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作，这本书并非意在描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是致力探究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五百五十页篇幅（按中译本计）对这一问题做了透彻解答。邹谠是中国人，但本书是“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项目，出发点是美国理由，实际上是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作者会有国家理由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影响作者的学术判断吗？

俄国十月革命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文革爆发那年出任该系教授，1999年病逝于芝加哥大学医院。《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版于邹谠获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于敌对状态，冷战风云密布。该书力图为美国理由作出学术贡献，甚至带有冷战意识形态修辞，当属题中应有之意。

不过，作者采取美国政治学界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所谓“条件-反应”模式，参见“前言”，页2-3），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决策错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自然包含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作者的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要职，却未见作者有为尊者讳之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的学养出自“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页195），自由主义政治信念并没有让他像有些华侨学人那样，让反共情结扰乱自己的学术视线——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司空见惯。因此，尽管该书明显在为美国政府总结对华战略失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学术教益，在认识美国的“国家理由”的同时，认识我们中国的“国家理由”。

邹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研究的历史时段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朝鲜战争爆发，也就是说，从美国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袭后被迫对日宣战起，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作者论析的重点，就是这一战略构想失败的种种原因。

引人兴味的问题马上来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不正是二十世纪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奋斗目标失败了吗？同样令人感兴味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并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本书让我们看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与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历程，竟然相当程度上纠结在一起。如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据说恰恰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但与美国这个老牌大国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本书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过去了，与1963年之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和中国的政治形态相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邹谠教授的这项研究着眼于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失败的成因，对于我们如今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镜，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国面临的所谓大国问题。

邹谠教授着手本书的研究计划时，中国的第二共和早已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浙东岛屿，和平解放西藏——中国已经恢复政治大国形象。至于是否已经是“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恰恰需要讨论——对中国人来说，起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迄今仍在阻碍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美国。无论如何，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绝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

严格来讲，我们今天仅仅是在改变大国形象或增加大国形象的光谱：不仅是政治大国，也是经济大国。【2】如果从中国的主权国家理由来读本书，作者当年基于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的若干具体教训乃至立论观点、政治信念和论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处。毕竟，作者在书中明里暗里多次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本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作为一个对中国的国家理由有所承担的中国学人，邹谠教授如何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为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教训，如何处理因视角的敌我变化而导致的困难——本文的所谓“三思”，意指修饰“大国”的三个关键词“强大、统一、民主”值得三思。

一 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作者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照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作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映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页512）。

邹谠的研究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声明的两点要求最终未能实现。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美国人的“集体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堪称“真正的创伤经验”（摩根索“序”，页2）——似乎美国的“道义”之举遭到失败让美国人痛心。但邹谠的修辞却颇值得玩味：声明的两点要求是“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页2）。这无异于说，尽管美国的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从未一贯地、也从未有效地遵循过。言下之意，美国的实际行为并不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似是而非。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说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美国读书人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在中国读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基本立论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所宣称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读者可以进一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读者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正在竭力扩大已经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瓜分中国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约翰的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无掩饰，参见页512）。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占先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的妙用——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可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声明实际表明，美国刚刚在萌生大国意识。事实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大国意识直到二战初期仍然并不强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同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以暗示的修辞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孤立日本，随即遭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公民强烈反对——迫使总统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改口。日本军机轰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舰帕内号后，海军将官莱希提议对日实施封锁，尽管这一建议其实相当温和，却“根本无人理睬”（页18）。1940年，纳粹德国攻占荷兰和法国，重创英国，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美国才被迫开始成为“大国”：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建立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页19），对日实施经济封锁。仅仅一年后，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才被迫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战争，被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知道，美国后来成为大国乃至如今维持大国地位，很大程度上凭靠的正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强的军备制造能力——所谓“民主的兵工厂”。

珍珠港事件

1942年间，罗斯福才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它包含两项具体设想：在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与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一，维护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斯大林和丘吉尔，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国“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页54）——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国家”提案。

当时，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提议绝对荒谬，因为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他自己心里清楚，英军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丢人现眼。其实，罗斯福何尝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提出，打败日本后把琉球归还中国，蒋惶然不知所措，建议中美共管，的确就是个阿斗……1945年春，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了一句心里话：“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页65）。既然罗斯福知道当时中国的领袖是个阿斗，却坚持不把中国排除在外，显然自有算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迄今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中国智识人对此心存感激。

