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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晔:关联共赢——中美关系新定位

2018-11-25 10:12:06

中美关系并非新冷战,虽然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共识有某种冷战思维。美国国内政治右倾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破解可能到来的中美经济“铁幕”需要更高的智慧尤其是政治智慧。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经贸,两国继续繁荣发展应该通过各种创新性的政治安排来实现。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关联共赢是当下中美战略互动可选的方向。

美国要习惯中国的进步,中国要保持足够的清醒。21世纪很可能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的世纪,而是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全球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是大势所趋。

中美关系并未进入新冷战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旷日持久,所谓“新冷战”的说法逐渐笼罩舆论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媒体的过度渲染往往有害而无益。贸易摩擦和争端时有发生,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日本和欧洲都曾经采取过贸易保护措施,但这显然并非冷战。

从学理上说,冷战特指1947-1991年间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阵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对抗,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序幕,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直到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冷战和两极格局才结束。

冷战期间,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又避免世界大战,往往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全面热战之外的各种冷方式互相遏制。冷战以全面对抗为基础,以瓦解对方为目的,军事上开展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政治上构建同盟,经济上搞平行市场,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上互相隔离。

从实际而言,中国无意开展军备竞赛瓦解美国,推行伙伴外交而非同盟体系,不断推出开放举措,强化各国的文化、科技与人员交流。虽然中美存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地缘政治争端,美国目前主要是在经贸方面施压中国,以便为美国获取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美之间更多是一种利益互相纠缠而非冷战的格局。任何战争至少有作战的双方,只有一方是打不起来的。虽然美国挑起了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处于强势和主动位置,但中国的回应是更加开放,真开放了就没有所谓的冷战了。

所以中美之间是否会进入新冷战,并不取决于挑起者美国,而取决于回应者中国,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就不会爆发新冷战。

虽然中美关系并未进入新冷战,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相信不同的制度可以和谐共存,美国则担心更多国家仿效中国的所谓威权体制;

二是忧虑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承认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自由资本主义是最大的威胁,认为“中国制造2025”挑战其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三是担心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扩张,认为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表明中国开始改写国际规则。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2018年11月在新加坡首届新经济论坛的演讲上指出: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保尔森因此认为“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

究其原因,美国发现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与他们设想的不一样,中国并未变成“第二个日本”,这让美国政界的挫败感很强,认为以前实行的对话“接触”政策现在没有价值,并因此转变了战略思维。

同时,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程度和公平竞争方面未达到美国预期,这给美国商界也带来了挫败感,商界内部对华态度产生分裂,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成怀疑者甚至反对者。

经贸历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战略的冷战思维。两党都有一些政治和意见领袖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断然脱离。

如果应对得当,化解这种冷战思维并非不可能。无可否认,中美两国在发展模式、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等层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美两国有必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双方的关系,远离那些冷战思维和有害的煽动言论。

图片来源:bostonglobe.com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其背后的选民基础是相对贫困心怀不满的大批蓝领白人男性,2018年11月中期选举,两党都动员了大批选民投票,很多海外的美国公民收到了史上最密集的动员投票的电子邮件。

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美国社会的分裂已经显化,美国南部各州、中西部的农业州和山地州、乡村地区和数量众多的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底层白人选民,依然是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民主党代表东北地区和太平洋西岸,工业发达的五大湖地区倾向支持民主党,民主党也往往代表了高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和高薪收入人群。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1月5日在《联合早报》的话来说,“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内战,美国仍然被两种文化所割裂。”

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贫富分化的加剧。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美国家庭收入前40%家庭是后60%家庭的4倍,资产是后者的10倍,而且后60%人群中只有三分之一会存钱,他们要拿出400美元现金都很困难,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养老金账户平均额不到2万美元(包括401K养老金),而收入40%以上的家庭养老金平均账户是27万美元左右。穷人更需要政府来保障其生活,尽管美国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占GDP比重越来越高,大批白人工薪阶层出于包括种族自尊在内的各种原因,他们宁愿选择通过投票来表达不满争取利益,也不愿接受各种救济。美国过去几年的投票率创造了百年新高。

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也在其他国家上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依据大量的统计数据指出西方社会内部从198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在加剧。就市场而言,劳动和资本谁掌握谈判能力谁就占据博弈优势,如果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如果劳动力稀缺,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要价。资本主义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资本过剩,所以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资本流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的状态,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输出取代了他们的劳动,他们就出现了失业率。一方面是他们的资本外流造成资本稀缺,一方面是商品输入造成他们劳动力不再稀缺,这样就出现了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经济不平等加剧。

不平衡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通过选票在政治上得到了强势表达。富人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穷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美国底层收入的后60%家庭,无论是死亡率、离婚率和酗酒率都比20年前上升了,这些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特朗普代表的正是这些底层人群,他们需要在政治上找到一个敌人,而且这种趋势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扭转,这就注定了这次贸易摩擦也许会演变成持久战,即使出现缓和的迹象,美国也不会轻易偃旗息鼓,并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美国秩序根基依然牢固吗?

