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诗:抗战胜利那天,想起逃难路上爬着喊妈妈的小女孩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8-16 07:58

刘兴诗

刘兴诗作者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科普作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兴诗】

74年前(本文作于2019年)的8月15日,抗战胜利那一天,印象很深刻,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我在重庆,刚刚14岁,是南开中学初二三组的学生。当时正是暑假,天气热得要命。在磁器口附近的詹家溪家的附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

记不清的不知是上午,还是中午。我们在山坡上,忽然听见下面人声嘈杂,有人噼里啪啦放起了鞭炮。跑过去一看,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我们这里是工厂,工人们全跑了出来不上班,商店也不做生意了!

有人搬出了收音机。不停播放着“中央广播电台,XGOY……”

这个“XGOY”就是这个电台的国际编号,总是随着台名播放的。电台反复播放的就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不由不相信。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图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前排右)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新华社发

远远近近的工厂汽笛尖声响个不停,人们高兴得又跳又喊,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拥抱祝贺,简直像发疯了一样。

这时候,许多人向车站跑去,爬上各种各样的的公共汽车、卡车……

不要车票了,一车又一车,直往城里开去。车上的人高声欢唱,有的人紧紧抱在一起就在车上蹦蹦跳,只差吧唧吧唧亲吻了。把汽车弄得东偏西倒,同样疯狂的司机也不制止一下。沿途到处都是人,好像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把本来就不宽的路挤得满满的。司机使劲揿喇叭,不是叫大家让路,而是表示庆祝和高兴的心情。

经过磁器口附近的时候,远远嘉陵江上的小轮船也拉起了汽笛。一路上的鞭炮声,锣鼓声响个不停。我亲眼看见,有人拿着洗脸盆也使劲敲打,似乎打破了也不心疼。

一路上到处挥舞着中国国旗和同盟国的旗帜,也不知道这些旗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如果这时候有德意日轴心国的旗帜,必定扔在地上撕得粉碎。

汽车开得很慢很慢,经过沙坪坝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跳下来。我引着他们直往南开中学跑去,想寻找和我一样返校的同学。在那一片乱哄哄里,当然一个也没有找到。

我们没有进学校,卷进了一股人流,在沙坪坝的街上又叫又喊转了一圈,然后又转身赶到另一个方向的小龙坎。所有的人都在笑、在蹦跳、在使劲喊叫,似乎全城的人都出来了。有一股股人流往这边走,另一股股人流又往左边走,把本来就很狭窄的路面塞得满满的。大家一身都是劲,不知道究竟要到哪儿去。

一路上,两边的商店全都大大敞开,没有一个人进去。我瞧见一个小杂货店的店老板,站在路边高举着双手来回挥舞。像是在笑,却瘪着嘴巴,满面泪水,嘴里呢呢喃喃像是对过路的群众,也像是对自己说:“胜利了!胜利了!回家了!回家了!都不要了,都不要了……”

她的太太,一个身材瘦弱的矮小女人,也满脸是眼泪和笑容,从店里拿出一包又一包东西,直往过路人的怀里硬塞,嘴里用细细的江浙口音说:“拿去吧!拿去吧!明天大家都要回老家了……”

我们走到小龙坎的十字路口,那边豫丰纱厂的女工也涌出来了。身上还穿着工装,头上戴着紧紧包住头发的帽子,满身都是乱七八糟的棉花丝,完全不管好看不好看了。从另一个方向挤进来,也统统涌进了欢呼的队伍。

这时候,有报纸派人散发传单。不要钱,高高撒在空中,大家争着抢。我抢到了一张,竖排五个大字:“日本投降了”,其他几行小字,简单的新闻。别的报社都很远,可能是就近李子坝《大公报》发的。这张传单我珍藏了21年,文革抄家被视为“反革命罪证”,才被没收抄走。如果保留下来,也是文物了。

在这个拥挤的十字路口,有的要经过临江的土湾、化龙桥、李子坝一条路继续进城。有人喊一声:“到伤兵医院去!”

