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15日，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主办、中共重庆市委承办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同时举办了4场不同主题的“慧见”小型对话会，其中，“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大国合作”为主题的对话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参会。本文为会议实录，观察者网独家发布。】

王文：很高兴今天二位能来，当前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刚刚结束的杭州G20峰会就成果颇丰，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是和西方相比。

米利班德：当前世界各国的联系已经愈发紧密，出现了很多全球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各国财税政策协调、全球发展不均等，而全球治理机制发展滞后，并不能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治理机制需要更新，英国在2008-2009年间提升了G20峰会机制的重要性，而中国则更进一步，在杭州G20上提出了更多创新方案。不仅如此，中国还主导建立了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希望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的表现。我认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当下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优先项，中国的积极态度和措施是值得鼓励的，应当受到世界欢迎。

林毅夫：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是根据二战以后全世界的权力结构设立的，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50%以上，而现在，美国的份额降到了20%-23%左右。而中国则从不到2%上升到15%。不仅仅是中国，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变得愈发重要。世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机制也应当发生转变。此外，当下世界的治理体系也反映着西方建立者的一整套发展和治理思想，但是目前来看，这些思想并不能够解决很多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世界需要新思维，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在1978年的GDP还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解决贫困和多样性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经验，世界应该多听听中国声音。

王文：感谢两位的阐述和解答，我们可以预想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中国会在未来对世界经济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积极的投入到全球治理的事业中，这引起了一些西方人士的焦虑和担忧。那么以后中共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林毅夫：改变机制或是建立秩序总会造成一些恐慌，西方很多人也不愿意改变。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强沟通和交流。中国要向世界说明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其中又会有什么挑战和困难，以及有哪些解决方案，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而且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米利班德：我在这里想回溯一下林毅夫教授之前谈到的全球发展、观念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不相称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方案很好很周到，但是在执行层面就难以落实。比如IMF和世界银行的精英们有过一些很好的计划，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再和当地国家和政府的交涉中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全球治理的确要加强沟通，认清当地的现实和能力限制，才能更好的落实政策和方案。

王文：那么第三个问题，现在中国好像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学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社会治理等各种治理的经验。而另一方面是老师，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二位对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政策建议吗？

米利班德：中国的发展使得将近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我们得先是学生然后才是老师。而中国需要学习的就是必须将增长的成果公平分配，否则的话，社会矛盾就会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以英国脱欧为例，很多英国人感受不到欧盟带来的好处，英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英国的贫富差距又逐年加大，脱欧就是民众对于政府无能的惩罚。有英国这个失败的例子在先，中国发展必须关注分配公平，否则社会矛盾会积重难返。

林毅夫：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用一句儒家的古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诚然，中国在减贫、多样性发展方面颇有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还是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同时也可以避免在发展路径上的一些弯路。此外，中国的经验虽然可以学习，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需要各个国家因地制宜。以前西方就认为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理念是可以完全复制的，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复制可能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伤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更多的平等交流、分享经验。所以中国可以是学生，同时也可以是老师，这两者并不产生矛盾。

王文：感谢两位详实的分析阐述，好的，下面请各位听众提问。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阿玛尔·巴塔查理亚：当下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失业率上升、环境问题突出，请问两位，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如何协调包容性发展、增加就业、以及环境保护？

林毅夫：首先，我认为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就是创造给穷人的就业，只有穷人自己变成劳动力，才能真正养活自己。而要创造高收入又有足够数量的就业，就需要工业化。这个世界在工业化以前，财富一直积累很慢，工业化则是迅速积累社会财富的路径。但是工业化可能又意味着环境污染。所以当下的新工业化应该选择绿色技术，而在这方面就需要全球协调，发达国家责无旁贷，发达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入新技术的研发，让穷国可以承受学习或购买技术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做到了包容性发展，增长了就业，又不污染环境。

米利班德：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林教授的回答，我需要强调两点，一个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英国和美国很多人虽然有工作，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对政府还是充满不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感，没有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上升感。另外一个就是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确新技术会带来更强的生产力、更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新技术也可能带来失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美国的货车运输相关行业有3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一但货车运输面临新运输手段的竞争，造成货车运输量减少，300万人中就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工作需要变动。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增长中心主任琳达·岳：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提给林教授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卓越和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她融入了全球化的竞争市场，一方面又保持了经济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向中国学习的话，请问有什么经验规律可循呢？第二个问题提给米利班德先生，我想问的是，英国近些年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合作，中英关系走的很近，但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吗？

林毅夫：历史上有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完全自由化，经济不是被发达国家资本控制就是因为一次次的经济危机而大受影响。中国的巧妙之处在于，中国小心的在自由化和保护主义之间游走，平衡两种政策。中国在一些旧的、核心的产业上面选择过渡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新兴产业则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在遇到世界经济大环境波动的时候，又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稳定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平衡。

米利班德：英国与中国在广泛的领域都有合作，我个人希望，无论脱欧还是不脱欧，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都会继续紧密发展下去。但是脱欧之后，当下的英国正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国家理念、国家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个人是希望在未来英国的政党和团体都能对中国保持开放和合作的态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以往处理经济困境时，比如1929年和2008年，加强政府调控似乎是一个最佳选项，起码压过完全放开市场的声音，但是在当下这个经济滞涨时期，减少政府干预的声音则愈发洪亮，就算是在中国，也是有很多人倡议减少调控，请问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毅夫：这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发展越好，但实际上在经济困境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甚至是困境的始作俑者。我是在政府干预这一边的，我认为经济困境时，政府应当介入市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这里面有两个明显好处，一个是发掘经济发展潜力，释放发展动能，一个是增加就业。这是有事实佐证的。新自由主义者总是无视现实需求，只看书本。

米利班德：首先，我认为2008年这次经济危机是源于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危机，当然危机根源是市场导致的。其次，我认为西方很多人已经被新自由主义以及相关理论教化了，导致不能够很好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困境，没有能力认知和处理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失败导致的问题。第三，这三十多年来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充满了失败，我们需要一次全面的体系革新而不是简单的修正。

王文：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阐述和解答，我受益良多。前些年，《历史的终结》作者佛朗西斯·福山告诉我说虽然我写了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在中国可没有终结，而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研讨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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