毋庸置疑,美国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老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地位难以撼动,除了军事、金融、科技等领域之外,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至少还表现在:具有一批国际领先的跨国公司,至少100所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硅谷的创新对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可小觑,其本质是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科技创新和独树一帜的金融体系。

我国必须对自己“大而不强”的现状保持足够的清醒,据工信部对全国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靠进口,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和大部分存储芯片依靠进口。

当今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植根于整个西方文明史,美国建国的历史虽然只有242年,其集大成所承继的西方文明已发展了3000年,所谓“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总结了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永恒之道: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些都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这些永恒之道并非僵化的教条,它并不排斥进步,通过审慎和明智的变革不断自我更新。美国的成功之道被人概括为: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后者又派生出自由市场和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混合政体的制度安排,并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其中基于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观是美国强大繁荣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说近几十年来美国实力受损,根本原因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中产阶级的衰弱,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中产阶级是最想维持一个体面持久的社会秩序的民众。

中产阶级对恪守中道的混合政体失去主导,将导致公共领域的失序,特朗普的当选与美国社会的“撕裂”正是这种失序的表现。特朗普在种族、移民、出生公民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断挑起冲突,甚至不惜挑战美国社会言论自由与法治的底线。

与此相关,“美国优先”的思维和政策意味着美国主动放弃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从道义上放弃了对全球秩序正义之善的追求,这也将直接挑战立国以来为美国的文明秩序提供持久支撑的伦理与宗教。

纽约前市长布伦伯格在中期选举前两天在美国媒体广告上发出忧虑之言:“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国家正在前进的方向深感担忧。和你一样,我对最近的炸弹包裹事件和枪击事件十分惊恐。政治暴力会将民主的核心撕碎,而针对宗教的暴力则会撕毁人性。”

在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极右翼势力运用民粹思潮和社交媒体上台执政并改变国际政治现状,他们挑战既有秩序,给对手极限施压,最短时间内动员最大资源,这是处理中美关系必须正视的国际关系新现实。

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治理现代化

世贸组织2018年7月13日发布的《贸易政策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两年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也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还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该组织7月11日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则认为,中国政府援助国有企业,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持续干预”经济活动,市场仍处于“封闭状态”等。

世贸组织的报告从两方面描述了中国,可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面临的挑战也日益艰巨,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成为化解各种内外风险的牛鼻子。

中国过去的成功得益于经济的高增长,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改革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全球形象。经济增长和制度进步,让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比历史上扩大了很多。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实际效果,是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长体制短板,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高效配置资源,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的改革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向。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带来1994年后的快速发展。当前,破局的关键仍然是深化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同时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中长期的目标,两者是相互统一的,也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更好地发挥起来,形成合力。11月5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全球化大势的中国判断,阐明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坚定举措,“开放”一词一共出现52次。从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到进博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获得了新的动能,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让各种所有制的经济都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这些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国决策层改革开放的决心落到了实处,今年4月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动作,包括12项金融开放的细节和时间表;大幅降低普通消费品进口关税,提出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4项主张;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63条减至48条,在共计22个领域推出新的开放措施等。地方政府随之而动,最具改革开放标杆意义的上海走在前列,7月11日推出了“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并计划在年底前完成90%,聚焦于金融业开放合作、构筑更加开放的产业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打造进口促进新平台、创造一流营商环境等的。上海的示范效应,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可借鉴的制度和经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措施的不断落实,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负面思维和做法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中美加强合作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所在,终究还是会成为两国关系的主线。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有自己的塑造力,中国有继续发展进步的权力,也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融合外部世界的要求,不断调整发展方式,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这决定了中国有能力缓解贸易争端,推动中美关系前进。

关联共赢引领中美关系新定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经济更是决定性的因素。中美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根据9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956.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资13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贸易与投资使中国企业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对外开放使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挥了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

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如果对彼此的分歧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将很可能削弱两国的实力,并迎来全球更加多极化的发展。正如保尔森所言,“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美国如果想要孤立中国,也会面临自我孤立的风险。”

中国的独特优势,包括巨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公认的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中国的发展,实实在在是靠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干出来的。相比近代以来的国际格局,21世纪的世界秩序很可能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秩序,而是一个人类共治的秩序,具体而言,更可能迈向由传统大国、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共同领导共治的新型国际体系,这些国家确保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在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展开合作与竞争。

自由繁荣的时代,必然具有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相比美国,当下的中国更需要发展和繁荣,中国应该主动采用“关联共赢”战术,与美欧日世界上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合作而非对抗的政策是正确的,坚定全球价值链更紧密地挂钩,同时客观认识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中国需要改革自己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文明,吸引人才,发展经济,开放市场,共同受益。可以预见,一旦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优势得到更大的落实,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得到更多的释放,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必将得到更多的发挥。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崛起,背后必然有一个伟大文明和一套制度体系的支撑。不同于美国和西方文明基于宗教信念之上有秩序的自由观,5000年未间断的中华文明更多体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种文明都为人类如何更好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超越性思考。为了共同解决人类未来可能的困境,我们需要提供中国智慧,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外来文明互相涵养,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晔

刘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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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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