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世界的伏地魔忽然闯入了现实的政治世界。

今年1月1日，我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并将日本军国主义比作英国作家J.K.罗琳著名小说《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他的这个比喻借助网络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和议论。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一随后也在1月6日出版的《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反唇相讥称“中国才是伏地魔”……

一时之间，“伏地魔”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对峙双方争相借重的文化符码，那么，这个源自于英国小说的文学形象，这个在风靡欧美（乃至全球）的流行文化中代表邪恶化身的“伏地魔”，在西方语境中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参照呢？

一

如果我们参考原著小说给出的下列提示，便会发现一个最直接而清晰的参照，那就是纳粹法西斯：

伏地魔的“前任”——上一位“黑魔王”名为格林德沃，而哈利•波特的导师阿不思•邓布利多（Albus Dumbledore，Albus在拉丁语中是“白色”的意思，正好与“黑魔王”相对，在古代亚瑟王时期，这个单词也是对“大不列颠”的一种雅称）击败格林德沃的时间，是在1945年；众所周知，那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大不列颠战胜纳粹德国的年份。同样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也正是在1945年，伏地魔从魔法学校毕业，开始从失败的前辈手中接过“黑魔王”的权杖。罗琳所做的上述两处“前史”设定，向我们直接提示了伏地魔的形象影射着法西斯。而作为一部英国小说，《哈利•波特》对伏地魔的描写，尤其映射了与纳粹德国有多重关系。

其一，伏地魔竭力主张纯血统主义/种族主义。正如纳粹党将德国人区分为“优等种族”“雅利安人”与“劣等种族”“犹太人”（及“吉普赛人”等一切“非雅利安人”）；在《哈利•波特》中，魔法界的“纯血统主义者”（Pure-Blood Mania）在“现在大部分巫师都是混血”的情况下，将人类区分为具备“魔法能力”的“巫师”和不具有“魔法能力”的“麻瓜”两个“种族”，激进者“四处活动，要把麻瓜划归为‘动物’”，而非“人类”，“试图强行通过一条魔法部的法令，使捕杀麻瓜的行为合法化”；纯血统主义者还对巫师进行了“纯血统”、“混血”、“麻瓜出身”这样硬性的人为区分，他们将“麻瓜出身”（Muggle-Born）的人称为“泥巴种”（Mudblood），将流淌着麻瓜血液的“混血”巫师称作“肮脏的杂种”（Filthy Half-Breeds），将不歧视“麻瓜出身”或“混血”的纯血统巫师称作“玷污血统败类”（Blood Traitor），这些纯血统主义者傲慢地自称为“高贵的”“纯血统”（Pure-Blood），“认为伏地魔的主张是正确的”，“都赞成维护巫师血统的纯正，摆脱麻瓜出身的人，让纯血统的人掌握大权。”

其二，对混血的仇恨。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他反思纳粹大屠杀的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深刻指出的，对“混合繁殖”的仇恨是种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混血儿推动了“领域的重叠”，“如果主导性分类想要保持其权威性，就必须对这些领域进行小心防护并保持分离”。

“混血”是魔法界最敏感的话题，伏地魔就是“混血”身份，他的母亲是巫师，父亲是麻瓜。伏地魔的原名是Tom Marvolo Riddle，他非常厌恶这个联系着麻瓜父亲的名字，因此在就读魔法学校高年级时将原名的字母进行了重组，从而自我命名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并在从学校毕业之前弑杀了自己的父亲。这个混血身份是必须被屏蔽、遗忘的不可提及的禁忌/秘密，对于“混血种族”的歧视是魔法部主导的魔法界主流话语，渗透在魔法界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直接导致半巨人、狼人、马人等所谓的“半人半兽”（Part-Humans）在魔法界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偏见、排挤与迫害。

其三，是他与官僚统治机器相结合，将纯血统主义的主张推行为政治实践。在《哈利•波特》中，魔法部是魔法世界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一个官僚制科层制的行政管理机构，依照规范的法律来运行；而苦心经营的伏地魔通过“几乎无声无息”的“很平稳”的“政变”，掌握了魔法部的最高权力，建立起了一个“黑色恐怖”的法西斯政权，对“泥巴种”施行唯血统论的种族灭绝政策。无论是参照小说中的文学描写，还是改编电影中的造型风格，我们都能够将伏地魔指认为纳粹法西斯政权的“镜像版”。

