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奔驰中国区（公司）党委配合江苏省物价部门，落实对奔驰中国区价格垄断的处罚及整改中所起到积极作用，笔者于4月24日在观察者网发表《跨国巨头开始认同中国“政党文化”》一文。有部分网友在留言中对奔驰中国区党委有为之举的合理性表示不解和质疑。笔者以为，多数不解和质疑是因为留言的网友对中共在外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战略决断和实际工作进展缺乏了解所致，遂决定再写一篇拙文，与众网友一起梳理这项党建决策的来由、现状及未来趋势。拙文从复述几则真实的故事开篇：

2012年6月26日，北京家乐福成立了家乐福党总支和家乐福团委，成为国内第一家设立党团基层组织的跨国零售企业。

这则新闻的传播呈“内冷外热”状态：国内媒体中，刊登这则新闻的主要集中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官方媒体。国内绝大多数都市类报刊和门户网站，大多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干脆不屑于顾。有的媒体就算转发了这则新闻，亦用调侃式的口吻来制作新闻标题。

反倒是不少西方主流媒体掂出了这则新闻的分量。有西方媒体在转发这则新闻时特意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入主世界第一零售商》的标题。鉴于沃尔玛也紧随家乐福建起了中共党组织，又有外媒叹息道：“从工会到党支部，沃尔玛都进行了妥协。”事实上，沃尔玛的“妥协”乃姗姗来迟，从诺基亚到家乐福，从渣打银行（中国）到普华永道，从北京现代到阿卡特朗讯上海贝尔，中国各地的外企纷纷建立党组织，已经成了中共基层党建的一道“新风景”。

有网友留言认为，外媒的报道充斥了嘲讽和醋味，可笔者却坚信，即使外媒的报道的确含有嘲讽与醋味，那也是无可奈何于中共基层党建意志力之坚定，渗透力之强势，推进过程锲而不舍的一种感叹。推进在华外资企业党组织建设，那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力量！中共的现实需求和历史担当，是这股力量越聚越强势的内在成因。

安利北京分公司是京城外资企业党建工作最早的“突破口”之一。安利北京分公司党委一开始是“勉强”成立的。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分公司党委与外方高层、企业员工共度时艰成效卓然，使外方高层亲身体验到了企业党委的独特威信与魅力，自此，“抓党建、促发展”成为外方高层的共识，遂主动把党建工作列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并按照每名党员每年2000元的标准划拨公司党建经费。

北京现代由中韩合资，双方股份各占一半。公司党委组建时只有76名党员，如今党员人数增加到1260余名。公司党委的工作方针是，北京现代的优秀员工不一定非得是党员，但公司的党员必须争当优秀员工。为让韩方员工理解中国的“政党文化”——认同中共基层党组织是中方在企业中最强大的组织形式，党委还特意向全体韩方员工发了人手一的本韩文版中共党章，帮助他们了解中共。潜移转化中，韩方管理层确信，要想在中国做大做强北京现代，韩方的技术与管理资源，必须主动与公司党委的政治资源进行有机对接。如今，北京现代骨干提升、员工培训、晋级加薪、新员工录用，均优先向党员倾斜。

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浙江平湖市是外资企业扎堆较密集的一个县级市。该市有家叫茉织华集团的外资企业，早在1996年就已组建起企业党委。它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外资企业之一。如果是，它比2006年中共中央正式在全国部署“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简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统称为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整整早了十年。

得益于钱塘江泥沙冲刷所堆积而成的松软的河口沙土地，平湖西瓜名满天下。现如今，平湖以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全覆盖闻名于世。到2012年底，平湖已累计建立外资企业党组织143个，其中党委2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90个、联合党支部49个。17家世界500强企业设在平湖的企业全部建有党组织，均已正常开展了基层党建工作。

平湖外资企业党建，是嘉兴市外资企业党建的一个缩影。嘉吉食品党支部2011年组建，其母公司美国嘉吉乃全球食品巨头之一，仅在华开设的分公司就达48家。中方的党建套路是先寻求行业内“点”的突破，然后再寻求“面”上的拓展。如此循环往复，最终逐步覆盖到外资在华投资的所有生产与服务行业。

在嘉兴注册的日本电产（浙江）公司，2003年建立企业工会。利用工会作平台，推荐党员骨干进入企业管理层和重要岗位，2004年经2个月拉锯式“谈判”，这家日本独资企业“勉强”同意建立企业党支部。6年后的2010年，日本老板感受到了党支部凝聚企业人心、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好处和实绩，主动与中方沟通把党支部升格为党委。

