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军旅题材”与“战争题材”的细微差异：《长津湖》该改名“七连的故事”？

近日，《长津湖》票房升至中国影史第二名，出品方乘热打铁官宣续集《水门桥》，又催出一波热议。事实一次次证明，战争与军旅，依然是影视创作最受关注的命题。

不过，请注意上述两个词：“战争”和“军旅”。影视类型划分里，它们要算混淆最严重的一组概念。

战争的主体是军旅，军旅的任务是战争，看起来好像是一回事。可“战争”规定的是场景，“军旅”规定的则是身份一个是事件中心，一个是人物中心，这点差别，落到作品里，就是截然不同的效果。

有时候，军旅题材能规避战争题材的某些先天不足：人类既往一切战争都已有明确结果，无论谁胜谁负，拍成影视剧，在熟悉历史的观众眼里，从开头就丢失了终极悬念；但是，相比“谁打赢了战争”，“这个人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或“战争让这个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则具备无限可能性、且全然无法剧透。

有时候，由于军旅题材只限制了主角的职业，不曾限制其置身的环境与经历的事件，它的延展度无疑会更灵活。

就像在和平年代里，“打仗”许久不再发生，“军人”却依旧是一个值得去拍摄的群体——“军旅”不进行“战争”了，你怎样表现他们呢？那就只能让“军人是怎样在军人这个身份下生活与奉献、成长和进步的”，成为新的创作重心，于是，军旅题材自然地“去战争化”了。你看《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从头到尾没参与过一次作战，却成为了中国军人在荧屏上的光辉代言。

《士兵突击》许三多（资料图）

这些都是军旅题材相比战争题材的优势：焦点变小了，可能性反而变大了。

我们对驾驭战争题材有过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实绩。

往远了说，至今被网友们推崇备至的“大决战”三部曲，几乎是对战争的沙盘式推演——不仅复现了战争场面，还复现了一整套攻守易势、调兵遣将、此消彼长的战争策略、战争走势和战争逻辑。

往近了说，《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等，都有极致还原度的战争细节，每支枪、每艘军舰和坦克的型号性能，都以其高仿真感，在各类军迷论坛被津津乐道。

看来，我们现在的任务，应该是把“军旅题材”，研磨得更加细致与准确。

其实《长津湖》的微妙之处就在这里，它特别像是战争和军旅之间的一个过渡混合体。

它的着力点和新意，都来自于“军旅题材”的参照系数：有鲜活饱满的人物群像、人物关系和人物成长性；它的瑕疵与不足，都来自于“战争题材”的参照系数，把战役简化为了战斗、只有“点”没有“线”和“面”、部分战术战法不符实际。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它更适合改名为《七连的故事》——你看，《七连的故事》，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军旅剧名称？

“军旅题材”的创作重心：既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

军旅题材的灵魂在“人”。 但平心而论，军旅题材的人物刻画存在难度，尤其是“怎样让观众对每个角色产生辨识度和记忆点”。

毕竟，人一旦进入了军旅，装束一样、行动一致、连面部的尘垢血污伤疤都大同小异；更何况，对保家卫国、反侵略这类庞大使命而言，任何个体几乎都注定是渺小的——我们很容易使用“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棋子”这类哲学喟叹，从将军到士兵，一律作工具人看待。

再加上，军人以服从和执行命令为天职，其思维和素养的特殊性，本就不是为“私人个性”提供太多表达空间的地方。

但从另一方面看，军营或者战场这种极端环境，又很容易让人性的内在矛盾被指数级放大，释放出更深刻的、更耐寻味的行为动机。

以战友情为例，这个东西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日常情感都是不一样的，和亲情友情爱情都不一样，因为它建立在非常绝对的前提之上：上了战场，这些人就是要和我一起面对死亡的人，只有无条件信赖他们，我才有机会活下去。

你看《兄弟连》、《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样的标题，“兄弟”和“我的”这种前缀定语，就是在描述一种既是人人皆有、却又因了”军旅“的加成而显得独一无二的情感。

没错，把“既与普通人一样、又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属于“人”的部分给挖掘深刻、诠释到位了，军旅题材就成功了一多半。

就此，我们可以举出非常多的正面案例。

比如，“把扁型人物拉圆”。

在编剧学上，我们把人物笼统地分为两种：扁型的和圆型的。扁型人物功能强、形象鲜明，但一般只强调一种特质，以“某某品格的化身”存在于故事内部（就像银幕和荧屏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英雄军人，每个侧面看都是“革命大无畏精神的化身”）。他们可以很璀璨（我国古典小说戏曲里的经典形象都是扁型人物），但难免失之单薄、片面、脸谱化。

不难发现，从本世纪初开始，军旅剧已经在相当积极地为主角添加性格缺陷，且让这种性格缺陷直观可感。

这类做法从国际上都能找到理想先例：美国1970年拍摄的《巴顿将军》，同样是一个暴躁、粗鲁、对谁都不友好的军事天才形象，却一举扭转了60年代后期反战浪潮里整个美军军方的负面印迹。

