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杂志《展望》（Prospect）自2004年起每年都会推出一份由作家与编辑群体推荐产生“年度全球思想家”的名单。这次排在第一位的是《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91岁的亨利·基辛格名列这份榜单第18位。

曾经以“历史终结论”一夕成名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与这两位都有相似之处，也有着明显的观点分歧。当“历史终结论”遇见“21世纪资本论”，当福山与基辛格的目光同时汇聚于中国，思想之间将有怎样的激荡？

2011年，携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上海的福山，曾与张维为教授展开过一场辩论。四年后，福山再度来华，这一次，他带来的新著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并与中国知名政治学者李世默在观察者网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对话。相关稿件即将呈现，敬请期待。】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是个日裔美国人，皮凯蒂是一位曾在美国当过助教的法国人。福山比皮凯蒂年长约20岁。福山40岁时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举成名。皮凯蒂42岁时出版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待这本书的英语版问世时，皮凯蒂在2014年成为“年度最红经济学家”，一本经济学专著成了畅销书，被尊为“10年内最重要经济学著作”。这两人都在40刚出头便扬名立万。福山的名字伴随“历史终结论”，几十年间不断被人提起、讨论，赞同和批判的声音不断。皮凯蒂也一样，批评与赞扬都不少。

托马斯·皮凯蒂

福山与基辛格年纪差的有点大，但近年来都出了好几本书。西方近年来关于政治、历史的重要著作大都有一个特点：项庄舞剑，意在中国。要么用西方理论弯来绕去地拿捏中国这个不听话的“例外”，要么用中国实践修补西方现有理论捉襟见肘的窘态。福山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亨利·基辛格

历史终结与世界和平

二十年前，福山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历史终结”的标志之一是世界和平，于是，“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说法相伴而生。福山在其成名作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既然自由民主是终结，终结的同时又要世界和平，二十多年前，既然曾经最大的敌人俄罗斯貌似已经被自由民主了，那么，世界和平的唯一威胁就是尚未“自由民主”的大国，中国。于是我们看到，此后二十年间，“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观点在中国频频出现，目的无非是要把中国变成“自由民主”。

但是，基辛格不同意这个观点。2011年，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明确反对“民主国家不打仗”这一观点，认为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当然，基辛格未必针对福山，因为苏东剧变后，持有这一观点的美国人不少。基辛格因而指出，基于“民主国家不打仗”的理念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现行体制的做法（差不多可以称之为颜色革命）不可取，因为从很多被美国强行植入民主的国家现实来看，其结果未必是美国欢迎的。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还提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一种文明。他的这一表述很含蓄，我们却可以听出弦外之音。1840年前，无数中国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中国，甚至部分西方人也这么认为。1840年后，这种观点被视为非常可笑，几乎再也没人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结历史的“普世性”几乎完全属于西方文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再一次竭尽全力的张扬。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终结在百步之外，福山的“历史终结”无非是说没那么远，也许只有五十步。基辛格认为中国是另一种文明，一定程度上受到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影响，但更加隐晦地表达了一个猜想：也许中国传统也具有“普世性”。这实际上包含着另一个庞大的问题，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类的表述如果成立，它究竟是特例、例外，还是惯例、必然？

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看成是对基辛格观点的回应。中国人有结婚“三大件”一说，以前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后来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似乎是房子、车子、票子。不知道福山是否受此启发，提出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三大件：国家能力、法治、民主（也叫负责制）。福山认为，中国只在“国家能力”这一项上领先于西方，甚至领先于世界，另外两项都不如西方。所以，如果基辛格等人认为中国传统可能也具有“普世性”，那么福山回答说，中国的“普世性”只是局部的，而且是早熟的（似乎是说不等于成熟），而且是其他国家难以模仿的。换句话说，福山基本否定了中国传统具有“普世性”的看法或猜测。但是，福山的恩师亨廷顿实际上认为西方文明也不具有“普世性”，因此，日裔学者福山对西方文明的坚信程度超过了他的西方老师。

从历史终结到政治衰败

福山的新书认为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或三种制度，即强政府、法治、民主。福山有时把它们当成先后阶段，有时把它们当成不同比例的结合。不管怎么说，福山认为最终还是要实现民主，即便他用“负责制政府”这个概念来代替民主，笼统地说，最终还是民主。2014年6月，福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新版序言，文章标题是《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可见福山在根本结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然而，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福山在新书中认为，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就是已经达到“历史终结”的国家，也会出现政治衰败。那么问题来了：当历史终结处的民主国家出现政治衰败，意味着这些国家难以维持“负责任政府”，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于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皮凯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书很厚，结论不复杂。皮凯蒂认为：资本的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加干预，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谁都知道贫富差距的严重分化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它会造成社会动荡，某种程度上等于出现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换句话说，福山和皮凯蒂都指出民主制度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使得民主失效。怎么办？皮凯蒂给出了一个方法，即征收资本税、财富税。皮凯蒂自己也知道这个办法有较大的难度，它需要全世界的协调，而当今世界并没有强有力的世界政府。一些美国人不赞同皮凯蒂，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他们或者认为皮凯蒂的诊断不对，或者认为皮凯蒂的药方不对。