第二项具体设想是：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毕竟，它考虑的不仅是为了让中国当下有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力均衡（页31、35）。邹谠强调，这一设想是四十年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言下之意，这一设想同样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确，即便在今天听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仍然会让我们不少智识人兴奋，觉得美国是个“高尚”的大国。毕竟，还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为一个“大国”就在设想帮助另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更为“高尚”的呢？

然而，邹谠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首先，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当时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就说，“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页512）——言下之意，美国袖手旁观为好。

果然，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后，美国不仅没有铁肩担道义，还继续与日本做生意，卖给日本最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和战士乃至平民身上……1941年，美国军事观察家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政府依然袖手旁观。1941年12月8日，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被迫对日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页44）——邹谠教授的笔法无异于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足足四年，倘若不是日本不宣而战，美国仍然会袖手旁观下去，即便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也罢。

事实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国才与中国签订条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页53）。我们知道，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给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团和外商机构看的面子战。从军事角度判断，行家一看地图就知道，这次战役设计绝对会得不偿失。但蒋介石希望的是，西方国家会因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而介入中国危局，阻止日本霸占中国——国军撤出上海时，蒋介石亲自安排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孤守四行仓库，因为仓库后面就是西方列强的租界区，仓库旁就是租界煤气总站，以至于日军攻击四行仓库不敢使用重炮，似乎国军最后要保卫的仅仅是西方的在华利益。

尽管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国使团在战火下施加外交压力的对象并非日本，反倒是受到欺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道义者”形象难道不让中国人感到寒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道义上的优势”在哪里？邹谠教授知道但不便提到的是：抗战初期，对国民政府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恰恰是两个极权国家——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免日本腾出手后攻击俄国，派出空军秘密参战（重庆鹅岭公园迄今仍有牺牲者纪念碑）。为了报当年日本从战败的德国手中夺取山东的一箭之仇，加上希特勒瞧不起日本，纳粹德国在1935年应蒋介石邀请派出军事顾问团整训国军，出售军火，为国民党最精锐的几个步兵师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装备了装甲师。纳粹陆军元帅不仅为蒋介石制定了具体的抗日战略方案（包括最后的破釜沉舟：黄河决堤），甚至亲临淞沪战役前线协助指挥国军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时，岳麓山上的二十几门从纳粹德国进口的大口径火炮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然而，纳粹德国和苏联先后与日缔约，转眼就出卖中国。中国人这才看到，极权政体也好、自由民主政体也罢，西方列强都一路货色。

邹谠在书中反复说明，美国在1943年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完全为的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出于完全自私的战略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拖住日本（页30-31）——毕竟，此时美国正处于被迫两线作战阶段，担心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还有一个理由的确堪称极富政治远见：让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页40），也就是所谓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邹谠用大量篇幅描写美国如何出于自己的利益来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从而与他近乎夸张地一再强调美国立国姿态的道义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不得不感佩邹谠先生的春秋笔法——他让我们看到，美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奇怪的是，美国提议让中国成为所谓“四大国”之一后，不仅当时、甚至迄今仍然有中国智识人感到兴奋。就当年的情形而言，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提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就因为能与西方首脑坐在一起开会而兴奋不已。此时日军正发起新一轮攻势，企图夺取中南，委员长不顾战场态势，再次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非让一个整编师活活送死。1944年4月至12月，湖南会战历时8个月，蒋委员长一心想的是国际面子，处处顾及“国际的想法”——其实就是美英两国的想法，拒绝服膺毛泽东游击战略的白崇禧提出的敌后游击战，因为这样无法迅速吸引美英舆论的眼球。为了顾及国际观感，蒋委员长坚持分兵固守城市，而非有效集中兵力，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按邹谠教授在书中的分析，美国的这一“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能力有限和后来军事战略的调整。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美国非常需要中国。第一，需要中国为美军空军提供陆上基地攻击日本船队，建立空军基地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第二，美国需要中国军队“拖住相当多的日军，否则这些军队……会对盟国造成破坏性影响”（页37-9），这就需要增强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第三，美国把中国大陆视为将来反攻日本时的前进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将先在中国大陆实施登陆作战，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交手。这样一来，美国就对中国在战后的政制建设有了发言权。然而，扭转欧洲战局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因此，即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提出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也只能打白条。

