化建构，对于国家濡化能力而言，正是一次群众路线的极好体现，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斗争中成长并自发塑造价值观的体现。

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双百方针”时所提到的，真理（香花）是跟错误（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2]

这里当然不是要做一种简单的类比，毕竟历史环境和背景都有较大的差别，但也确实显示了文化治理的问题与难题由来已久，并且过往的经验教训对塑造当下中国的文化治理能力仍然有借鉴意义。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公共舆论中知识信息的权威性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传统媒体一般借助学院知识分子来增强权威性不再是读者唯一的选择，因为在其中对于知识精英的挑选必然地经过传统媒体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很难保证不被意识形态或媒体从业人员本身的素养等诸多因素所干扰，且信息传播的形式也是单向的，即媒体垄断着信息的发布权。

广义的社交媒体兴起后，特别是知乎、早期的观察者网等平台，则是打破这种文化权力格局的典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一些知识精英的权威被彻底挑战，公共舆论中有了更多理性、多元、实事求是的争论，有了更多因熟悉事件本身而出现的就事论事和及时反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识人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由于恰逢中国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上升时期，对于何为社会进步，何为国家强盛以及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等议题，与人文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媒体相比，这些网络平台上的“工业党”群体[3]对中国道路的优势往往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答案。

对于旧的文化权力格局冲击最大的因素，还是由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与人口的重大变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文化更迭。截至目前，我国网民的规模已超过8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门槛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网络世界活跃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中。因此，批评互联网文化呈现低俗趋势时，不能忘记了早期的互联网参与或多或少仍是“城市中产”的特权，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纳到了这个世界中。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特别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孙佳山对此表示：“我们在新一轮的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面临的深层次文化挑战是高度复杂的，注定大大超过了我们所有的既往预期。”[4]他用“4+2”的结构来描述这个新的人口规模的实际情况，即“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以及“农村网民”和“网吧上网”，与过去一般对90后、00后的描述不尽相同，互联网领域实际出现的文化更迭对于都市中产阶级文化趣味的垄断和领导权地位冲击巨大，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化趣味与政治的关系相处并不十分融洽。

2009年和2019年网民学历结构的对比，上面为2009年，下面为2019年

如果仅仅从社会精英的视角来看，网红、直播、流量明星等现象固然是乱象，但是如果从数据来看，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浮现至表层的更自觉和多元的文化趣味，以及相应地如何寻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逻辑和手段。

这一历史时刻与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似乎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从人口的层面上讲，延安也“必须面对的是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和与此状况相关的农村口传文化背景。”从技术转变的层面上讲，延安既不能依赖印刷文化，又缺乏摄影和电影的媒介技术，从而“导致了‘延安木刻’的兴盛以及戏曲、曲艺和年画等传统视/听艺术的复兴”；从文化政治层面而言，为了动员最广大的人群中，就必须“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也即‘人民的文学’。……重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界定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

对于延安文艺而言，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新的文化要打败中国的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因而就需时刻警醒，文化权力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同样，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化治理而言，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归根结底也是要解决文化领导权究竟被谁充分掌握，文化权力的格局到底怎样分布，以及对新的文化现象的政治潜能如何充分理解。

新技术条件下，旧的文化权力格局遭到了挑战和冲击，但在政治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国家权力的建设而言，如何选择不同的应对路径？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维持旧有的文化权力空间格局，还是紧跟基础设施的快速变化主动参与新的权力空间布局；如果参与，是以一种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逻辑去参与，还是以别的方式渗透？要深究这一问题，追求更优的文化治理能力，会发现其中的复杂性来自于新技术，而难题性则贯穿着对整个新中国文化治理行为的历史理解。

（二）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管生产，还是管流通。

克里斯特娃在她的研究中，曾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剖析，来发展一种独特的更为激进的符号学理论。克里斯特娃认为马克思将生产视为一种意义结构，是将生产放在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流通等社会生产关系中，是从交换和流通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她则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路，她关心劳动在进入交换关系之前的“另一场景”，“即在价值凝结之前劳动自身的生产状况。这一场景因其难以公度而为研究所忽略，只能放在交流和交换系统中通过价值流通或者货币符号流通进行研究。”[6]如果将这里的激进性倒置，即不是从符号和意义生产的角度出发，关心进入流通之前生产的可能性，而是从国家治理的保守角度出发，那么重要的恰恰是控制意义的流通领域。