嘉兴外资企业党建，又是浙江外资企业党建卓有成效的一个缩影。浙江外资企业党建有一套日臻成熟的办法。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打有把握之仗，是它的工作特色：先向条件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派出“工作联络员”，条件成熟时组建企业工会，然后根据事先制定的党建计划，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牵头，政府政府商务部门参与，地方总工会参加，开发区党委、园区党工委、街道党工会轮番上门做工作，直到把工作做通。地方组织部门将这种工作策略比喻为“攻山头”，攻下山头仍不罢手，再通过各种努力，把先期攻下的山头逐一守住巩固下来，最终使外资企业党组织名至实归。鉴于不少外资企业一开始不乐意为中共“养人”，外企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先由地方政府财政垫资或从党费中列支。等到外资企业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凝聚人心的种种“好处”后，外资企业往往会主动将党组织正常工作经费纳入企业年度经营管理预算。

查阅公开资料，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苏浙沪，系国内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做得较为扎实先行省区。长三角内部，浙江和上海的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又各有千秋。

浙江外资企业党建工作起步于新世纪初，在稳步推进的各个关键性时间节点，中组部每每选择在浙江召开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交流会或现场会。2006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启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浙江经验”的总结、推广与借鉴。

为什么又是浙江？答案就在习大大从2002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习大大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可以说是高度重视。浙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是在习大大的直接主导和过问下逐步形成和发展创新的。2007年习大大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又将“浙江做法”与上海独特的“两新特点”相结合，上海“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迅及摆脱了“不温不火”之局面。眼下，上海与北京，已共同成为国内大城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两根标杆。

习大大对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如果硬要划条线，这样的重视可追溯到其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始。前不久，习大大缘自基层实践凝炼和地方党委一把手党建工作经验的、已呈体系化的党建论述，已由中央结集出版。习大大在担任总书记后的也对此做过具体阐述：“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全社会的覆盖面，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除了坚定不移反腐败，坚决正风肃纪重塑政治规矩修复政治生态，习大大的另一项重大“政治作为”就是抓党建。时至今日，从中央一杆子插到县，四级党委组织部均配置（齐）了专抓基层党建的分管副部长，增加了这一块的人手。此外，在省市县三级，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长，全部兼任地方党委“两新工委”书记。

王京清是中央组织部主抓“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专职副部长。安利的美方高管告诉他：安利（中国）中起带头作用的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党组织在安利的存在，帮助美方高管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各项政策，中国的政治文化，处理化解了企业内部的不少矛盾与纠纷，建立起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以笔者对世情的观察，安利美方高管的这番话发自肺腑，决非讨好中组部高管的阿谀奉承。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王京清就“两新组织”党建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截止十八大之前，全国已有近百万户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其中外资企业占到4.7万户（实际数据要高得多，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党组织目前尚处于联合党委、联合党总支、联合党支部阶段。十八大至已3个年头，笔者一时查不到外资企业党建工作的最新权威统计，但笔者看到，从2013年到2015年，依例每年年初召开的各地党委“组工会议”，都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列为年度党建的重中之中。多数地方党委还是专门开会作出部署。

入乡随俗是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生存发展，中资企业走向世界，何尝不能不遵循此理。外资企业要想在中国扎根发展，融入“本土化”是不二选择。这儿所说的“本土化”，绝对不只是用工的本土化，而是在认可中国法律、秩序、规矩、人情世故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融合”。

融合还不是目的，把外资企业的合法利益与中方的发展战略相捆绑，并最终服务和“服从”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共致力于持续推进包括外资企业党建在内的“两新组织”党建的目标所倚。外资企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背后是对中国制度与中国道路的认同，决非一日之功。但中共的高明在于“润‘外人’细无声”，坚信“造化”可以积累，是为以量变换质变。

拙文《跨国巨头开始认同中国“政党文化”》刊发后，有少数网友认为，奔驰中国区党委的所作所为，是外资对中共党组织的“染色”与“渗透”的最新实证。如果说所谓的“染色”、“渗透”的确存在，那么，读了上文的据实论述，究竟是中方不遗余力、自信满满的主动对外方实施“染色”和“渗透”？还是外方在“逆来顺受”后醒悟过来，对中方实施“反其道而行之”？笔者以为，有疑虑者不妨想一想、掂一掂中共推进外资企业党建的政治决断、政治意志、政治章法和实际进展。果如是，正确的答案不言而喻。中国人，把腰板挺起来，自信地走好该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