雅尔塔会议合影

后来，美军的跳岛战略获得成功，决定放弃与日军在中国大陆决战的构想，改为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说到底，二战期间美国没有针对日本的侵略在中国本土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行动。著名的陈纳德航空队是一支很小的空军力量，而且起初仅是陈纳德招募的“雇佣”人员（由国民政府支付高薪）。即便如此，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还曾威胁要逮捕陈纳德，送军事法庭审判。邹谠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计划“雄心勃勃”，与美国实际“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照”（页42）。其实，邹谠在书中给出的“鲜明对照”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更为鲜明的对照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压制日本精锐的关东军，美国与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邹谠教授终于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象征着对中国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页210、213）。1945年9月，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想起雅尔塔协议的内容，也禁不住在日记中写到：“旧耻已雪，新耻又添……。”因此，当邹谠把美国“高级决策层”在1943年决定给予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待遇说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时，无异于讽刺。他引述当时美国的一部关于远东战略的名著的观点说：一旦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捍卫独立的”“强大、统一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停止生存”（页33）——这无异于借美国战略家的话揭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欺骗性质。

邹谠知道，雅尔塔协议签订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从美国大使赫尔利那里正式获悉协议内容。陪同赫尔利大使面见蒋介石的魏德迈将军回忆说，蒋介石听完协议内容后一声不吭，他实在无法相信堂堂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竟然也会干出这事，中国人抗日的血迹还未干啊……魏德迈回忆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坐在那里很尴尬……”。邹谠也知道，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宋子文曾对美国海军上将利希表示，中国不能接受雅尔塔协议中涉及中国主权的条款，必要时中国将以军事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利希问何时动手，宋子文回答：“未来五百年里的任何时候。”

美国后来还有更为精彩的杰作：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俄取得对德国的共管分制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俄国、英国、中国“四警察”机构共管分制日本，而是凭靠绝灭性武器独霸日本。邹谠在书中说，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成了四大国之一，因为这个宣言让“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页54）。邹谠教授的修辞真值得玩味，因为，美国国务院后来一直宣称且迄今仍然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所谓“庄严的保证”无异于庄严的讽刺。中国人八年抗战中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俄国、英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的总和，如邹谠所说，“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所经历的苦难，只有犹太受难者在纳粹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可以比拟，如果不是更为惨烈的话”（《再阐释》，页119）。如今，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供了“国际警察”，美国的武装力量仍时不时在这个“大国”家门口炫耀航母，派军机大摇大摆从琉球飞到海南搞抵近侦察……谁能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

二 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报以期待。令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而驰。邹谠教授列举了如下事实：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少得可怜”，甚至出现“蓝衣社”这样的仿纳粹组织。人们可以为蒋介石找到这样的辩护理由：当时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纳粹德国的崛起，让蒋介石深感佩服，以为仿效纳粹党式的统治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邹谠作出的反驳是：“蒋介石从未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页44）。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施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致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为了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政府的弱点作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到，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1945年元月，二战近于尾声但尚未结束，负责推动中国重建民主政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品或援助”（页161）。说这话的赫尔利并不知道但邹谠知道，反政府的“暴动者”这个称号最早是用在孙中山党人头上的。

1905年，出洋考察五大臣尚未踏出国门就遭革命党人恐怖袭击，梁启超首次把“暴动者”这个现代称号送给了孙中山革命党人。邹谠很清楚，国民党的北伐之举就是反政府“暴动”，而且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动”。毕竟，当时的北洋政府至少名义上是民主政体——邹谠在后来的研究中才明言指出，“孙中山在处心积虑发动一场使中国强大的革命运动时”，在乎的根本不是个人自由。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历来都有太多的个人自由，但国家而非个人才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似乎国家就应该有专制的自由。邹谠说，这表明孙中山根本就没搞清“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与政治权威主义问题”（《再阐释》，页16-17）。

五大臣使团

因此，邹谠这里引用赫尔利的话颇为意味深长：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无异于支持一个曾经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动者”——意味深长的地方还在于，国民党发起第二次革命，理由是第一共和的民主性质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搞“暴动”或闹革命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既然如此，以中共是“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为由不支持共产党，理由就不成立。毕竟，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如果赫尔利的理由是，南京政府早已经成立，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政府性质，那么，如此合法性明显来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法理。既然如此，邹谠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共在1931年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显得意味深长。因为，这个中国现代的第二共和按理同样具有法理性质，何况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宪法远早于国民政府的宪法——法理不同不等于没有法理。

