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安倍晋三开始了其新的任期，但他面临的日本仍旧是那个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已经成了日本的痼疾，影响到日本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日本，安倍计将安出？）

从2014年圣诞夜的下午开始，第三次安倍内阁就将正式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虽然在上周末举行的 “突然袭击式”的众议院选举遭到了来自在野党和部分市民团体的批判，安倍和他的领导下的自民党依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而奠定了安倍本人梦寐以求的长期执政的基础。然而，这一次创下了战后以来最低投票率的选举，以及自民党席位的若干减少，也显示出选民对安倍新一届内阁的施政的压力正在加大。毕竟，自民党在竞选造势的宣传中可是言之凿凿地宣称“经济复兴的道路舍安倍经济学无他”的。可是，就在选举前有安倍经济学能否真正见效，更确切一点的说，就是多数的日本国民是否能够均沾经济政策的实惠。所以，在数据上的经济增长之外，普通国民的就业是否稳定，收入水平是否能有增长，更是检验安倍的竞选许诺能否兑现的硬指标。尽管，安倍在选举政治上面显示出了势如破竹般的强势，但日本经济的表现却出乎意料的糟糕。本年度连续三个季度的GDP负增长，尤其是第三季度的—7.9%的数据，迫使安倍不得不暂缓将税率增加到10%。日本的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消费税率增加和日银追加流动性缓和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aul Rogoff）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等美国经济学家，近来亦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表达了不乐观的预期。

寥落的唐津站前。

安倍在2012年提出“安倍经济学”概念时，所宣扬的“三支箭”中的二支“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已经被强力推动了2年多，实际上的效果却是如此的差强人意。而他鼓吹的“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迄今为止也没有看到任何起色。安倍在向国民解释“物价上涨”和“提高消费税率”的必要性时候，不停地许诺，物价一上涨，企业的利润一有起色，肯定会给普通雇员加工资。国民的收入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钱用来消费和投资。这便是，安倍晋三所主张的“全民参与的成长战略”的核心内容。可是，除了在增发货币的推动下的股市上扬使得大企业和少数富裕阶层受益外，日本普通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水平却连续十五个月下滑，累计减少了3到4个百分点。据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祯一向媒体透露，安倍本人对此也深感苦恼。他认为：“安倍经济学应该能够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的啊”。为此，他在宣布胜选之后，立即召集日本经团联的头头脑脑们开会，当面要求他们切实地给自己的员工们加工资。据NHK的报道，这在日本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但是，对于安倍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日本的社会舆论总体上持怀疑的态度。

其中的症结诚如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首席证券经济师河野龙太郎所指出的，随着日本的进一步高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继续减少，安倍目前推行的货币政策绝不会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而只可能导致在设备和基础设施上的无效重复投资。而在就业方面，正如日银总裁黑田东明所保证的那样，从2013年以来，日本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5%的低水平（所谓结构性失业率），几乎近似于理想的“完全就业”。可是，即便如此，日本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停滞不前。这是因为，在日本这么一个高度少子、老龄化的社会中，不但经济的“生产性”无从提高，由消费带动的内需增长也是无从谈起的。按照日银的推算，今后两年日本GDP的潜在增长率大概仅有0.2%-0.3%，前景一片黯淡。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强行下压日本的薪资水平，再利用日元的贬值，好让那些早就搬迁到海外的企业重新返回日本国内设厂，从而实现根本上的产业复兴和经济结构改革。可是，眼下人口问题成为了阻挡安倍实现自己改革宏愿的一个巨大障碍。

无人居住的街道。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在本月初刚刚发布的2014年度的人口统计数据，日本的人口在这一年减少了21万，占总人口的0.17%。其中，14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减少了1.43%，约113万4千人，而0—14岁的少年儿童也减少了0.98%,，约16万1千人。与之相对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3.44个百分点、达108万8千人。眼下，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23%的超高水平，并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恶化之中。随着劳动力人口（同时也是纳税人口）的日渐减少，和领取年金（退休工资）的老年人口增幅的加速，日本政府在未来肯定会面临比现在更大的财政和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在出生率降低和地方人口不断向东京、大阪等中心都市圈流动的情况下，日本个地方的“老龄化”与“空洞化”（日语成为过疎化）情况变得更为突出。以笔者近期在九州地区所目睹实际情况来说，地方城镇中出现了大片整日无人居住的鬼屋。笔者曾经搭乘过一班前往呼子水产市场的巴士，来回路上也就只有2、3名乘客，且全都是60开外的老人。一问巴士司机才知道，沿途中小城镇的居民多数已经搬到了福冈这样的都市中生活，像这样没有什么乘客的情况已经继续了十多年了。事实上，近几年来，笔者在中部、西部日本的其他地方的观感也大抵类此。像这样人口凋零，鬼屋成片的地方，安倍所宣称的振兴地方经济和促进民间投资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出生率低下所导致的“少子化”和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成为了阻碍“安倍经济学”继续前进的重大障碍。