那么，当民主政治出现衰败，福山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要羡慕福山理解的中国，回到强政府的阶段，或者调节强政府的比重，然后再回到民主“负责任政府”的历史终结处。这个观点听上去有点那啥，那不就是历史循环吗？换句话说，当历史终结了，当历史终结又出现了政治衰败，人们通过加强政府权力，再回到历史终结，这就是历史循环啊！而历史循环那不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特征吗？那是西方长期批评中国的落后特征啊！西方认为西方一直在向上进步，中国一直到在原地踏步循环。现在，福山发展了他的“历史终结论”，最终实现了中国“落后”的历史循环论，这算怎么回事？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人家西方国家“高大上”的历史循环能与你中国“矮小下”的历史循环一样吗？这个说法好像也有点道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请皮凯蒂来中国搞研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得出他的结论，借助了西方国家的很多历史资料。但是，从历史资料的角度说，哪个西方国家在几千年的尺度上，历史资料比中国更多、更丰富？所以，皮凯蒂可以借助中国的浩瀚的历史资料，用中国历史验证他的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个历史叙述是非常熟悉的，即，一个朝代的开明盛世，二、三百年后衰落，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土地高度兼并，失地农民大量出现，就是贫富差距严重的结果。失地农民最后成为造反者，成为起义军，推翻旧朝代，建立新朝代，这就是历史循环。

为防止这种历史循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想办法“抑制兼并”，这不正是皮凯蒂抑制资本的观点吗？虽说现代社会的资本形态与古代中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土地在古代、在现代都是资本的形态之一，皮凯蒂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来自于西方国家历史上土地资本收入的统计。如果土地兼并无法抑制，就像当今某些人说皮凯蒂设想的治理措施无法实现，最终只能像福山说的那样出现政治衰败，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改朝换代。西方高大上的历史，为何总是落到中国历史的圈套中？

如何让皮凯蒂的构想得以实现？皮凯蒂认为，实现他的构想的难度在于没有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向，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构建一个强大的政府！只不过，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强大政府不是单个国家的政府，而是世界政府。换句话说，世界需要一个秦始皇！拿破仑没实现的事情，如今有了现实的需要。那么，拿破仑为何没能实现秦始皇的伟业？是否拿破仑学中国学得还不够？是否欧洲民众的素质还不如二千年前的中国民众？唉，历史颠倒了！

福山变了吗？

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出版后，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是：福山是否改变了“历史终结”的主张？从最终的结论看，福山并没有改变，他依然把自由民主当成历史的目的。但从手段上说，福山相对于其他人，的确有所改变。过去，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繁荣，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之一就是民主。福山“三大件”等于从手段上否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他没改变的是目的。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怪圈：人类社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民主，那么直接搞民主不就行了？为何一些国家有了民主还乱成一团？如果是富裕了以后可以享受自由民主，那么，谁能保证未来能一直富裕？当富裕的民主国家又朝一日不富裕了，是否可以采用非民主的方式重新富裕、然后再恢复民主？

我在新书《中国自信》中，原先有一个章节就是写“历史循环论”。后来我觉得这个章节与全书内容有点不协调，就把整个章节拿掉了。我的下一个写作计划会把这 部分内容重新整理后放进去。我不得不指出，福山和皮凯蒂的理论路径，最终都指向所谓中国的“历史循环论”。换句话说，历史终结的必然结果就是历史循环。福 山和皮凯蒂不过是重新发现了中国历史。所以，我在很久以前便写文章说过，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都认为历史早已经终结于中国。后来，中国人信奉了数千年的 “历史终结论”被西方打乱了。如今，福山、皮凯蒂让世界回到了中国。所以，当今世界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这一复兴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而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世界梦。

2014年，基辛格又有一本新书《世界秩序》问世，我还没看到全书，只看到了该书的引言及结束语部分。虽然基辛格的新书未必是针对福山，但至少他们都涉及同一个话题。基辛格的新书中，在一个问题上与福山一样，他认为美国在建立未来世界秩序上应该有“方向感”。不同在于，基辛格没有说明“方向感”是什么。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回答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本质是什么？基辛格只是提出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书中有展开）。而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明确地认为人类历史的“方向感”就是自由民主。这个微妙的差别因为基辛格的另外表述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建立世界秩序、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同时，需要“第二文化”，他说：“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这个表述给人的想象在于，“第二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但也含混不清：“共同的体系”是价值观的融合，还是政治结构的平衡？

基辛格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写道：“很久以前，我年轻气盛，认为自己能够宣布‘历史的含义’。现在我知道，历史的含义是一个有待发现，而不是有待宣布的问题。它是我们尽可能妥当地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仍然可以辩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年迈的基辛格的这番话，似乎就是直接说给比他年轻29岁的福山听的。历史是否终结，一个政治家，一个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给了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施展抱负或继续埋头著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