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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借疫情批评大城市发展路径,有理吗?

2020-05-18 08:02:33
导读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EMBA课程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EMBA首期直播栏目“安泰视界”演讲,分享疫情前后的城市变化,厘清疫情与大城市发展路径的关系。本文根据直播速记稿整理,有所删节。

【文/ 陆铭】

自疫情发生后,各地相继推出了延迟复工的政策,另外由于异地隔离等问题,居家办公、在线办公也成为普遍的方式。

那么,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真的不用去办公室了吗?我的朋友携程CEO梁建章梁总,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用携程的样本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在线办公甚至有可能效率更高。我觉得这个结论可以再讨论,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过这一项非常严肃的讨论在线办公效率的研究。

但这个结果似乎跟大家反映的在线办公效率更低是有点矛盾的。从我自己直觉来讲,更愿意相信在线办公效率是低于线下办公的,否则线上办公省钱又省时,我们应该看到所有企业都把线下办公搬到线上才对,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

当然我也相信在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线下活动的确有转到线上的趋势。因为疫情发生以后,大家都闷在家里,政府也推迟复工时间,企业也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开工,所以有时候被迫要把一些活动转到线上,我所在的交大,很多教学活动也即将转到线上来开展一段时间。

这些线上活动蓬勃发展起来,的确给一些从事线上渠道的企业带来新机遇。比如今年春节,整个电影业几乎停摆,但是线上娱乐活动却迎来了一个新高峰。这次疫情过后,不管对线上办公效率做怎样的评价,从比率来讲,线上办公会有提高。线上娱乐文化产业将得到巨大收益,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

但是,线上和线下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城市发展,厘清线上线下区别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在可预见未来,线上可以完全或很大程度取代线下活动的话,那人和人之间见面、互动的必要性就会降低,距离就不重要了,城市所具备的优势和基础也不存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线上互动中,一对多比较容易实现,比如现在我给大家做直播,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画面、PPT,基本上和线下教学区别不大。但是多对多的效果相对来说就要差一点了。可以想像在今天这个直播室里,如果同时有二三十人开会,希望有比较多的互动交流,就比较混乱了。像我们平常在教学时,课堂上经常有你一嘴我一嘴的热烈讨论气氛,但在线上就很困难。

由此而来的是互动性比较差。今天到最后会让大家提问,但能够实现的方式就是留言,由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到我手机上。这种互动效果,问题筛选,是否都有机会提问题,我能否看到大家的反应,都值得商榷。

第三,线下办公比较容易实现相互监督,是不是偷懒、开小差、聊天、看视频,无论是上级对下级还是同事之间,但在线上就很难实现了。线上活动除非把任务交代得非常清楚,所有业绩都是以任务导向,并以业务完成数量和质量作为评价。对于一些可能并不容易描述清楚的任务,在线上开展就比较难了。在线下,可能通过互动和相互监督给予员工随时随地的创新压力和工作压力,但在线上这很难实现。

第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线下活动可以产生随机效果。举个例子,大家在办公室,可能边上会有茶歇室,累了就去喝口茶,可能会碰到另一个同事,在喝茶的几分钟里面聊一下。这种见面几乎是随机发生的,而这种随机,特别对于具有高科技性质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产生任何人之间知识的组合和碰撞。一分钟的随机见面可能就带来一场更长时间的讨论,比如我们作为学校老师,平时有很多科研工作,有时见面就是在随机场合,交流一下,如果讲的有意思,是不是另约时间见个面讨论一下,可能就会产生研究想法和论文创作的机会。

第五,社会交往的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信任。这一点在促进企业调和、交流的时候非常重要。之前,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发帖,“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赶紧上班”。比如,人们去上MBA课程,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交往的过程,我们商学院里面MBA、EMBA项目的意义之一是为了知识的学习和交流,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产生更多的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甚至有人交到男女朋友、最后成为夫妻关系也有可能。社会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产生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流、联合创新的机会。

基于上述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线上和线下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线下活动不会完全被线上活动所取代。

既然如此,人口密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人口密度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变得困难,所以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人口密度的双刃剑效果。

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人认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忽视了人口密度的负面影响,即造成疾病的传播效应。甚至有人以此抨击城市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大城市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发展路径。

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澄清。在经济学研究里,在城市科学的研究里,这门学科一旦开始,学者就从来没有否认过在城市发展、特别是高密度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而疾病的传播本身就是密度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之一。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疾病的产生、传播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所想的那样有如此强大的关系,这需要好好解读厘清。

