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林毅夫教授在5月13-14日他归国任教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林毅夫赐稿观察者网发布，首发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毅夫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特别高兴也荣幸，在这儿举办我回国任教30周年的庆祝会以及学术研讨会。我首先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出倡议庆祝我任教30年，感谢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仁们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这30年中“教学相长”的同学们。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学专程从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赶来，并且也有不少写了文章回忆过去相处的点滴，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按照安排，让我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

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西天取经”

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过去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也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学习到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西方的“经”无法解释中国转型期经济现象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

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解决呢？

1988年中国物价疯涨，图为中国某城市市民抢购食盐的场景

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

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当时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新的17层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那个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那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

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常讲的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才是合理的。

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资本密集。后来了解到，其实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而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

既然没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们合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讲的，由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宏观政策上的扭曲、资源上的计划配置，以及在微观经营上剥夺了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

从左至右：蔡昉、林毅夫、李周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因为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要向市场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从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

从现有的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他生前我曾经和他见过多次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

俄罗斯经济学家、前总理盖达尔，休克疗法的推行者

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现有的理论是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无法用发达国家的理论解释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转型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运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发达国家所以发达，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

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他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

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那少数几个，他们推行的是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虽然他们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了，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到停滞，接着危机不断。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

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果要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怎么来进行？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不能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长在今天上午的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

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

对国外是这样，其实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是1988年我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以后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的对象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

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

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他的《经济学原理》

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

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如第一节中讨论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

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理论的不同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和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既然是内生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比较密集的产业往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

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那怎么改变这个要素禀赋的状况？这就是我常讲的，必须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

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

那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就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而且，资本的投资回报会最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样资本的禀赋增加的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产业也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必须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这个内生现象真正的改变过来，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一点。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就可以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为何失败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社会主义的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掉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都是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

结果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消掉，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渐进双轨的转型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是最务实的。

承认原来的国有企业没有保护补贴不能活，那就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而且不仅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的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

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彻底，绩效应该比我国更好，但他们怎么却是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的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只要是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一有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

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因为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创造的就业的机会非常少，为了就业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

有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有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这个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也消除。

没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虽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后政府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私营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时高，今天苏联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地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而且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因为他们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很密集，而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

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

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不是合适呢？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少，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

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的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应该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

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

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但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高出很多，发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显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

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还可以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有新的认识。

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视角以后，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

货币中性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图为芝加哥大学大学校园

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

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反过来讲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这样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

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如果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

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会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会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像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

将来增加税收，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

但是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看法就不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

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与其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当时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

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等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

同时，在发生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时，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作为走出全球危机的办法。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我在世行工作时就提出，现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支持。

结语：中国经济学家正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

很高兴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让我有机会来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1995年举办成立大会那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

在文章中我还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根据从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最早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

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沿着我前面提出的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继续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贡献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也将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前面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确实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会从台湾到大陆来，也是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

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我现在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

我现在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而得。“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用知践行”的意义。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说“以成证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用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可以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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