我们几个紧紧挨靠在一起,转了一个方向,朝向高滩岩那边的医院,一路上唱着抗战歌曲,呼喊着口号,直朝那边去了。赶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那边早就挤满了人,唱着歌、呼喊着口号向受伤的战士致敬。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鲜花和水果,各种各样的礼品,一齐送到了医院门口。

那边有一些白衣服的医生护士,也高兴得直跳。可是却牵着手阻挡无休无尽的人群涌进医院,不停解释说:“重伤的战士需要休息。”

这句话鼓动了一些人,一起站在门外,临时组成一道人墙,希望大家不要都挤进去,影响一些伤兵的治疗和休息。

话虽然这样说,还是有一些涌进去了,抬出一些包裹着雪白纱布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大家把他们高高抬起来,有的就骑在脖子上,接受大家的致敬。

我亲眼瞧见一个年纪不大的伤兵,露出孩子似的面孔,跟着大家喊口号。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伤兵,满脸都是眼泪,已经低头哭不成声。嘴里只反复不停念叨着几个字:“弟兄们、弟兄们……”,

他是在怀念牺牲的战友,想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他们吧?

这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不知是怎么过去的。在拥挤的人群里,手挽得紧紧的,深怕被挤散了不好回家。

我们就这么发疯一样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走了大半天,这才想起还没有吃饭喝水,应该回家了。

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我们又累又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天色已经晚了。回到家里,不消说受到爸爸妈妈一阵责怪,不过倒也没有过多数说。爸爸只是催促我赶快吃饭,赶到城里去。

两个弟弟太小,被妈妈关在家里。我就这样跟着爸爸跳上汽车,又一次直朝城里赶去。一路上到处都是人。我们的汽车上也爬上来一些不认识的人,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街上的人太太多,汽车已经不能再往前开。爸爸紧紧抓住我,用尽了气力才挤进了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广场(就是今天的解放碑广场),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只听见如雷震耳的欢呼声。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只能依靠周围的灯光,才能看清楚情景。

人头,到处都是人头。

这好像是一片人的海洋。大家挤来挤去,就像是摇来摆去的汹涌波浪。多亏爸爸紧紧拽住我,才没有被挤得倒下去或者失散。

这时候有一股股探照灯似的巨大雪亮光束,在人的海洋上扫来扫去。有人说,这是“中电”在拍记录电影。

在亮光中,我忽然看见了一面太极八卦的韩国国旗。韩国流亡政府就在附近,我经常往大梁子(当时的一条街名)经过的时候,在今天的邹容路右边的一个小巷口,瞧见过这个旗子。

雪亮的光束扫来扫去,我还看见几个飞虎队员被人群抬起来,又抛上天……

这一夜,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很久。人实在太多了,想退出来也不可能。就这么直到下半夜,几乎完全撑不住的时候,爸爸才把我硬拖出来,找到汽车回了家。

胜利了!八年苦战终于胜利了!

甭管是不是惨胜,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们怎么不雀跃欢呼?怎么不高声呼喊?

这一天,永世难忘!!!

扳着手指算,我跟随家里在南京陷落前,随着难民潮逃亡出来,也有许多年了。一路上,丧失人性的敌机,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难民船追赶,机枪子弹打得甲板当当响。

不分日夜、无休无止,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一颗颗炸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沙石颗粒不住往下撒落。轰炸过后,出了防空洞,一片废墟是火光。那个仇恨,说也说不完。

欺负我们的空军打光了。敌机那么猖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磁器口的山坡上。亲眼看见一队敌机,大摇大摆排成纵队,一架跟着一架低飞俯冲下来瞄准投弹轰炸。飞得那么低,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那么可憎。连鬼子飞行员头上,不知是白色裹头布,还是白色飞行帽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气得扔掉书包,捡一块石头就打。尽管打不着,也出了一口恶气。

我写了一本《抗战难童流浪记》,从南京大屠杀,一直写到抗战胜利这一天,完全是真实的材料。因为我自己和七高八矮,站起来高矮不齐的同学们,就是从四面八方逃亡的真正“抗战难童”。

为什么高矮不齐?我们不是留级的差生。而是许多孩子一路逃亡,敌人在屁股后面紧紧追赶,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呀!