首先来分析传染病的发生,这次新冠疫情发生是从武汉这样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开始的,很多人凭直觉认为疾病的产生和人口规模、密度有关,这个方式很像前几年某市的跨年踩踏事件,事发后很多人立即把该事件和人口规模、密度挂起钩来。

踩踏确实会在高人口密度城市产生,但如果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关键词,踩踏也经常在一些中小城市发生,甚至赶集时都有可能。疾病传播也是如此,新冠疫情发生在武汉,但到目前为止,大量信息仍表明跟食用、交易野生动物有关,除非你认为大城市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拥有更多野生动物使用和交易,这样城市人口规模和此次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但其实不然。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些推断。2019年时曾有过一次极小范围内的传染病情况,媒体也有过报道,但由于程度很轻,所以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2019年11月,内蒙古发生过鼠疫疫情,因为传染范围非常小,很快就被遏制住。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小城市也会发生踩踏的案例,就可以知道,疾病的产生、传播跟人口密度,不能说完全无关,但这种关系是非常弱的。

再比如,当你把人口密度和传播联系在一起时,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在疾病开始发生时,没有得到很好控制,似乎在武汉高密度人口的城市产生了比较快速的传播,但之后很快疾病就得到有效控制,通过隔离。

但农村地区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报道可以发现,农村地区总人口密度是低,但在农村地区要实施传染源发现、隔离都相对比较困难,而且到了春节农村走亲访友更频繁,农村工作就会非常困难。

所以,大家可以试想,是一个得到有效管理的高人口密度城市容易防止疾病传播,还是在一个有群聚习惯、走亲访友文化、管理相对松散的农村地区更加容易传播疾病?这样来看,疾病传播本身真的跟人口密度有关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是管理。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通过疫情发现,高人口密度是一个坏事。

再者就是人口流动。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发生正好碰到春节,春节期间大量的人口流动成了疾病传播的一个途径,平时人口流动规模不会这么大。

而春节期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人口流动,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流动人口在迁移时不是举家迁移有关。换句话说,举家迁移是家里的户主外出打工,会把自己的太太、孩子,甚至父母带在身边。

但在我们国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现在的人口迁移大多不是举家迁移,而是家庭分居。通常是年轻的老公在外打工,有时把太太带在身边,还有大量孩子因为在城市里没有平等教育机会,成了留守儿童,老人则成了留守老人。因为这样的家庭分离导致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了这次疾病传播加剧的因素。

但这件事情,大家不能怪在人口流动本身,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正常的。美国每年到了圣诞节前夕也是大量跨地区人口流动,就跟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我们能把人口流动停止下来吗?能因噎废食吗?不能。我们只能减少跟制度性因素相关的人口流动,也就是说接下来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让大量跨地区流动的人口能在居住就业的地方安居乐业,成为市民。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春节期间突然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问题。

第四,讲讲人口密度的另一面。平常到了春节,很多大城市变得空空荡荡;这次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就更空荡了。短期内,阻断人流和物流一定有其必要性,大家都有共识,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也绝对赞同这种说法:由于中国体制的原因,世界上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非常段时期有效阻断人流和物流,以防止疫情快速传播。

但是,随着新增病例逐步减少,我们需要回头总结、思考什么是适度地对人流、物流的阻断政策。比如,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是拿出一级响应态势,很多地方阻断道路,人都出不去。这里补充一句,其实就法律而言,采取物理手段阻断道路是违法的。有些比较极端的措施是以不计代价为前提的,但不计代价是否正确?这是我们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地方政府是以结果导向的、无限责任的政府,万一出现疾病传播和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增加的现象,对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是一个负面影响,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所以有时会采取不计代价的做法。

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这个代价由谁来承担?如果不计代价地阻断人流物流,最后导致生产生活受影响,那代价或许会越来越大。最近有一些调研逐渐出来,有针对农民工群体,也有针对中小型企业,基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量中小企业再继续受人流和物流阻断,将受到极大影响。有些企业称自己手边的现金流大概就能撑1到3个月。

而普通民众的情况就更加紧急一些。我有朋友最近做的一个针对流动人口的调研显示,部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基本上只够支撑两天,好一点的可以支撑一个礼拜。我们要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不能想当然,因为我们生活无忧,边办公边休息,但同时也有新闻报道有人从湖北划木盆到江西,为了去工作。最后伤害最大的,不是社会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中产以上或许还能凭储蓄和资产收入维持,但底层老百姓可能真的面临无收入。