无独有偶，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荧屏上最深入人心的两个军人角色——《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和《亮剑》里的李云龙，他们的豪横、任性、粗线条、大男子主义、家长作风，触目可见。紧随其后，《士兵突击》又送来了一个同样家喻户晓的许三多，他倒是不霸道不专横了，却换了一种方式一根筋：笨拙、憨直、迟钝、脑子不拐弯。

但这些缺陷，都只是性格问题而不是人品问题，它们绝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道德评判，它们绝不影响主人公的爱党爱国爱民爱兵、无惧无畏无私无我，它们制造些小麻烦却不妨碍大关节。

这些缺陷所建构的真实感、可信度，反倒欲扬先抑地为“大关节”上的问题、为“大是大非”的问题提供了更动人的演绎。这些缺陷被逐渐克服、逐渐转化、逐渐走向合格军人的过程，又成了一种新的、更加有代入感的大是大非。

更何况很多缺陷本就具有两面性、本就可以见仁见智地观测：在特殊情境、面对特殊考验，它们会直接转变为不可替代的军人素养——粗鲁会变成血性，野蛮会变成勇猛，独断专行会变成果决，憨直笨拙会变成勤奋不怕苦，一根筋会变成百折不挠、九死不悔之意志。

比如，“帮助式对立”置换了“冲突式对立”。

戏剧的起点在于矛盾，矛盾的起点在于，有一组对立的人物。

大家一看“对立”，往往想当然觉得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其实那只是对立中的一种——冲突式（抗争式）对立。但对立还有其它类别，还有和平的、温柔的、相对静态的、没有硝烟的，比如，帮助式对立。 几乎所有当代军旅剧内部，都是帮助式对立。

很容易理解，“和平年代的军人”，离开了战争，基本没有敌人，基本都是好人。好人与好人怎么对立？那就让一个思想认识上或者技术水平上比较落后（但是内心其实很强大或者智商与天分其实很高）的弱好人，在军营这所大学校里得到纠偏、塑造、淬炼、升华，慢慢变成强好人，从不配合帮助到配合帮助，从抗拒塑型到主动参与塑型，这就完成了好人之间的帮助式对立，完成了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戏剧性。

无论《士兵突击》还是《我是特种兵》、《红十字方队》、《突出重围》、《火蓝刀锋》，都是如此。

“军旅题材”的发展阶段：无数种“多样性”

我国军旅题材影视的发展，大约可分为这样两个时区。

最初，是相对一元化的英模塑造：

广义上，此阶段的军旅题材是非独立的，它们依然是红色经典、革命战争史诗的一个构成部分，确切说，是指其中把具体“某一个人”当作焦点的那些，像《董存瑞》、《雷锋》、《英雄儿女》……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从“战争题材”中逐步析出的、以军人（而非“军事”）为表现中心的作品：《高山下的花环》《道是无情却有情》《凯旋在子夜》《戈壁滩来的士兵》《天边有群男子汉》……

它们就是典型的用“伟大的扁型人物”承载、用“敌我矛盾的冲突式对立”为叙事动力的、和“战争题材”杂沓合一的萌芽状态的军旅戏。

其后，是全面市场化的多样争鸣：

这是军旅故事从政宣走向更广阔空间的革新探索期。市场化势必带来多元化，多元化又首先反映为多样性。

有叙述向度的多样性：从宏大叙事里缩小视角，实现了“家国同构”的同心圆，《激情燃烧的岁月》整个故事都从家庭内部展开，都从解放和朝鲜战争结束后、石光荣作为一个战争英雄没仗可打开始，于是军事长官的惯性被带回到夫妻、父子关系当中，并一度无所适从；而最终，又同样是在家庭内部，他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合格军人的存在方法和存在意义，并以之取得了家人的谅解、尊敬，军人精神再次得以落地和自证。

有兵种的多样性： 军营在刻板印象里是个男性世界，《大校的女儿》却开拓了女性的视角；《幸福像花儿一样》把文艺兵作为聚焦对象，让军营舞蹈、海边风景、俊男靓女、偶像明星等时尚化元素得以顺理成章地植入；《红十字方队》描写的则是军医这个平素着眼不多的群体。

有任务的多样性：《沙场点兵》、《DA师》、《沧海》、《特种兵》系列，纷纷用军事演习或执行其它任务（比如反恐）来代替传统意义的战争。

有剧种的多样性： 《父母爱情》是家庭伦理剧，《爱上特种兵》是爱情剧，《炊事班的故事》干脆就是情景喜剧，这些子类型的加入，都是庄严肃穆一丝不乱的军队里，曾经无法想象的散射面。

当然，还有接收效果的多样性：《士兵突击》一度让观众少女心泛滥，惊呼其中有诸多款型帅哥可攻略，热播之时，网上的各类相关同人小说简直自成一个派系。

多样性甚至不限于影视剧，还走入了综艺与真人秀：山东卫视的《热血真男儿》、北京卫视的《星兵报到》、湖南卫视的《真正男子汉》，都是“明星的军旅体验秀”这个思路，都可算更广义的“军旅题材”。