因此，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政制时，美国一边倒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政府，表明美国在乎的根本不是中国的宪政民主，而是唯利是图地只求实现自己的利益。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邹谠写作本书时）仍在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庇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持守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作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

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百分之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百分之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毕竟，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

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

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很反动，但邹谠很清楚，蒋介石在1927年的清党实际上使得国民党陷入瘫痪和分裂。由于武汉政府才算国民党正宗，南京政府倚靠的是北伐军，并无党内的正当性，蒋不得不靠搞军事独裁来取得党内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蒋介石一直避免或尽量推迟面对日本帝国的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凭靠手中的军权重建国民党，然后再依靠蒋氏国民党重建政权。可是，蒋介石在接替孙中山遗愿继续二次革命时，改变了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本来，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共产党的方略就基础部分而言大略相同，这就是扶助工农。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有北进和东取两种选择，蒋介石选择东取上海，体现的政治战略意图是发展并依靠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闻左变色，在城市讨好资方，得罪工人，在农村则连减租都不敢搞，以至于国民党逐渐失去基层土壤，党的基层性质发生质变，从革命政党蜕变为依赖“土豪劣绅”的政党。918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仅仅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

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公然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业家、工业家和金融家）也元气大伤。抗战期间，由于蒋氏的统治腐败加专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普遍对国民政府不满，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小党派和民主政治组织纷纷出笼。为了维持军事独裁政权，蒋介石对新生的民主党派采取“不宽容和压制的政策”，结果让共产党的民主战略占了便宜（页48-9）。

尽管信奉自由民主政治理念，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国体已经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如此结果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获取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三 民主的美国与中共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毕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作者笔端也带有明显甚至夸张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是一个以自由民主为尚的国家，其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换言之，美国长期不具文明大国意识，恰恰是其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所致。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

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并未经过严肃认真的检审，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并不具有文明性质。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于1919年，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凌有直接关系，因此，中共一直高举“反帝”旗帜。

尽管如此，美国一直未介入中国因政制选择而出现的党争和内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蒋介石曾对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表示，暗中扩大的共产党势力最终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存在。约翰逊随即向华府报告：“美国和英国如不能及时地援助中国，最终便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页49）。对此，美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积极支撑命运危艰的国民党政权的美国甚至“阻止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以免发生大规模内战，不利于美国的对日军事战略利益（页131）。

正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谢伟思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

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

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

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这听起来哪像是个自由主义者说的话。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

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并不让人奇怪。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即使没有外援，它也仍然是个劲敌”（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

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比如倡言废除科举制）——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邹谠肯定了谢伟思的洞察，他还补充说，在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边区和根据地都搞民主，但程度有所不同：“在延安这个相对安全的根据地上，政府的效率和对它的普遍评价比前线地区的政府要低”（页183）。因为，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更为民主的权力架构，这就是所谓“三三制”：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力量各占三分之一。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俄国人的态度。

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俄国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

解放区土地改革

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1948年五月，苏军对外作战部才让在哈尔滨的苏军东亚作战部主动与解放军总部联系，了解军火需要。

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再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

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他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

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明显的自相矛盾，自古是一种修辞方式，在冷战时代或麦卡锡之后的时代，邹谠需要这种古老修辞。

邹谠在书中写到，按谢伟思在临近战后时提出的建议，既然中共表达了对美国的友好态度，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使得中共脱离莫斯科”（页191）。邹谠没有说的是，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一“积极措施”结果又会怎样。邹谠并非不清楚美国政府在1949年时对中国第二共和的犹豫态度，因此，不书不等于他没有考虑到如果美国在1944-45年间积极回应中共对美国的友好态度结果会怎样。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

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

结语：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

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仍在千方百计阻挠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美国却频繁高调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美国并未高尚地按联合国有关规定让其独立或自决，偏偏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两相比较，对华政策的“道义上的优势”昭然若揭。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新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信念和学识而变得不知所谓：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