为了论述的清晰性，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实例。迄今为止，曾经在海外一度热炒的“中国崩溃论”在互联网界已是一个笑谈，其代表人物章家敦则成为了网民调侃、嘲讽的对象。从“管生产”的角度来说，清朗网络空间显然需要将这些有害信息清除，但从“管流通”的角度来看，有害信息“中国崩溃论”在流通层面的含义却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条件下，恰恰是在一刻不停地彰显着西方话语的荒谬和网民对中国道路的高度自信。

于是，删除有害信息反而存在着负面的效应，而认为符号信息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接收有着固定的同一性，无疑是治理惰性的体现。所谓高端黑、低级红的现象，最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滋生，比如将“新婚之夜抄党章”这类新闻作为正面材料宣传。这甚至意味着，不能只考虑生产层面信息的真实性，而要重视流通层面可能产生的传播效果。

强调“管生产，还是管流通”的问题，就意味着必须尊重文化符号生产的规律，同时找到管理流通领域的合适手段。正如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世界呈现出的景象，大量认同中国道路的群体的诞生及其文化生产，对国家介入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趁手的武器和良好的基础，这表明文化权力的真实来源是文化繁荣，而不是管理上简单的全面覆盖。

早在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对文化、科学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简单粗暴的行政领导方式。邓小平曾表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搞得太单纯了。”[7]

在1953年之后，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力度就随着文化管理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完善而进一步加强，“管理权限和范围扩大，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更加清晰和合理”，但是，由于这种规管是最直接地介入文化的生产领域，“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激烈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收到严重挫伤。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在如此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文艺批评家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8]

“双百方针”之前，从体制上讲社会主义政教完成了对所有文化领域的全面覆盖，但这种覆盖并没有让国家层面的文化权力得到提升，官话套话和教条主义反而让国家濡化能力存在下降的风险。

在新中国文艺实践的历史上，“管生产”的倾向一直非常明显，虽然几经反复，且社会主义文艺仍有着非凡的生命力和复杂性，但“一体化”的文艺制度最终是要对文艺生产具体管理到“写什么”“怎么写”。改革开放之后，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突破写作的陈规旧制，以及呼唤更积极开明的管理方式就成了文化领域工作者共同的心愿。赵丹在病床上写的《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就是其中的典型：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9]

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赵丹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管生产”的一边是，全面覆盖式的行政干预容易让文化领域只剩下僵死的政治正确，这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正确是简单的自我重复，从而即不及物又缺乏战斗力，更谈不上群众喜闻乐见；而另一边则是因为习惯于“管生产”的治理的方式，并相信意义的生产就等同于意义的流通，于是既苦于因内容生产无所不要干预而产生的高额管理成本，又惰于寻求更高超的文化治理手段，一旦随后感受到文化权力丧失的风险，就只能通过“不管”来促进文化繁荣[10]，于是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管流通”的意识和手段的缺乏，又反过来导致了文化生产领域承受了额外的必须分“对错”的压力（从主旨到细枝末节），“双百方针”在操作层面始终难以落实也就不难理解。其中最具悲剧性色彩的正是罗岗所注意到的：“延安文艺”在进城之后，必须面对城市文化和市民阶层，因而必须借助新的经验和资源。无论是1950年代向苏联学习，还是196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面对自身的城市化和消费经验，从而向1930年代的城市左翼革命文艺学习，不同的文艺体制产生了摩擦、冲突、博弈和斗争，而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变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生产层面上争夺政治正确的内耗，而不是在多元并存的可能中指向同一个文化领导权，如今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国家在文化治理层面无法做到在生产繁荣的前提下实现流通上的有效治理。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基于城市经验的、反资本主义的先锋派运动，这些左翼资源后来更多地被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挪用或占用，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政府与各大平台的协同治理，“管流通”无疑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哪些信息能被更多地看到（展现量推荐），哪些复杂信息在意义的流通中能被“过滤”（并不是指审查与删改），哪些负面信息能产生正面效果，又有哪些正面信息会产生负面效果（如王蒙曾调侃的：“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治理所能动用的手段和方式也远远超过传统所谓的“半臂之距”，只不过所有这一切均呼唤着超越官僚化的政治意志的现身以及实践智慧的检验。

（三）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管理性，还是管情感。

这里的“理性”、“情感”均是泛指，意在表明说教对于意识形态观念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正要求了党员和文艺工作者有一种情感态度上的真正转变：“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一难题又表达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

