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言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莫不言“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五四后期提出的欢迎“穆勒尔姑娘”（Moral）的口号却少为人知。“穆姑娘”的口号是如何提出的，又是如何淡化、疏离出时人的记忆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下文即通过对“穆姑娘”的梳理，呈现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面相。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节录转载，以飨读者。】

1993 年1 月，《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化“五四” 精神》的文章，是当年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许杰的一篇短论。该文主张现今的文艺运动应提倡五四精神，首先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针对改革开放应看重“法纪与道德教育” 的需要，许杰先生“又想起‘五四’运动时提出的另一种精神来：在‘五四’ 后期，不是于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 又提出‘欢迎模拉尔小姐’道德姑娘的口号吗？” 这就提及一个鲜为人注意的事，即五四后期“模拉尔小姐(Miss Moral)”的提出。

目前尚未查到当年直接使用“模拉尔小姐”一语者，但 “穆勒尔姑娘” 的提法确有其事。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吴稚晖提出：“我们中国已迎受到两位先生——赛先生、台[德] 先生——迎之固极是矣。但现在清清楚楚，还少私德的迎受。” 吴氏认为“赛先生” 是智识，“德先生” 虽是道德，但只是公德，故希望迎受“穆勒尔”(moral)姑娘来“主中馈以治内”，用对个体“私德”的提倡来挽救社会道德的衰落。

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在论证以“个人”为基础的“新道德” 时说：“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

不过，在一些人看来提倡个人解放的伦理道德革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个人解放的最终目的仍是社会的解放与改革。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后，这种在社会基础上谈个人解放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

1919 年5 月4 日，因巴黎和会上日本租借德国山东势力范围一事，国内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此后，学生渐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引领时代步伐，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趋势。我们今日大多知《新青年》及其作者影响了那一代人，但读者同样在影响作者，老师一辈中不少人也在跟着学生跑。

外患当前，时人多有一种焦虑之情。救国的急迫感使原来潜在的政治革命取代伦理革命，成为陈独秀此后努力的中心。曾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有类似的转变，他后来把《新青年》同仁从“不谈政治”到“政治兴趣的爆发” 这一转折定在1918 年“欧战终了” 之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谈的“政治”都偏向于注重集体、重视“群”的力量的社会主义。

金冲及先生指出，一战使许多游学西方的中国人看到西方的黑暗混乱.恰在此时，苏俄兴起，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两相比较之下，不少中国人转向了俄国式的道路。在这种状况下，集团主义渐成当时社会的主流，国家至上，个体淡出人心，作为文化运动一部分的伦理道德革命不可避免受到了时代发展的影响，从而走向衰微。

《建党伟业》剧照

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还是《新青年》。从其刊载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道德革命发展的轨迹。前期《新青年》的稿件基本是围绕人性觉醒这一中心。《新青年》第1 卷第1号(1915年9月)至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有大量的抨击封建旧道德、抨击孔教，提倡自由精神的文章。如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复辟与尊孔》、《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青春》、《今》、《新的？旧的》，高一涵的《自治与自由》，易白沙的《我》，陶履恭的《新青年之新道德》，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不朽》，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常乃德《我之孔道观》等等。

自1919 年的第6 卷起，《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增多，第6 卷第5号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有8 篇专文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

第7卷中关于道德革命的文章明显减少，《本志宣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调和论与旧道德》可以作代表。而此三篇文章恰反映了伦理革命转向的趋势。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提出要“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则说:“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可见其所强调的重心已在社会，道德革命开始偏离原初的意涵了。

《新青年》第8、9卷(1920年9月—1921年7月)中，前期热衷的个性解放话题已然不见，论及道德革命的文章也只有零星几篇。而这两卷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7 篇，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文章有27 篇，俄罗斯研究的文章有40 篇。其余大都是反映各地劳工情况和关乎时局的政论。至于1923 年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已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注重群体革命意识的宣传，道德伦理革命的踪迹已难以寻觅。

五四学生运动之后，时人关注重心已渐渐转移，不再只限于修一己之身的私德。不过，此际的爱国运动并未完全脱离道德革命的轨迹，在宣扬为国、为社会时仍不忘强调个人，宣传共产主义者，也还张“不牺牲个人于公众，不牺牲公众于个人。全体享乐，各个享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道德的认知上，时人有着很大的分化。有些中国人在生活伦理方面的突破已超过其所追随的“西方”，在1921 年北京各界送别杜威的大会上，女师大的代表吴卓生致词说:“中国人有许多崇新太过了，以为男女之间可以毫无拘束，所以很闹些笑话。”

两年后，另有学人观察到，学生界中“愈多借着自由的美名， 而实行他放荡无节制的生活” 。为此，一些人还特别组织了一个“青年八不社”。

如果说青年在生活方面的行为突破尚可“借着自由的美名”，政治行为的堕落则已不需什么名目。当时攻击政治腐败的言论比比皆是，舆论多认为议员、官僚、军阀等“道德人格之堕落实为可惊：以金钱为指针，以地位为标准，举凡所谓主张政见、公谊私交，莫不为金钱地位所左右”。这些现象均表明道德伦理革命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距成功尚远。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本文开始所说的迎受“穆姑娘”的故事。许杰先生晚年对“模拉尔小姐”的回忆，提示着这一口号也曾引起时人的一些关注，但公发表的反应似不多见，只有钱玄同等少数几个人对吴稚晖有所应和。1924 年，钱玄同因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反礼教偶像）在报刊上发表艳诗捧妓女，斥其为“孔家店里的老伙计”；文中再次提到穆姑娘说，“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不打则“穆姑娘(moral)无法来给我们治内”。

但“治内”的呐喊并未引起时人特别的注意，“穆姑娘”作为继续推进道德革命的口号也未能深入人心。这与重群体轻个人的世风直接相关。

钱玄同即认为私德败坏的情形恰因过分强调救亡所造成，他说：“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底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底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

傅斯年1932 年论及陈独秀时说:“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其实这也大致是新文化人曾共有的观念， 但在后来政治革命的大潮席卷中，这样的观念似已成为回忆的“历史”了。

的确，1925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革命状态”，越来越强调国家、民族至上，个人的道德伦理渐处于从属地位， 曾激烈一时的道德伦理革命便这样疏离出思想言说的中心， 留下的只是“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一些淡然的回忆。“穆姑娘” 的提出在当时既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在后人心目中也远没有“赛先生” 和“德先生” 那样重要。

穆姑娘在中国的命运未免悲哀， 而五四后期道德革命深入发展的说法可能也需要修正。

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强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倡的“新道德” 之核心观念，但这一倾向显然与清末以来群体意识和国家观念急剧上升这一主流趋势之间存在着紧张、冲突甚至对立，因而个人与群体(国家和社会在此意义上是近义词) 的关系应该是理解和认识新文化运动之道德伦理革命的一个关键视角。

同时，“道德伦理革命”还有超越个人和群体的一面，即其本身提出的规范行为的要求，这也不能忽视。

新文化人在主观意识层面试图将传统道德规范或摧毁或摒弃，他们认为这些传统不仅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甚至妨碍社会关系的更新；那么，在新的社会之中，人们应怎样处理人世间的种种关系呢? 所谓“道德伦理革命” 正是因应这一多少带有悬想意味的时代需要而存在，其任务是想要建立适应新社会的新型道德伦理规范。当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20 世纪末社会关系又一次剧变时，许杰先生回想起久违的“模拉尔小姐”，正提示着新文化人的遗产也包括一些尚未完成的任务。

（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