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拉齐:“拉美想要学习中国金融支付的现代化”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4-17 08:40

卢卡斯·拉齐

卢卡斯·拉齐作者

阿根廷迪特拉大学历史和社会研究系教授

【导读】 当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供应链危机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叠加,拉美国家进入一轮痛苦的通胀周期,拉美问题深受其历史、文化、政经等多重影响,正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写道:“自从新大陆被发现,美洲变成了一宗欧洲的买卖”。 如何评价拉美的近现代史,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哪些?是否可以学习中国的脱贫经验?在拉美左翼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将会如何发展?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邀请阿根廷迪特拉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系教授卢卡斯·拉齐(Lucas Llach),举办了《拉丁美洲经济史及其发展》专题讲座,观察者网借此采访了拉齐博士。


阿根廷迪特拉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系教授卢卡斯·拉齐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图自受访者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翻译/由冠群】

观察者网:您在讲座中着重讲了拉美地区近现代的殖民史、全球化和工业化,拉美在世界一直处于客体和边缘地带,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使得拉美发展充满了不平等和不稳定(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您如何看待拉美的近现代史?

卢卡斯·拉齐:对于一个被其它世界“生出来”的地区而言,它在被征服后(始于16世纪)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包括人口骤降、强迫劳动和奴隶制,拉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在我看来,拉美只有与国际市场进行商品贸易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一个国家在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后就能够真正走向繁荣富裕。我认为,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国家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

观察者网:拉丁美洲曾在20世纪经历了工业化,比如阿根廷总统庇隆推动了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许多拉美国家迈入了经济强国的门槛,后续的去工业化和内向型工业化使得拉美没有获得长远发展,您对这段时期的成绩和教训如何总结?

卢卡斯·拉齐: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内向型工业化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但它只带来了制造业。”正是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拉美内向型工业化才开始发展,后来又变成了政府政策。

内向型工业化至少面临着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其不可持续发展: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市场太小,本国无法大规模生产出所有商品;此外,智利或阿根廷等劳动力短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这导致这些国家难以把内向型经济模式转换成外向型经济;最后,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勒纳对称定理”指出,人为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便本国更容易生产出替代产品)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因此,这些国家的商品出口并不活跃,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中叶受困于外汇短缺,这阻碍了重要的资本流入和半成品的进口。

观察者网:目前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被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学界用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此进行解释,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因:拉美的殖民历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是内因: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主导型产业等,您如何分析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外因和内因的关系是什么?

卢卡斯·拉齐:许多亚洲国家的例子已经证明,如果真的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那这个陷阱也是可以避开的。当然,韩国或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占率在本国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慢了下来,但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成为我们所谓的“富裕国家”之前,都设法维持了惊人的高增长率。

秘鲁受俄乌冲突影响物价上涨: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大楼被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有人可能会说,对于一个出口制成品的国家(如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攀登“经济高峰”的难度可能会比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低一些。

但今天的情况可能已与过去不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和附加值;在21世纪,“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最具活力的产业。在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在发展教育和提升技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育和技能水平对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所有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都有能力获得这些优势。

观察者网:除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的贫困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2016年拉美贫困人口高达1.86亿,同时拉美国家也有“福利赶超”制度。但是拉美社会支出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的作用并不明显,传统福利国家通过社会支出保障有力地缩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同样的政策工具在拉美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卢卡斯·拉齐:在拉美部分地区,长期以来,旨在改善社会状况的政策采用了很不有效的工具,如体制内就业、人为促进无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或操纵汇率以提高实际工资。这些都导致了低经济增长,最终使贫困率居高不下。

在过去几十年,从墨西哥实施“进步计划”开始,福利政策已经转变为直接向家庭提供更多转移支付,以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有时还要满足受赠者孩子的教育或保健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要缓解拉丁美洲的贫困状况,政府需要采取扶贫措施,但也要实施激励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

哥伦比亚:大量海地难民穿越山脉雨林,试图前往美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对比中国在2021年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拉美多国的主流媒体对此做了集中报道,拉美记者团来到中国脱贫村探索“中国经验”,您认为中国的脱贫经验对拉美有何启示?