可见，难题并不在于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观念以说教的形式呈现，而在于同时要将之实现于人的内心深处与行为实践。在1957年3月毛泽东又提及“一条心”还是“半条心”的问题，“即不仅仅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要接受辩证唯物论，确立新的世界观。其实所谓由‘半条心’进而为‘一条心’，需要知识分子转换整个感觉结构；不仅是在理论意义上接受‘辩证唯物论’，而且是看待世界的眼光发生改变。”[11]

“文化治理”这个概念本身恰好有助于显示与理解了这一难题，这一能力属于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或者意识形态治理的一部分，而之所以突出“文化”，意味着将重心放在了非理性地说教或教育的另一层面，即所谓“漫散性权力”——“漫散性权力往往被人们忽视，但它恐怕更重要。这后一种权力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无意识的，分散的方式渗透到所有居民的潜意识中。漫散性权力关系的关键不是命令与服从，而是内化的程度。当社会核心价值或国家意识形态被人们广泛接受时，对这种漫散性权力的服从表现为漫不经心、潜移默化、自觉自愿。”[12]“管情感”即是承认，濡化不能仅仅追求观念上的政治正确，其最终的目的是人的改变和塑造，是感觉、潜意识和本能上偏好的转变。

同理，“文化治理”的研究与“文艺政策”、“文化体制”的研究均有交叉而又不尽相同。文化体制或制度研究的不是治理行为的原则和逻辑，而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化表达”，是“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结构化的结果”或者“各种具体关系的契约形式”[13]；而文艺则是一个略狭隘的概念，将所有与“漫散性权力”相关的统称为“文化”，类似于康德的语言艺术包含了“雄辩术”与“诗艺”，意味着有一些行为比如宣传、教育，固然以说教为主，但也内在地呼唤着更有效动情的“漫散性权力”，从而会改变其实践的行为原则，相反，有一些文艺则由于生产的教条化，反而不在“文化”这个概念中。

另一方面，“文化”的复杂性则自然地呼唤着“治理”的出现，一种与官僚制与科层制的规管相抵牾的原则。“治理”大概是在过去30年间才突然变得时髦以及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这一情况是与福利国家的衰退，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国家角色的改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联系的，其背后实际上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认为“政府”管理方式落伍并没有效力，不应当再居于核心的管理地位，而“治理”逻辑才是更有效率、质量更高的。

虽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贬低政府作用的“治理”只是晚近出现的一种神话，并没有靠谱的现实依据，是一种本末倒置[14]。但似乎唯独在文化的领域内，“治理”原则是我们格外需要重视的，恰如在其它领域是要摆脱“治理”逻辑的迷信，但文化领域却因追求“漫散性权力”而必须尊重其特殊性，两者千万不能颠倒了。当然，这里强调“治理”不是为了让渡而让渡，更无意一步迈入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彻底放弃“管生产”，而是为了更有效的“濡化”，为了确立一种针对改造人心的治理逻辑、原则和思路的一般理论，并广泛地运用于意识形态相关的多个领域中，其中必然包含着防止去政治化的努力。

然而，如何平衡“管理性”和“管情感”，追求“漫散性权力”并防止说教甚至批判的扩大化，让民众真正改变自身对政治的情感、态度、立场乃至行为，这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始终是个难题，在治理领域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种也存在长期反复。1960年代，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一次主持文教小组会讨论“文艺十条”时就曾表示：我不喜欢什么“潜移默化”这类提法，“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15]

当然，彼时的语境涉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诉诸的是新人内心的斗争与自觉状态，以及广大人民均可被教育的可能，因而对“潜移默化”的怀疑自有其合理性，这背后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层面的根本问题，与一种纯粹的观念灌输并不是一回事。

但陆定一的这句话仍然显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漫散性权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尽管也必然能找到一条相反的线索，即当治理者明确意识到，新社会和新道德的建立不可能仅依靠“半条心”为基础，就还是要求助于“潜移默化”或“润物细无声”，但在实际的文化实践中，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仍不断生产出“半条心”。

比如著名的“五五戏改”中，湖北孝感一位汉剧老艺人就感慨道：“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谈到戏剧前途，真是令人灰心，眼望着身经百炼千锤学成的一些戏，被‘教育性’、‘思想性’一出一出打入死牢，唱来唱去总是眼前几出戏打转，观众看厌了也就不来了……”[16]这里所谓的“观众看厌”，就是变文艺为说教的典型。

