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1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刚刚获颁“改革先锋”称号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林毅夫教授本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约2.2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林毅夫：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胡鞍钢教授的邀请，到国情讲坛来跟各位交流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跟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我也非常感谢刚才胡鞍钢教授的介绍，他引用了很多数字，其实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地学习。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大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如果要讲成绩的话，确实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称为“黑非洲”。而1978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1978年的整体发展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没有达到。当时中国81%的人都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通用的贫困线之下。而且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为9.7%，即90%的国民生产和国际是不接轨的。在出口产品当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以上这些数字，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听来，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觉，我个人却是一路经历过来的。我1979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台湾已经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陆高，北京给我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冲击。现在海淀已经是城市中心区之一，但当时非常偏僻，为了方便起见，需要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还要有票，我记得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可当时北大的不少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开始有电视，比较时兴的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这种电视要多少钱呢？900元人民币。一般老师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资，才能买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通过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么一个低的起点，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谁都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都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会达到。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社会，除非在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期，可能会有一年、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正常情况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从这理论来看，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好像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内心感觉小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无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劲，实现每年7.2%的增长，如果这没有达到，每年6%的增长率也不错。那时候比较封闭，同学之间也不敢讨论政府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刚好北大来了一个纽约大学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问他：“中国现在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您是一位老教授，学术非常丰富，又走过很多国家，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里实现平均每年7.2%的增长？”他听了以后，也是一直摇头。

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经是连续39年每年9.5%的增长。看起来好像9.5%和7.2%之间，无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长，但实际上如果用指数积累的话，就是天壤之别。如果按照7.2%的增长率持续三十九年，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会达到1978年的15倍；但实际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下，2009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衡量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5%，2017年的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从1978年制造业不到25%发展为现在97%都是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历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了德国、日本；现在“世界工厂”在中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35%，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现在低一点也有35%。但在所有大国中，也就是人口超过1亿的这些国家当中，这是我定义的大国，中国的贸易占GDP比重最高。美国在20%-25%之间，日本还不到20%，而中国现在是35%左右。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属于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刚才鞍钢介绍我有幸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我是世界银行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看前面八任，当之无愧都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经验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有得到克拉克奖的，有当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会主席的，有后来当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也有当过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一般都是在学术上非常有地位并且很有政治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职位。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性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发展机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但是现在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机会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根本原因在于“水涨船高”。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对世界减贫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减贫经验都非常重视，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称之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一点不夸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这场奇迹的受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年的发展，回顾起来确实是奇迹。但是对于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固然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可是隔几年就会有一次“中国崩溃论”，不仅国际媒体这么讲，还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了、快崩溃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四十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没有出现过，当其他国家、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发挥了稳定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体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得最好的经济体，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溃，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崩溃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但是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恢复和危机之前一样的快速增长。当时学界普遍悲观，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成为东亚在发生危机时一个安定的锚，并且在别人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还维持了8%的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增长。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30年代经济大箫条相比，从各种指标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后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状况的发生，固然各国吸取了经济大萧条的经验，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决议共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有关，不过与中国也有关。在2008年底我国推出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第二季度开始恢复增长，爆发危机的发达国家则在下半年停止了负增长，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国际上普遍承认这是中国的贡献。

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讲，既然中国的经济是稳定快速发展的，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对其他国家地区作出这么大贡献，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呢？并且讲得是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证据证明中国经济肯定要崩溃。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中国1978年底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改革开放，但中国不是唯一的转型中国家。进入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在转型，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和转型的目标和中国一样。实际上不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转型。这些国家在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通常是危机不断，所以80年代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从政府主导转型成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80-90年代转型期间，当时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政府失灵无处不在，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必须按照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来。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市场化”，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价格水平，然后由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因为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价，要让市场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价格必须由竞争市场当中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并且按照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看法。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读过经济学的人对这一点不会有异议。

第二个条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国经济当中的企业普遍是国有的，市场价格就会失掉资源配置的功能。因为如果是国有企业，当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不见得会有积极性多生产，因为多赚的钱是归国家所有，而不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是工人的；同时，如果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了，国有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去节约使用，因为亏本没有关系，政府会给补贴，何必要劳心劳力去节约呢？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只要企业是国有的，市场的价格信号就会失掉资源的配置功能。

第三个条件是“稳定化”。为什么要稳定化？因为在价格大幅涨跌时，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作用会降低，如果是涨价，可能引起囤积居奇，大幅降价则可能引起恐慌性抛售。价格要实现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是相对稳定的。怎么样才能让价格稳定呢？政府就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财政赤字，最后一定会把赤字货币化，当赤字货币化以后就会有高通货膨胀，这样的话市场机制也会失掉作用。