以上种种多样，客观上填补了军旅与普通观众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感疏离，使之年轻化、科技化、浪漫化，与更广义的“时代精神”结合。从而使军人的故事，可挪移到任何一个行业，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和反哺自己所需的养分。在这份汲取和反哺中，中国军队独有的团队文化、理想、信仰，开始深入人心。

它们都是典型的用“有缺陷但更真实可亲的圆型人物”承载、用“部队或家庭内部的帮助式对立”为叙事动力、和“战争题材”能够作出明确切割的成熟状态的军旅戏。

军旅题材的理想案例：真正的“专业性”，在于“职业性”

好了，上述第一个阶段是神性叙事，第二个阶段是人性叙事，它们确实各有成就。

但是，第一个阶段容易高大全、容易不好看、容易脱离当代审美，第二个阶段也容易变成披着军旅外衣的傻白甜宠、言情偶像、霸道总裁。

那如果我们正在汲取经验教训、正在迎来第三个阶段，它可以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呢？

军旅题材在第一个阶段里缝合于战争题材，在第二个阶段里切割于战争题材，那么在第三个阶段里，它们又是否可以取长补短、各擅胜场、彼此促进？毕竟，你总不能永远只让军旅训练、进修、谈恋爱，就是不让他们打仗吧。

近日，电视剧《功勋》的第一个版块《李延年》（全名《能文能武李延年》），短短六集，收获满堂彩，有论者干脆将之加冕为“近二十年来最好看的革命战争题材”。

其实，能“最”好看，正因为它和通常意义的“革命战争”有区别。因为它在战争这个类型里，吸纳了军旅类型（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拥有）的特点、要素、优势。

什么特点、要素、优势？一言以蔽之，专业性、职业性。这两个词成了新的机会。

专业性和职业性有多重要？

注意网友们对《长津湖》的讨论：志愿军到底会不会那么频繁地使用密集冲锋？志愿军到底吃的是炒面还是土豆？伍万里没经过训练直接上战场是不是过于儿戏？伍千里作为连长怎么从来不安排战术全凭大家自己突突？余从戎一个人完成测距、计算、调炮、装填的全过程，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哪一句不是在细抠“专业性”，哪一句不是在核实“职业性”？

《李延年》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指导员、一个政工干部，他的工作形态和重心，恰恰不是直接以“打仗”为主的：

他要负责开会、写材料、作报告、找战士谈心、把握部队思想动态；

处理一些必须由他处理的棘手事件——比如出现了逃兵，怎样处理，既明确纪律、又治病救人、还能借此提振士气；

保存一些必须由他保存的文件——战场上宁可挨炸也要把日志给找回来，我们大概都知道，对一个文职人员来说，“材料”这玩意儿有多重要；

甚至当政审人员来到队伍里，他还得配合完成这项任务，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受夹板气的可能。

做个比喻吧：那里面不仅有冲锋号，还有集结号、出操号、起床号、开饭号、熄灯号……所以叫“能文能武”，而且把“能文”放在了前面。

这个能文，和我们的日常多贴近，和我们熟悉的每一个“职业”的日常多贴近：要写总结、要处理人情事故、要管理团队、还要时不时应付个检查。

而在“能武”的部分里，此剧也显得特别“专业化”、特别“工作场景化”：

交代清楚职级和指挥链的关系（二班副班长转正，却还是只管冲杀不管指挥，导致部下伤亡严重，这个国产战争剧里很罕见的处理，表达的就是“各司其职”的重要性，“各司其职”，这本来就是个“职业素养”）；

明确兵力配置、兵种分工、步炮协作、冲锋线路、挖战壕有哪些硬指标；

拆解堑壕的纵深体系：第一道步兵掩体，第二道反坦克壕，第三道和第二道之间连接的交通壕……；

还有袭扰和火力侦察的价值，还有诈降之后的斩首锄奸这类特种作战形态，还有“排雷后要把坑填上、剪断的铁丝网要搭好”的细部守则，还有反斜面和交叉火力区的意义。

这些，像不像一部医疗剧（这是当代职业剧里尤为成功和高产的一种）里对一台手术的周密预备和精确执行？

周密预备、精确执行，这对于战争是多么重要，有了这些，战争就不会被诟病为“神剧”，就不会是一个只靠着燃爆热血不怕死就可以交代掉的、只提供爽点的东西。

同样，有了这些，就说通了“军人”这个身份（职业）的特征、要求和性格，就能让人理解什么是军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军人、军人究竟在做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事只有军人能去做并做成。有了这些，军旅剧就有了更扎实的秩序、更绵密的针脚和抓地力。

因此，笔者以为，军旅题材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就在于这份“专业性叙事”和“职业性叙事”。

因为人人都有职业，所以能“与普通人一样”；因为军人这个职业很专业，所以能“与普通人不太一样”。毕竟，本文开头就提到：“军旅”所规定的，是身份和职业。那么，军旅剧，首先该是职业剧，然后，该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职业剧。

综上所述，一言以蔽之，第一个阶段让军人很可敬，第二个阶段让军人很可亲，第三个阶段，得让军人很可信。可信之后，才会更可亲，也会更可敬。这，才是理想蓝图中的军旅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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