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过去十年的舆论斗争中，围绕着奥运、高铁、航母、华为、经济增速、《战狼》、《流浪地球》、中美贸易等等话题，很容易发现，要改变一个人对任何属于中国经验的事物的情感和本能反应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理性的说教只能改变对具体一事一物的看法，却难以改变人的基本的情感和态度，更不要说建立起感性领导权。

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热映，引发网络争议

在教育年轻人方面则更是如此，情感生产是高度复杂和多元决定的，任何符号的生产和信息的接收都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比如诸如“厉害了我的国”等词汇所引发的争议，这些词汇本来就是年轻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条件下自娱自乐同时也是自我教育的产物，它在感情上的生命力来自于它诞生的环境，并特别来自于与官方表述的差异。治理者对这些词汇的直接征用，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接地气，由于不是主动探身沉潜到那个环境中，而是将词汇从环境中脱嵌出来，词汇的情感表达功能也就丧失了，剩下的就是语言纯粹的表意功能。

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而言，国家对文化的管理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今天之所以强调“治理”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一个市场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中，文化管理的难度会突然激增。这里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对于人的欲望的开拓成为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的重要前提条件，从空间的意义上讲，这意味着对外在疆域的扩张已经到达了某种极限之后，必须内转为拓展和攫取人的欲望、情感、想象乃至潜意识等“内在心理空间”；其次是消费与生产的同一，特别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消费或娱乐本身与生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两点使得对情感的治理已经内嵌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逻辑，从而彻底无法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观念层面来解决。

（四）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管平台，还是管内容生产者。

近年来，“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各类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基本思路。一般而言，呼吁协同治理的主要理由是防范各类网络社会风险，除了“顶层设计”，协同治理也会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层面的目标，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是指“网络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有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网民等。”[17]

比如，2017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就提出了“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18]，管理主体就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各级网信办以及社会监督。

新技术时代强调协同治理无疑是极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因为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权力，特别是在微观权力的层面上。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动的新技术环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9]

一方面，新技术因素赋予了社会更多的行动主体挑战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能力，社会的再组织化也塑造着更多新型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政治体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发生着改变，国家制度能力不足加速了政治安全层面的风险。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监管型国家等概念，反应的是大工业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通过功能界别、单位等等来识别社会，并垄断暴力。但在新技术环境下，这一点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政府是否还是作为垄断暴力（数据）、垄断财税的组织，就不那么肯定了。

在协同治理具体的实施中，管理者无疑需要与平台进行某种方式的合作，但“管平台”有几个比较显著的难点。首先，由于平台本身的特性，任何平台都最终都是为资本服务的，重视商业利益是平台生存的基本逻辑，因此所有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平台归根结底对于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均保持冷感，从根本上讲对之也没有相关需求，除了服从法律和行政命令发布有关信息，剩下的就仅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屏蔽和查封信息，平台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动力来主动承担任何可能的政治风险，因此反而会将审查标准严格化和扩大化——这种层层加码的扩大化并不会让人感到陌生——因而显然不能过于期待它们作为主体来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

其次，与平台合作很容易形成表面上的有效治理，毕竟平台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充沛的资金和人员以及更大的数据量，因而很可能提升治理者的惰性，也更容易滑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形成路径依赖。但是免责、高效率和顶格管理一旦成为行动的逻辑和惯性，那么整体风险掌控、文化领导权和“漫散性权力”就不再有人真正关心。

第三，与文化内容生产者的脱离。通过平台的技术和审查人员来规管，让治理者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但却丧失了与文化生产者直接的血肉联系，无法对内容生产在其身处的语境中的性质和重要性有准确的把握。[20]没有了群众路线，无法区分敌友，就会造成“一刀切”，不珍惜数量庞大的内容生产者可能带来的文化权力，不尊重内容生产从中诞生的复杂土壤，不承认新的文化权力格局及其潜能。久而久之，不仅有误判舆论环境的风险，在真正激烈的意识形态深层斗争中也可能错失群众路线，丧失了趁手的精良武器，治理文化这一最复杂的技艺反而在新技术条件下容易沦为一种最传统的行政，其目标转回了全面的覆盖和管控，而不是文化的繁荣与领导权。

