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西方，左右各党的建制派中坚势力的根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有的甚至是从内部崩塌了。在这样的政党内部，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看到，反全球化斗士们正在挑战主流正统观念。因此，传统上认为的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一般来说，建制派中的实权阶层受益于全球化，商业利益、城市精英、熟练工人以及工会庇护下的劳动者是这个阶层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右翼和左翼政党中都有部分工人在全球化竞争中被淘汰，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支持党内的建制派，右翼政党的工人支持党内建制派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方面属于保守派（意识形态上可被归为右派），左翼政党的工人支持党内建制派是因为中左政党支持工会、维护工人权利，而且努力争取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福利保障。

曾有一个时期，金融民主化（也就是降低信贷门槛——原注）以及家庭的过度杠杆化（借债进行投资，以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观察者网注）成为弥合社会弱势群体停滞不前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欲望之间差距的遮羞布。

2008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在负债率高企的情况下，美国的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无论政见偏左还是偏右，弱势群体都不得不组织起来为自己发声，反体制的桑德斯和特朗普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伯尼·桑德斯（资料图）

在美英这样两党制的国家里，中左翼的工党或民主党中分别涌现出了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而在欧洲大陆，多党制议会非常普遍，颇具民粹色彩的反体制政党纷纷成立，如希腊的左翼激进联盟党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当然也有从已有中左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党派。

但是，最激进的人士却出现在中右政党内部。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以及欧洲大陆各国中右党派传统上受控于亲市场的商业团体、金融利益集团以及社会观念、宗教信仰上很传统的保守人士。

同时，这些中右党派还吸纳了一批数量持续增加且经济上弱势的选民，这些毫无技能或技能不熟练的蓝领、白领们，他们的工作由于对外贸易、全球化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受到了严重威胁。

男性低阶工人群体把票都投给共和党，原因在于他们是白人、信仰基督、反精英、劳动技能缺乏，而且还将自身收入停滞归咎于移民、维护少数族裔权益的反歧视运动和民主党精英，他们反而对共和党建制派支持大企业及华尔街的政策毫无指摘。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工作机会的缺乏让这些在宗教信仰和社会政策上保守的选民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国际贸易、全球化、移民以及自由市场让这些共和党的支持者们受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由于缺乏劳动技能，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不可避免成为了失败者。

无怪乎次贷危机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将他们拉向了反对共和党的那一边。特朗普代表了反贸易、反移民、反穆斯林、反华尔街、反建制派的一股力量，他的崛起反映了共和党中间选民更希望与弱势群体而不是那些成功人士站在一起。

这个巨大的政治嬗变已经发生。尽管两党在减税、政府干预经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共和党内部，对平等、贸易问题的关注与在民主党内部一样，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在其它方面，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支持共和党的愤怒的白人基督徒蓝领工人最终认识到，自身的利益与亲华尔街、亲全球化的共和党建制派人士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些处于弱势的男性劳工在机会主义者特朗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英国方面的矛盾在于，拥护脱欧的阵营，其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工党蓝领选民希望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并获得利益再分配的好处；另一方面，英国也不乏右翼的民粹主义分子。

极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的选民曾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他们反对高税率、大政府、外国移民，他们甚至还反对国际贸易。

而经济上的保守派团体希望脱离欧盟的英国将会减少监管，削减劳工权益，输入合适的外籍劳工（“合适”的意思是：具备熟练的工作技能而且不能是穆斯林——原注），奉行更亲市场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拥护脱欧的阵营在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后却很难找到与自己具有相似经济政策的盟友。这样，传统上被工党和保守党划江而治的英国政坛将逐渐出现新的局面：亲欧洲、拥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政党与持相反立场的政党，这两者将定义英国政坛新的楚河汉界。

在欧洲大陆，整体经济状况是萎靡不振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而且政治上的分裂、蜕变与美英两国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国民众抗议接收穆斯林移民（资料图）

全球化已经在下列五个方面重塑了欧洲政治：

首先，在欧元区边缘国家，消费欲望下降和改革疲劳症在隐现，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也有紧缩疲劳症的迹象。欧元区边缘国家希望能共同分担风险并在财政上各国间互相支持，而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则担心共担风险将导致转移风险，还担心财政上的互相支持实际操作时变为欧元区核心国援助边缘国；

第二，德国的失业率不高，缺乏劳动力，该国希望接纳更多移民，甚至从欧盟以外来的移民也可以，但这类移民往往不受欧洲其他国家的欢迎；

第三，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指出，脱欧公投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欧盟在控制劳工自由移动时缺乏灵活性，而欧盟领导人已经正式反驳了卡梅伦的这种说法。欧盟一直坚持认为，允许劳工的自由移动是建立单一市场的前提条件（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曾发表声明称，他们希望未来英国能成为欧盟一个密切的伙伴；将来与作为第三国的英国达成的任何协定都必须基于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有权进入单一市场需接受欧盟货物、劳工、服务和资本自由移动的四项基本原则——观察者网注），而欧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冷战后加入欧盟的新成员们（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都坚称，他们为加入欧盟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则下的。但这一原则在英国并没有受到欢迎，甚至在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该原则也受到质疑，因为高失业率以及财政紧缩的影响，接纳移民（甚至是那些来自中东欧的移民）变得日益困难。

在整个西方世界，新的政治形势将旧有的左右派别在劳与资、监管与自由等矛盾上的区分抹掉了。新的判别标准在于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在全球范围内，颠覆原有政治局面的因素在于，新兴经济体大多拥护全球化，因为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供职于世界银行——观察者网注）曾经指出，在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状况已经趋于恶化，但在全球层面来看，不平等状况却是减轻的，随着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增加，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

但在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真实存在，而且越来越明显。但克服这种情绪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波及更多的人，降低附带损失，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全球化受益者的行列中去。

（青年观察者林麦克译自8月23日美国《赫芬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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