当然，在完成历史谱系考察之后，我们也不能忘记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从这样的视野去观察，我们会发现，《哈利•波特》全球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它刚好坐落在所谓“后冷战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空白之上：《哈利•波特》写作、出版、传播的年代（小说的写作开始于1990年，小说的出版是从1997年至2007年，电影的放映是从2001年至2011年。），同时也是人类进入“后冷战”和“全球化”的时代，在冷战终结之后的最初几年，冷战失败者一方固然被彻底销声，没有权力讲述其故事，铺陈其话语。但冷战的胜利者一方、所谓“西方阵营”/“自由世界”也陷入了某种深刻的失语，丧失了有效的宏大叙事。这既是因为它丧失了二元对立的敌手和“魔鬼”，也是因为它需要清理“历史的债务”、面对“内在的魔鬼”：1960年代的欧美反文化运动、1968年的“欧洲革命”及其后续影响。而《哈利•波特》不仅在欧美、而且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正标识出西方世界重新获得了某种自信而自如的叙述，并且借助大众传媒，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文化全球化实践，其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参照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战争、暴力、灾难、浩劫的20世纪，参照着造成了人类极端分裂、核武对峙的冷战历史，在“后冷战”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似乎只有纳粹法西斯成为了确切无疑的“人类公敌”；而罗琳正是将纳粹法西斯的“镜像版”——伏地魔，设定为了《哈利•波特》中必须摧毁的绝对邪恶，通过正邪对决、善恶对决的魔幻叙事，带回了再现诸多终极价值、表述诸多崇高诉求的可能，比如正义、反抗强权、承担宿命/使命、爱、亲情、友情、利他、集体抗争、自我牺牲、宽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后冷战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空白。

二

从伏地魔的种族主义行径，我们还可以延伸出进一步的讨论。如果细读《哈利•波特》的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伏地魔的种族主义政治实践，并不简单地只是一种自上而下强行推动的威权统治，更近乎于一项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社会工程。

首先，魔法部的官方学术科研机构“神秘事务司”，通过魔法界社会覆盖面最广的权威媒体——《预言家日报》发布了它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显示，魔法只能通过巫师的生育遗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验证确凿的巫师血统，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就可能是通过盗窃或暴力而获取魔法能力的。”这种“科学种族主义”事实上只是人为的假定，却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具有“真理性”、“合法性”的“话语”。以科学话语为理论基础，“魔法部”名正言顺地“对所谓‘麻瓜出身’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拥有魔法秘密的……魔法部决心根除这些盗用魔法能力者，为此邀请每一位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到新任命的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面谈。”这是一种诱使受害者合作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程序。

通过《预言家日报》、《巫师周刊》、巫师无线电广播、宣传册《泥巴种：对祥和的纯血统社会的威胁》等媒体，魔法部对魔法界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宣传、训导和动员。通过魔法法律执行警察部队、魔法法律执行侦查部队、傲罗部队、威森加摩法庭、阿兹卡班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伏地魔-魔法部“把所有的巫师从小就置于他的监视之下”。在这几乎无所不在的“知识-权力”网络的宰制下，“麻瓜出身”的人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到魔法部进行“登记”，或者逃亡。所谓的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的审讯法庭，在这里，“你必须证明你至少有一位巫师血统的近亲，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非法获得魔法能力的，就要受到惩罚”，而所谓的“惩罚”，就是投入充满着“摄魂怪”、笼罩着寒气与绝望的监狱，随时有可能被摄魂怪吸走灵魂、失去生命；而逃亡者将遭到通缉与捕杀，也很难逃脱被害死的命运。对“麻瓜出身的人”施行的大清洗，就是在这种似乎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政治程序操作下，转化为现实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审视伏地魔形象的社会文化意涵，我们可以说，在《哈利•波特》关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完整、自洽的世界幻象之中，同时也包裹着现代文明的某种“创伤性记忆”：纳粹法西斯施行的大屠杀，作为20世纪历史上最深广且痛切的创口之一，不只是反犹主义历史的一次悲惨事件，也不只是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文明自身某种固有危险的“内爆”——正是现代文明的某些本质要素，如科学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令种族灭绝成为了设计者、执行者甚至受害者“协同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造成了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

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新的“人类公敌”，而“反恐怖主义”则成为了全球化政治秩序在“后冷战之后”的一种主流话语。但与此同时，某些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新保守主义、极权主义势力也借机抬头，甚嚣尘上。“斯诺登事件”在2013年为我们揭开的“冰山一角”，更是为我们警示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危险趋向。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平共处，仍然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伏地魔形象所携带的“创伤性记忆”，也就仍然是值得我们为之警醒的历史教训。

本文作者，哈利·波特Coser（照片由作者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