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猴年开春，北大教授林毅夫马不停蹄：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参加两会、发布新书、参加博鳌论坛，等等。也就是上个周末3月19-20日两天里，林毅夫现身上海、北京两场会议，一是北大国发院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一是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发布。

本文由3月20日，林毅夫在2016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的发言整理而成。林毅夫发言的主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

在演讲中，林毅夫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不在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问题，而在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

原因在于，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高收入高表现”的东亚经济体，在2010年之后经济也都放缓，而且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中国存在的那些体制机制问题。

至于学界很多人指出的增长模式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改投资拉动为消费拉动，林毅夫反问：2015年消费对中国经济贡献值已经占到66.4%，为何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了？可见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说法并不准确。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主要是在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因此，林毅夫坚持认为，中国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适度扩大投资规模稳定增长。投资的领域应着重在那些补短板的领域，比如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领域等等，这些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因为十三五规划目标有一条是，要创造6000万个就业机会，有了这些投资，就有办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只要投资和消费都适度增加，即使外部需求不足，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每年6.5%以上的增速目标，就能够实现。”】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的发言整理，经林毅夫本人审定。

在今天中国宏观论坛的讨论会上，我主要谈的是当前经济和2016年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两会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因为今年两会的决定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对世界经济也非常重要。

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问最多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问题。

全球关注 中国能不能继续为世界经济做贡献

大家知道，这个目标和态势，它关系到中国有没有能力在2020年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这是一个战略性目标，对中国来讲很重要，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很重要的里程碑。

另外，这对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

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一直在1%左右，日本去年是负增长。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好，目前采取的是负利率政策。

美国的状况好一点，但是也没有达到去年年初提出的3%的增长目标。现在美国一方面在讨论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要采取负利率。

2008年危机之后，一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复苏态势比发达国家好，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也不好了，所以全球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能不能够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继续做出贡献。

如果中国这个引擎也停下来，那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影响的会是整个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影响全世界股票市场的波动，中国的汇率一次正常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错误解读，造成全球资本市场过激反应的原因。

中国经济持续6年放缓 众说纷纭

大家知道，我们十三五规划所定的目标是，2016年到2020年间，年均增长在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增长率定的是6.5%到7.0%之间。

这个增长目标相对改革开放后1979到2015年的年均增长9.7%，下调了30%。

但是，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还是心里有一个问号的。原因是，从2010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我们经济增速放缓，到去年GDP增长率6.9%，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前后6年，经济持续6年下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并且，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到今年的一二月份还没有改观，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既定目标，难免会有一些疑问。

国内外有很多人对这个目标没有信心，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我们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

体制大家知道，中国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比重高，国有企业效率低，机制上，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改革目标，实际上在很多资源的配置上面，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

增长模式方面的问题是指，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太低了，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谈到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不改革，经济下滑就不可扭转最终要崩溃；即使下定决心改革，需要的时间可能非常长，而且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非常痛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就不可持续，如果要改，可能把原来的一些矛盾激化。

经济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

那么，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的内部问题导致的呢？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划来改革。

但是，我个人认为， 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当然，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也必须面对。

这个其实并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段，跟我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7.5%，2014年跌到了0.1%；同一时间段，中国是10.6%降到7.3%；俄国从4.5%降到0.6%；印度从10.3%降到7.3%，2014年印度的增长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是7.3%。

但实际上印度下滑的情况是比我们厉害的，有两个原因：

一，2012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只有5.1%，当年我们是7.7%，所以它下滑比我们严重得多。

第二，印度调整了统计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的增长率拉高了很多。当然这个统计方法的调整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

2015年情况如何呢，中国GDP增长是6.9%，印度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巴西和俄罗斯已经负增长了。

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国企，跟我们的体制机制也很不同，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个时间区间，它们增速下滑的态势跟我们一样，而且跌得比我们还严重。那必然说明，下滑的是因为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我观点的是其他的“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韩国、我们的台湾等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照理说，我们很多人所讲的国内的体制、机制问题、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是没有的，但他们同样遭遇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且下滑的速度远比我们大。

新加坡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是2.9%；我们的台湾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是3.2%；韩国2010年是6.5%，2014年是3.3%。与之相比，中国2010年是10.6%，2015年降至6.9%，这些国家都已经降至3%以下了。

这些国家是高收入、高表现，而且出口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同样面临经济下滑的问题。所以比较来看，他们的经济下滑必然也是共同的外部因素，或者周期性的因素导致的。

我们看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是一个会计等式，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首先是出口，我前面谈到，发达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还没有完全复苏，所以它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而且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因为家庭过度消费太多导致负债过多，金融危机之后就必须减少家庭的负债，在这样的状况下，消费的进一步受到抑制。

所以我们在金融危机之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这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出口占比比较大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来，2000年至2014年，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17.4%，去年的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1.8%。因此经济增长当然是要放慢。

第二是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启动需求、启动消费。这些项目经过五六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但是全球经济还没有复苏，还在下行轨道。

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那么投资增长必然会慢下来。我们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