再继续严厉阻断,可能连防疫物资本身也会有所冲击。所有问题加在一起,如果随着疫情有所好转还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的话,接下来可能是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的结果,就是全体普通民众买单。稍早前,一月份CPI指数已经出来了,大概是5%,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最后,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疫情会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从疫情爆发起,就有一些学者站出来,特别是原本主张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学者站出来,说疫情的发展终于体现出发展大城市路径的一种误区,以此来背书发展农村、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低密度城市等观点。我觉得,类似说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甚至有点绑架民意的嫌疑。

其实我们不妨做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把武汉的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800万,大家觉得这20%的人口规模减少会对此次疫情的产生和传播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吗?我想大家应该有答案。

我们无法预知下次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疫情,但如果把这些观点变成公共政策,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降低人口规模和密度可以防止疫情产生和传播的话,试想把全国城市人口全部降低20%会是什么结果?

那么,今后城市发展路径会是什么样?我想,可以有一个反向的思维。

这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确暴露了大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前两年,武汉在吸引人口方面,也参与了“抢人大战”。但是在“抢人大战”中,由于地方政府传统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不太重视公共服务的提供,所以疫情突然来袭,导致很多地方跟不上。

疫情过后,相信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有一个补短板的行动。如果大城市存在短板,我们去补充完善它,会使城市治理得到改善;而城市治理得到改善,就会进一步加强大城市的优势。所以,我不仅不认为疫情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还认为疫情会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甚至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自信?接下来想谈一谈人性。人性是我们在城市发展中形成城市发展优势最为重要的一个技术性原因。

大家同意不同意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会消费更多的服务,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当你消费更多服务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希望有服务的质量和多样性?我相信答案也是肯定的。

那么,服务业有什么特性?两个,一是绝大多数服务,不能走极端,不是囊括所有服务;二是,服务是不可储藏的。只要服务业有不能运输、不可储藏行,同时随着收入提高,又会希望消费更多、更好、更加多样性的服务,那人类社会靠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提高人口密度。

而提高人口密度又通过三件事来实现:第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大城市发展;第三,大城市内部,人口往中心城区集中。

刚才讲到的由人性所驱动的规律和服务业的特点,就会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率是不断提高的,大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且人口是往市中心集聚的。因为城市相对于农村,有更多、更好的服务,大城市相对小城市有更多、更好的服务,市中心相对郊区有更好、更多的服务。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这几张图是我和复旦大学的老师、我的学生一起做的研究中的一些图。图一对比农村和城市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差距,可以看到三产就业占比中,城市远远超过农村。大家可以想一下,哪里会有服务、医疗、教育、餐饮?城市。

图一,来自作者PPT(下同)

再来看城市化率跟就业占比的国际比较。图二展示世界上很多国家,横轴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比率,纵轴是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可以看到,在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服务业占比就会越高,这又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规律。

图二

接下来,再将不同规模的城市来做一些比较。图三中,左图分成大城市和非大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大城市始终比非大城市这个组别服务业占比要更高。而且近些年,两条线都在往上走,前面红色这条线说明,大城市的优势仍然存在。

右图把城市分成三组,将大城市进一步区分为普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看到特大城市的服务业GDP占比要远远领先于一般大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这又跟前面讲的有关系,只要相信在大城市有服务业优势,那么刚才讲的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并且这种优势会被加强。

图三

图四是人口密度和三产之间的关系,横轴是不同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纵轴是第三产业的占比,也可以看到密度高的城市第三产业的占比就会越高。

图四

放到整个国际上来看,中国今天出现的是什么现象?图五是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大都是OECD国家,跟中国做比较。连着数字的红线是中国,两张图的横轴都是人均发展水平、人均GDP,纵轴是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我们会发现两件事,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各个国家服务业占比都是一直提高的。第二,中国的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后,服务业占比也是提高的,但是跟那条代表其他国家规律的直线相比较而言,服务业占比始终较低。

特别有意思的是右边这张图,服务业就业占比在经济发展早期还落在那条直线上,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跟世界上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相比较,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低,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中国未来要做两件事。

一、让中国的回到一个正常结构上来,回到那条直线上,缩小跟其他国家服务业占比的差距。

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再提高,服务业占比还要进一步提高。

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一定会让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进程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经济规律使然。

图五

事实上,这些道理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被大家所理解,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一直是抑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

去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对于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有180度的转折。会议提出,未来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包括劳动力和人口,要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而且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和人口的承载能力,而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要走一条所谓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道路,而平衡要着眼于不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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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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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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