卢卡斯·拉齐:我认为,拉美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三个启示。首先,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第二,将消除贫困作为实施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首要目标。第三,政府要意识到想要减贫往往要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且是要在所有政策领域进行改革,而不仅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此外还要进行教育体制、城市发展和地区规划等方面的改革。

观察者网: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得拉丁美洲经历“失去的十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拉美地区再次面临债务危机,比如阿根廷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和IMF,而美国借机炒作“债务陷阱”,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您如何看待美国制造炒作“债务陷阱”的行为?在全球债务逼近300万亿美元,美国面临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会对拉美经济和债务产生什么影响?

卢卡斯·拉齐:拉美债务问题错综复杂,尤其是国家公债。极端相对的两个国家是阿根廷(在过去40年里,每不到10年就有一次债务重组或违约)和智利(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控制国家预算)。

美国因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而天然享有“特权”,同时这也意味着世界各国对美国国债有需求。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各国别无选择,尽管美国存在通胀,但欧洲和日本因自身经济不振而无力支撑欧元和日元,而人民币又不能全面兑换。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把数字人民币发展到可以在任何电子钱包(包括在非中国公民的电子钱包)中存储的程度,那么更容易交易的数字人民币和加密货币一起就可以对美元构成巨大挑战。

上一次世界储备货币转换(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从英镑转向美元)意味着“衰落中的霸主”面临巨大问题,那时英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可兑换的。我的结论是,美联储不仅在打一场对抗通胀的临时性战役,而且还在打一场持久战,为保卫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战。

观察者网:拉美国家在20世纪也产生了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战后经济大发展时期也上台了许多左翼政府,如何评价左翼思潮对拉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目前,拉美地区再次出现左翼崛起的势头,33个拉美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国家由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执政,您觉得这波左翼浪潮有可能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卢卡斯·拉齐:拉美既有左翼政府又有右翼政府。例如,当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智利正在更换总统,从传统的中右翼亲商总统(皮涅拉)变成极左阵营非常年轻的学生领袖(博里奇)。但博里奇任命备受尊敬的央行行长做他的经济部长,他还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

智利新任总统博里奇首访阿根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此,这是一位具有宏观经济素养且尊重多元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左翼总统。另一方面,也有左翼人士更怀念经济民族主义,对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抱有不合时宜的看法。阿根廷或委内瑞拉等国一直无法摆脱这些不合时宜的看法,因此在经济增长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观察者网:上个世纪发生了拉美文学爆炸,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拉美作家,至今依然深远地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拉美文学也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在您看来,拉美文学爆炸背后是否有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必然性?

卢卡斯·拉齐:我认为,拉丁美洲艺术和文学的丰富多彩(无论好坏)源于多姿多彩的“文明冲突”,这种文明冲突始于“征服美洲”终于19世纪末的欧洲移民潮,它孕育了反差强烈、有时还互相驳斥的极其不同的世界观。

例如:阿根廷文学史上可能最典型的三位作家(萨米恩托、何塞·埃尔南德斯和博尔赫斯)都把“欧洲文明(以现代变革力量的面目出现)和更传统的混合或混血社会冲突”当做他们的写作母题,这种冲突源自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史。

观察者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一带一路”也开启了大量在拉美的基础投资项目,未来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您对中国与拉美国家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怎么看?

卢卡斯·拉齐:对拉美来说,中国可以扮演英国在19世纪扮演的角色,与拉美在经济上实现互补。美洲主要出口自然资源,这使得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对美洲来说与其说是竞争对手,不如说是客户。此外,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甚至超过了美国在“黄金时代”做出的贡献,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21世纪大规模投资拉丁美洲经济。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瞻仰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后,我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比拉美经济强大得多,但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可以相互学习。例如:我在担任阿根廷央行副行长期间,曾试图实现阿根廷支付体系和金融科技行业的现代化,当时我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因此,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和拉美可以在许多领域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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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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