日本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也是伴随着其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步积累而成的。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也依然是一个人口净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在由战后“婴儿潮”一代所组成的家庭中，生育2-3个孩子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可是，随着7、80年代的经济泡沫的膨胀，对个人享受的追求突破了对家庭生活的向往，由此，不仅日本人的结婚年龄不断地延后，并且结婚之后依然以自我享受为中心的“丁克家庭”也日益蔓延开去。笔者结识的不少在这个时期结婚的“丁克”夫妇，大都坦言自己不喜欢孩子。然而，即便在经济泡沫破裂了20年后的今天，“晚婚少育”依然是当今日本人婚姻和生育状态的主流。当然，这已经和追求个人享乐的价值取向无关了，而是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产物。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中小企业厅的调查结果，在30——40岁适婚年龄段的成年男子中，有固定职业的未婚率为30.6%而打零工的未婚率高达75.6%。中小企业厅的结论是，低收入阶层因为生活负担的压力而选择晚育或者绝育。对此，以胜间和代为代表的部分知识界认识主张日本应该应该向欧盟各国学习，加大对生产和保育以及后续的中小学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使得许多不敢生育的青年夫妇可以“放心、安心”地培养后代。

下午五点空荡荡的车厢。

平心而论，从2003年开始设立“少子化对策基本法”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为了扭转“少子、老龄化”的趋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改善生产和保育条件加大了一定的投入。并且，无论是过去的民主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安倍内阁，他们都推出了“子供手当”和“儿童手当”等直接针对经济困难家庭的育儿补贴。但是，每月每个孩子1万5千日元的金额，即便是放在当下的中国，也略嫌微薄，更不必说在消费水平高出很多的日本了。实质上，这点杯水车型的补助金并不能给日本的青年夫妇帮多少忙。何况，原本对民主党时期的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政策颇多批评的安倍政权，打心底里就不喜欢这种的增加福利的办法。他所喜闻乐见的是让青年人主动地行动起来，去结婚、去多生孩子。在这个方面，媒体的宣传鼓动起到不小的作用。

自从安倍重新执政之后，日本的各大媒体就纷纷推出了一类以大都市的姑娘到地方乡村和地方上的青年相亲结婚的节目。在这类节目中，有许多的工作和自身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都市职业女青年，为了寻找一个“踏实的可以一起共度人生的”伴侣来到九州、乃至冲绳这样的日本欠发达地区，和当地的农民和渔民青年相亲结婚。而且，在每一次节目的最后，这些相亲活动几乎都是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收尾的。还有不少媒体，大力宣传了现在日本有些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支农、帮农，并支持他们最终在农村建立家庭、扎根农村的事迹。每当笔者看到这些节目中的日本青年们那种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表情时，也不得不佩服日本传媒主动替政府进行政策宣传的手腕和效率。这种宣传试图达到的一个效果，便是希望都市人口向地方和农村的反向流动，以“一石二鸟”的办法解决“少子老龄化”和“过疎化”此外，大众传媒中对于“结婚生育是重要社会责任”的宣传明显增多了。自然，那种比较符合自民党保守心理的把“晚婚晚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女性的论调也多了起来。一种非常典型的论调是，日本女性受教育的水平高，是影响生育的要因。不仅如此，在媒体上还常常出现例如“容忍婚外情”，承认“非婚生子”之类有些荒腔走板的论调。当然，这些都是安倍政权以及迎合安倍的大众媒体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吧。

客观地来说，即便现在日本的生育率立即回复到70年代以前的3%左右的水平，目前这么严重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解决。一个真正可能短期见效的方法，就是放开吸引外国移民，但这与异常封闭且排外的日本社会来说，又是何其的难以接受啊。只不过，日本的经济状况是不会给安倍政权留下太多权衡的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