这些理论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非常严谨而有说服力。所以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在经济学界，当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他们会给你六种答案，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但谁也不能说服其他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对的。

不过在199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长也当了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克拉克奖的获得者的Larry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办法去做，而是推行从1978年以来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转型期，一方面对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同时放开一些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于是在中国的这种“渐进双轨式”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这样的“渐进双轨制”同时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又放开市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且这样的经济体会比计划经济时还糟。因为，如果政府继续对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就会创造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腐败，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国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学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上，用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这种“双轨渐进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糕。因为计划经济顶多就是没有效率，但是当时的工资都是八级工资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寻租的空间。即使有寻租的话，收钱也没有用，买东西必须有票，没有票不能买东西。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平均，如果你钱多了一定是贪污来的。因此，计划经济下贪污腐败问题少，渐进、双轨就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果不其然，他们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当中都出现了。80年代最时兴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倒爷”。因为当时既有计划价格、计划物资，也有市场价格、市场物资，就有很多人去倒计划配置，转手之间赚取很大的利差。为了去倒这些批件，就要贿赂政府官员，所以腐败现象出现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了。

由于这些问题在中国双轨转型过程中的实实在在的出现，所以加深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看法。但是他们也无法否认，从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物资的不断丰富，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当时看法认为，无非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里变成制造业劳动力，出现了效率的提升。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慢下来，他们就会说果不其然，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因为他们早就说过中国经济转型这套方式不行，有那么多问题。

按照“休克疗法”去做的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

可是按照“休克疗法”去做的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他们没有，他们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并且经济发展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危机爆发频率还要高。不仅如此，我们出现的腐败、收入分配这些问题，他们也普遍存在，而且还比我们严重。

在转型过程当中，表现好的经济体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类似中国的“渐进双轨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东欧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他们也没有完全按照“休克疗法”，大型国有企业都没有私有化。我不是说他们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问题，都有问题，就像我们大型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是那些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有问题就把它私有化的国家一般问题更多；前苏联国家普遍崩溃得非常厉害，下降了40%、50%，当中两个表现最好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同样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国一样老人老办法，但新人新办法和中国比更少一点。

中国这种“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事后来看，表现好的都是采取这种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按照当时认为最好的转型方式，理论上说得一清二楚，逻辑上一环扣一环，很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样去做的经济体，却普遍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表现得比转型前还要差。

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学习理论，是希望把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的问题和现象了解清楚，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我作为一名学者，老实说也曾经很迷惑过：我在当学生时努力学习的那些理论似乎可以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讲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样做效果都很差。比如说国有企业，我也知道有问题，但是当私有化之后发现问题更多。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失灵

不仅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发展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其它绝大多数则变成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沦落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因应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需要，现代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想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现在学界把它称为结构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民富、国强：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这叫民富；希望国家实力和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平起平坐，这叫国强。

怎么实现民富、国强呢？从民富来看，必须要让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那么工资收入水平才有办法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如果要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当时是资本很密集的大工业。不拥有这些先进的大工业，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去支撑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国强来看，必须要有很强的国防实力，国防实力依靠军事工业，当时的军事工业同样也是最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

因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都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非常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可事实上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些大产业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场当中自发发展不起来。当时的认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农业经济国家，继承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储蓄率低、缺乏投资意愿、没有现代化思维等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并把资本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所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成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处方是：既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无法由市场配置发展大产业，那么自然必须用政府干预、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当时推行的政策，后来一般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本来是出口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产品，进口现代化的制造业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因此叫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时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他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接受这种观点，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也看不出来这个逻辑推论的缺点，不少还是主张中国应该发展先进大产业，才能赶得上发达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引导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状况是什么？起初会有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把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效率非常低，接着就是停滞，各种危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

二次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成功追赶的非常少，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到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可能到2025年左右，会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也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像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本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就是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

从这几个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除了与西欧本来就差距不大的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这些东亚经济体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发展的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大规模、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东亚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的战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议的发展路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那么先进，生产力水平那么高，发展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制造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后来真正赶上的只有那几个，结构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去追赶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民富国强。按照当时的盛行的结构主义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的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大产业。那些先进的大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市场失灵，资源没有办法到那些产业去。

同样地，80年代中国开始转型的时候，计划经济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因为政府扭曲干预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预，就会有资源错误配置，效率自然会低。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按“华盛顿共识”的处方推行的结果却跟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这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上述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或者是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基本上都失败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他们老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老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者是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那样去做。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却失败了。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