因此需要区分的是，与平台的合作是一种新技术条件下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协同治理，还是借助技术手段运用于互联网的传统治理思维。在1961年，周恩来借电影《吉达和她的父亲》表达对文艺工作中“套框子”的不满，痛斥“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首先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21]

在新技术条件下，与平台的合作不能变成新的“套框子”，“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东西的小框子，是错误的。”对于清理文化空间和网络舆论而言，需要警惕形成过多大大小小的框子。面对一个日趋复杂而陌生的社会，如果治理手段不是自我训练和升级，那就不仅无法有效识别社会，还有可能因为新事物、新挑战的突然出现，以及国家权力缺乏应对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激增，最终为巨大的治理成本买单。

固然，通过平台的技术手段能实现管控到位，但却无法区分敌友，也无法区分在进入流通领域后，什么有助于“濡化”，什么有助于“漫散性权力”。在严格规管的条件下，把生存置于首位的垄断平台对大多数与盈利无关的内容并不敏感，所以将标准执行得更严格或层层加码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过去，“套框子”让“作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当然搞不出好作品来。”[22]如今，“套框子”以平台为中介，平台又何曾不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五）小结

当然，实践的逻辑总是更复杂一些，并非简单套用某些原则就能得到良好的结果。更何况另有一些本文未来得及处理的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新技术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如何处理人的低俗与欲望，文化输出等等，也均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曾遭遇过的难题。所以，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的开始，并认为文化治理的改革需要更全面、系统和理论化的历史总结作为未来实践的前提。

让我们借助阿尔都塞来完成更理论化的表述，即追问意识形态到底是“意识形态观念”还是“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提出一种唯物主义解释，即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主体的无意识行为、实践和仪式，而这又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生产的。他也区分了“初级意识形态”与“次级意识形态”，后者是派生和观念性的，前者则更接近于我们所谈论的“漫散性权力”的效果。[23]

就意识形态作为“观念”而言，八零年代以后的中国无疑有其坚守的底限，但机器每一步骤的运转能否确立起真实的、深入人心的权威性和文化领导权，在当时直至今日都是可疑的。机器的运转有没有获取文化权力，确立权威和文化领导权？每一时刻平台与内容生产者之间又是否缺乏相互依附或根本的血肉联系？换句话说，倘若我们以为处理的是“观念”，那么依靠“管生产”和“管理性”的原则，政府部门的手中无疑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权力，当然这很重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又远远不够，“观念”的传播常常呈现为量上的虚假，意识形态交锋也容易沦为一个浮在表面的伪问题。

所以，也许在治理开始的地方就要追问，如果文化治理的目标是文化繁荣，并且只有繁荣能创造真正的文化权力和濡化能力，那么要争取“漫散性权力”必须打造怎样运转顺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互联网时代的群众路线又应当如何实现？

本文刊于2019年第五期《科学社会主义》，网络版经作者修订。

参考文献

[1] 《自媒体乱象需多方共治》《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8日22版）

[2] 《文艺政策论纲》魏天祥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 P56

[3] 参见 《东方学刊》2019年 夏季刊的专题：“工业党”的文化自觉

[4] 孙佳山：《媒介迭代带来的文化挑战，王者荣耀只是一个开始》https://www.guancha.cn/SunJiaShan/2017_10_10_430291_2.shtml

[5] 罗岗：《联通“媒介革命”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文艺转向对“视觉文化”研究范式的挑战》《东方学刊》2019年 夏季刊 P105~106

[6] 参见《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 崔柯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P50~51

[7] 《邓小平文选》（1938—1965）P261

[8]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 饶先来 蒯大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92~193

[9]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10] 比如1980年代初，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表示，“象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

[11] 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P40

[12] 王绍光：《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41页。

[13] 傅才武：《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P3

[14] 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 《开发时代》2018年第2期

[15] 《文坛风云录》 黎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P242

[16] 《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傅才武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54

[17] 徐东华：《构建网络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x/bwyc/201805/t20180523_4285184.shtml

[18] 雷跃捷 龙鸿祥《强化从业者责任意识，构筑互联网协同治理体系》 载于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110/c14677-29639224.html

[19] 参考樊鹏：《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安全》 《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 P34

[20] 相关的一个案例请参见笔者著《为什么应该支持谷阿莫？——互联网“速食电影”与文化权力空间开拓》《电影评介》2018年9月

[21]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9月 P33

[22] 同上P66

[23] 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