唉,拜托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就知道当时的许多真实情况了。

抗日时期逃亡的难民(资料图)

有一个同学吴昌宁,南京城破的时候只有4岁,跟着妈妈逃出来。汽车打坏了,只有走路。沿途全是难民,敌机呼啸着一群群追赶扫射,多亏我们一支小部队在后面死死顶住,才没有追杀过来。不知道这个部队的番号,也是好样的。

他告诉我,一路上都是死伤的难民和抛弃的孩子。不仅在狭窄的路上,两边的水田和山坡,漫山遍野都是难民。

南京大屠杀绝对不止30万。丧失人性的敌人过了镇江就开始一路杀过去了。南京陷落后,还在一路追杀,怎么才只有30万?我们就是真实的证人。

他亲眼看见一个小妹妹,满脸是泥土和泪水,好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在地上爬。边爬边哭喊妈妈。妈妈就在前面,想回转身子去抱这个孩子,被两边的人死死拉住,对她说:“这个孩子不能要了。你还有几个孩子,多一个包袱,大家都得死。”

这个小妹妹估计刚刚会走路,就这么没有了。如果还健在话,今天也是80多岁的老奶奶,儿孙满堂,有幸福的晚年。

唉,这个可怜的小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吴昌宁吓坏了,紧紧拉住妈妈,恳求说:“我能走路,不要扔掉我。”就这么咬着牙,一直走到安徽芜湖才搭上一只船。

是呀,那时候能够走路就是活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那么小的孩子,多么残酷!

这张照片就是通常被称为“中国娃娃”(Chinese Baby)的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28日被日军狂轰滥炸摧毁的上海南站

想一想,吴昌宁当时4岁,不过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叫今天同龄的孩子试一试,在那么恐怖的情况下,能够这样走这么远吗?

今天的孩子们太幸福了,应该珍惜这样的幸福,好好学习,报效自己的祖国,长大成为建设者。这也是当时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兵上战场。小学五年级,我拉着三个同学结拜兄弟,誓词是“以身报国,永不后悔!”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我坚决选择最危险、最艰苦的地质专业的原因。我们是衣衫褴褛的“爬山匠”,我们是光荣的地质队员。我们从不羡慕荣华富贵,不是纨绔子弟,我们只有自己的理想。就像那支歌一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报国岂止在沙场,是不是?

还有一个同学,从南京经过长沙、桂林,步行逃难,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湘桂大撤退的时候,跟着妈妈一路逃跑到大后方。一双脚走得肿起来,好像是透亮的皮球。不能穿鞋了,妈妈把鞋帮剪掉,只留下鞋底,用一根草绳子绑起来。碎石路上走一步,扎心疼。就这么一步步走到重庆。请问,我们一个班可能一样的年纪吗?

抗战胜利后,吴昌宁回到南京。后来分别74年,最后在波士顿做教授。好不容易才托人辗转找到我,他已经癌症晚期。原本相约今年暑假在波士顿见最后一面。想不到双方一切准备好了,突然接到他的女儿电话,已经一下子去世了。我听见消息,一下子怔得发呆了。

天呀!天呀!怎么这样残酷无情。让我在他的病榻前,最后一次握手的机会也不给。

吴昌宁亲口告诉我,写有他逃难故事的《抗战难童流浪记》,他一心一意想看一下,只能焚化在他的墓前,永远不能阅读了。

这就是我们一代抗战难童的遭遇。

我们的前一代,真正战斗的一代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说出来,那一段历史就会完全消失。

这句句都是真实的,面对血染的民族历史,不敢有半句戏说,好像今天的抗日神剧。

否则,怎么对得住牺牲的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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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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