十一五之前，中国每年平均投资增长是25.56%，到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下降到17.7%，投资下跌近8个百分点。2015年我们投资增速只有10%，即使考虑到当前各种建材的价格比较低，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增速也只有12%。当然投资的下滑，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是如此。

第三个是消费，我们国家的消费状况还比较好，因为我们就业税务状况比较好，家庭收入增长的比较快。

比如说像去年，经济增长6.9%，但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是7.4%，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消费增长还维持在8.1%。

所以虽然6.9%的经济增长创下多年新低，但比起刚刚提的其他经济体，情况要好多了。

综上所述，这样来看，我们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我不能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能说我们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存在，一定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期国家，这些问题必然存在），经济下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影响。

都有结构性问题 但欧美日本和我们不一样

准确认识经济放缓的原因不仅对解释过去很重要，对未来决策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从2008发生危机之后，经济这么长时间没有复苏，没有恢复到平均3%或者3.5%这样的增长速度，现在仅有1%甚至是0，日本甚至是负的，美国好一点，也不过2.5%。为什么？

因为发达国家危机的爆发有结构性的原因，照理说，要恢复经济正常运行，必须把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没有推行。

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发达国家跟我们不太一样，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是要降低工资，降低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如果发达国家真能做到这些，竞争力会增加，他们的经济系统会稳定。从长期来看是好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行，因为他们政治上很难做到。原因在于，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虽然结构性改革对长期经济平稳发展有利，但短期会降低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也会进一步上升。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日本25年，没有解决，推行安倍经济学也没有解决。对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五年十年都很难解决。

我们国内有一个词叫新常态，国外现在有一个词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这是一个长期的经济态势。

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在十三五期间，要达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 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更多的必须靠内需。

另外，我们也有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 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不少机会。

内需里面分两块，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如果我们真的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想清楚，实际上是可以在总需求适当增长的时候，同时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

消费对经济贡献60%以上了 经济为什么没变好？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过去对中国经济增长提的批评的比较多的说法是，我们投资比重太高，消费比重太低，所以经济不可持续。必须改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为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

这个提法并不完全正确，我用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 过去我们消费的比重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0%，但是去年2015年消费的贡献值已经达到66.4%，增加了很多了。但是并没有像有些学者说的，消费比调整过来，经济就变好了，相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了。

二， 消费当然很重要，消费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什么，是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家庭收入要不断增长的前提是要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地创新，产业不断地升级。

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要靠投资，没有投资哪有技术创新，没有投资哪有产业升级。

所以，要保持总需求可持续增长，进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前提是，要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投资的增长。

补短板的投资 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逻辑

眼下，我们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我认为这方面的机会倒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这些产业都处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是补短板的投资。

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环保领域，我们的环境要改善，就要投资，这也是我们的短板。

城镇化方面，我们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6%，2020要年达到60%，也就是说，每年城镇化的速度要增长0.8个百分点，农民要进城就要基础设施。就要住房，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在这一点上面，短期投资是需求。

从长期来讲，这些房子建成了以后，都是供给面，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能力，降低我们的交易费用，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这些投资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是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投资”。

经济下行时有好的投资机会，是我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如必要 3%赤字率可突破

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当然要有资金。资金哪里来，我们的条件还是比其他国家好。

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来的负债只不过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60%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普遍都超过100%以上，日本都达到240%了。所以我们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会比较大。

而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和发达国家有本质上差异：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完善了，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是挖个洞补个洞，可是我们的基础投资还有很多瓶颈，这方面的投资会形成有效资产的。

此外，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3%，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财政政策的钱投资于补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短板，赤字都可以超过3%的，而且这些投资最后形成了有价值的资产，所以净负债不会超过3%。

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2016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提高到3%，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如果有必要，实际上可以突破3%的。

中国财政政策空间大

大家担心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借银行或者影子银行的短债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期限不配套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允许发地方政府发行公债。

我们财政部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动这件事。比如2015年就发了3.2万亿的地方政府公债来置换原来到期的旧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可以继续推行。

除了财政的钱之外，我们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最高，占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的投资，投进那些需要补短板的领域。我们还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进口投资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是政府财政状况不好，就是民间储蓄低，或者外汇不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做。

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有利的条件利用起来，这也就是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常说，我们工具多，财政政策的空间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政府的钱主要用来补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的短板，那么，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的产业的过剩产能就会少些，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快些，民间进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就会高。

如果有这些投资，就会增加就业机会。

十三五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要新增6400万个就业机会，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就有办法创造足够的就业。而且这些投资并不是挖个洞补个洞，这些投资都是补短板的，提高生产率的。

生产率提高后，家庭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之下，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所的，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把我们可用的机会利用好，我相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每年保持6.5%以上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目标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14%到15%之间。如果我们每年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全世界的贡献就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也就只有3%，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30%左右，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且补短板的投资，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经济效率、经济质量会更高。

同时，保持6.5%以上的增长，也为其他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相信，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会不仅增长得快，而且中国的经济效率也会不断地提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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