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道德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如果将这段引文与邹谠在书中表达的如下基本观点加以对照，我们当会感觉到深刻的似是而非：由于美国一贯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政策，妨碍了美国“严肃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在政治斗争中，美国的自身利益将要求它对一方予以积极支持，甚至参加内战”，结果美国丧失了中国（页1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中国的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居心叵测。“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制理念的特征。如果美国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传统，那么，中国则有自己基于《尚书》经验的德政传统。

邹谠深知，美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基于来自欧洲基督教小教派的立国者们对遭受大教派迫害的经历，他也同样深知，中国的德政理想贯穿于“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不绝若线。如果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传统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页208），那么，具体而言，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德政理念缺乏兴趣。“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当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去三千年中的任何朝代都实现了德政。毋宁说，这一文明传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在于，尽管不断遭遇失败、尽管不断出现劣质的统治，中国这个文明大国始终不渝地在追求德政——中国“文明”的含义首先就在于此：好的政制必须应该以德为尚。

无论何时，中国哪怕出现了严重背离追求德政的政治现实，不等于中国人有理由抛弃德政理念，干脆转而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算了。如今英美主流政治学家仍然把马基雅维利供奉为自由主义的伟大鼻祖，邹谠教授在八十年代回北大讲学时，却并未教我们的青年鄙视中国的传统德政理念，催促他们尽快与英美主流政治观念接轨，而是念念不忘传统的儒家德政理念。

在前引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邹谠不可能不知道，“慷慨大度”是一种政治德性，经典定义见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的开头：说一个人“大度”，指的是他自己认为值得把自己看得重大，但他是否真的具有重大且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完全是另一回事——要么他自己真的重大，“值得”自视为重大，要么他实际上并不具有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自视重大就是“愚蠢”或“无知”。真正的“大度”其实很难，因为这意味着必须真的具有美好的品德。个人的“大度”如此，国家的“大度”亦然，如果一个国家以“价值中立”的政治哲学为基础，以自由为尚，把关心何谓美好归于个人偏好，这样的大国对向来关切共同的美好的儒家传统缺乏兴趣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我们以为这样的大国真的具有值得看重的德性品质。

在前引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还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毕竟，“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

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为反法西斯作出过重大牺牲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法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政治人，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举步维艰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近二十万中国年轻农民的生命为国捐躯，换来了彭德怀元帅一句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今天，有不少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邹谠却看到：“随着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对峙”，直接冲突“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页490）。

比这更为深刻的是，邹谠看到，“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志愿军行动（页497）——换言之，美军越过三八线，让中共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日本入侵朝鲜后的甲午战争。在今天，这话很可能会被算做左派言论，却的确出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邹谠之口，而且是在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项目中说的。

当年蒋介石在日本已经武力侵占东北后还积极撤军，中共却在美国派航母封锁台海、轰炸东北边境并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就公开发出警告，并迅速在东北边境集结十二个师严阵以待。邹谠让我们由此得出对比：中共面对美国的威胁与国民党当年面对日本的威胁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国的体质仍然贫弱，甚至更为贫弱：1950年中国工农业产量远不及1936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共军装备面对美军时更远不及国军面对日军时的装备。何其不同在于，国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血战数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国正式对日宣战，跟随英美对日宣战才对日宣战。中共却在苏联从朝鲜撤出军援人员、并拒绝为中国入朝志愿军提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决断对美开战，靠共军的贫弱体力为中国争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复了文明大国“过去的伟大形象”。邹谠知道但刻意不提以免刺激美国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第二次向鸭绿江边发起大规模进攻的第三天（1950年11月4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以民主中国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维护和谋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能算自私，问题在于是否损人利己——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枪支口径都不统一的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何况，中国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时，中共已经公开宣战，美军在这次战役中受到更大打击，所谓“奇袭”无异于戏言。

如今，美国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划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自由民主的自负修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

邹谠教授幸运的是，他已经在1999年去世，没有机会听见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演讲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在电视上我们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教授邹谠的庄严讽刺：何等“高尚”的政治……

参考文献：

【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以下凡引此书仅随文注页码。

【2】邹谠后来一直从事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邹谠教授是最早回到大陆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侨教授之一，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后来的两部被译成中文的文集颇值得参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版1993/1998）、尤其《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香港牛津大学版2002，简称《再阐释》，随文注页码）。

本文为作者2010年10月30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读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原刊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11年第3期。后收入《百年共和之义》。现由作者修定，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