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

当年德国也希望能与日本共同对付沙俄，但日本“正确”地站在英国一队，没有选择中立，更没有同情德国，而是迅速参加战争，巩固了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并加深对中国的侵蚀。由于自开战伊始英德两国就把绝大多数力量投入欧洲主战场，因此决定远东地区局势走向的权柄第一次落到了在本地区刚刚崛起的地区霸主日本的手中。

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并没有什么选择，在1902年以后，“日英同盟”条约的存在意味着日本在英国对德宣战后也应自动对德宣战。可实际上，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却远非一纸条约所能简单左右。

对日本这个20年来一直在本地区充当英国“小伙伴”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而言，欧战的爆发是一次改变国家地位的“天赐良机”。当时，这种“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日本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着主流地位。诚如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元老井上馨所说，日本应该举国一致地团结起来，享受这次“千载一遇的天佑”，将列强掣肘日本的势头从根本上予以扫除。换言之，欧战的爆发迫使欧洲列强把精力集中到欧洲，其结果是迅速强化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借着欧战爆发的时机，日本终于有机会摆脱多年以来欧洲列强（其中也包含英国在内）对其向中国扩张的牵制。

鉴于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和由4艘巡洋舰组成的远东舰队对日本本土完全构不成威胁，所以当时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多数人倾向采取对欧陆战火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政策，在欧洲战局的胜负未有定论之前暂不参战，维持“坐山观虎斗”式的居间中立。代表人物是能够在幕后左右日本政局、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维新元勋山县有朋。作为日本陆军的缔造者和积极倡导向德国陆军学习的代表，山县对于德国的军事实力有着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英国固然拥有压倒性的海军优势，但这对欧洲的地面战事起不了什么有力的作用的。相反，以德国陆军的卓越实力，协约国在短期之内取胜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山县始终对协约国胜利之后重返亚洲并且孤立日本的可能保持着警惕。也难怪他对参加欧战一事会表现得如此踌躇。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当时在柏林的报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内容浮想联翩的报道，这些报道时常都有一个诸如“日本终于开始从背后进攻俄国”这般夺人眼球的标题。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英国对德国的宣战，日本人很快便从“潜在的盟友”变为“潜在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所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蔑视的中国人。

当然，也不乏有更加激进的思想存在，例如以时任参谋本部第2部长的宇都宫太郎为代表的陆军高层，就认为日本亟需采取的方针是抓紧时机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不仅是陆军，当时在日本政府乃至民间的“对外强硬派”也涌现出不少鼓吹此类“趁着欧战进军中国”的所谓“妙案”。

自然，日本的朝堂之上也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大隈重信内阁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不赞成主流的机会主义骑墙态度。作为一个“日英同盟”的坚定支持者，曾任驻英大使的加藤确信这场战争毋庸置疑将以英国阵营的胜利而告终。事实上，加藤是当时日本政界中少有的战争前景“乐观派”，他判断只须2个月协约国就可以降服德国。不仅如此，加藤认为日本只有尽快加入协约国参战，方才可以确保战后在中国乃至于远东、西太平洋地区分配势力范围时得到更多的筹码和发言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亲英派立场与日俄战争时期相比，已有了不少变化。且不说由于“亲英”与“主战”的立场受到山县有朋等政界元老的嫌恶，加藤高明也不想再像当年那样甘当英国代理人了。因此，加藤选择在英国首先提出参战邀请之后再行宣战，以显示日本的主体地位。

然而，当欧战刚刚爆发时，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并不希望那么快让日本参战。事实上，自日俄战争结束以来，日本在远东尤其是中国的扩张势头也让英国感到了压力。英国的外交当局担心日本会借欧战爆发的机会，在远东的扩张问题上迫使英国让步。因此，格雷原本对日本参战一事的态度毋宁说是消极的。

可英国的海军当局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借日本之手将德国的远东舰队堵截在青岛港内，才是最上算的。在英国海军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格雷在8月7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协助英国海军搜寻远东德国舰队的请求。从格雷的请求内容来看，他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力图避免留给日本在中国大陆随意扩张的口实。可开弓没有回头箭，获得了参战名义的加藤高明接下来的行动就不是格雷所能掌控的了。

8月8日，刚接到英国请求电文的加藤高明，立即提请首相大隈重信召开了讨论是否参战的紧急内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加藤主张日本的参战并不是遵从英国的指示，而是作为平等的盟友提供协助，日本应当借此良机扫清德国在远东的势力，一举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加藤的主张和英国的请求消除了多数阁僚对参战的疑虑，当天日本外务省即复电英国，表示日本将采取自主行动扫除德国远东力量。

描绘日德在青岛交战的绘画

格雷在接到日本的复电后，顿时就感到后悔，他从电文中分明读出了日本将会自行其是，而不甘于打下手的心意。为此，他一度向日本提出撤回先前的参战邀请，希望日本保证远东地区现状。可是，加藤高明对格雷的反复进行了严厉的反驳。无奈之下，英国外相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日本同意划定其作战范围。可是，正当日英双方在进行磋商时，日本在8月15日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的内容只有两条：第一，要求德国远东舰队在日方提出的8月23日的最终期限之前主动撤离远东海域；第二，要求德国将以青岛为中心的胶州湾殖民地以及德国在中国的其他权益交给日本代管，日本将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将这些权益交还中国。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实际上并不愿意真正地履行对英国的同盟义务，去认真对付德国的远东舰队，反而趁此机会再一次开始了向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规定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舰队才开始封锁青岛港。而此时由施佩海军上将指挥的德国远东舰队早已起锚远航。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以这样彻底的机会主义态度，开始“得寸进尺、得尺进丈”式地攫取利益。

现在还有不少日本人，把二战失败归咎于“站队”错误，与一战的胜利相对比，则更加深了他们对“站队”的迷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这些历史“感悟”又被投射到现实的中美日关系中，某些日本政客显然打算复制一战的成功，再次“正确”站队，并在发生冲突时迅速介入，重拾昔日“荣光”，甚至像当年摆脱英国控制那样，挣脱枷锁。

然而，时移世易，如果发生对抗，主战场显然将从过去的欧洲，移到东亚。一旦局势发展到那一步，无论如何“站队”，日本都难保安全，更不要想像一战那样几乎白捞好处。

对于日本而言，如今唯一正确的“站队”是站在“和平与发展”一边，不要蓄意破坏地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