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复兴美国制造业的一般模式

其实，即便中国无意通过“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涉及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战略来取得全球经济领袖地位，美国恢复昔日制造业实力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使得美国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中国对国有资本的重视使得这个国家可以对其经济发展进行长期规划，瞄准并致力于主导一个又一个新的技术领域；而美国过于依赖来自华尔街扭曲的市场信号（reliance on distorted market signals from Wall Street），这已经导致美国在产业发展上处于不利地位。随着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者，这一新的角色给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正在日益凸显。

《美国展望》杂志创办人、联合主编、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库特纳2020年5月19日在该刊发表评论文章：《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美国制造”》，译文共分为两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在第一波制造业转移发生之后，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于1987年合著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人们对后工业经济的误解》（Manufacturing Matters:The Myth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一书。现在看来，这本书对后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是颇有预见性的。他们在书中指出，制造业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一个大型制造业企业还可以发挥地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在2020年的今天，制造业更是成为了一个国家掌握未来先进技术的入场券。毕竟，工程师们都是在距离生产车间不远的地方进行科技创新的。如果美国丧失了机床、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或电信设备的制造能力，一个像中国那样的重商主义对手就不仅会成为一个主导性的制造业大国，而且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科技创新领袖。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干预，到那时，美国将不再具备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资格。

在史蒂芬·科恩和约翰·齐斯曼出版那本专著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贸易状况已经从1975年的略微顺差160亿美元发展到了2019年的严重逆差5780亿美元。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更是从进出口基本平衡发展到了逆差1320亿美元。我们已经在大量产业里丧失了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在美国贸易代表面前，一些游说团体认为美国不应再继续制造尼龙袜、婚纱，甚至也不应再继续印刷《圣经》了，然而这些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西方传统产品。

在后疫情时代里，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动作应主要集中在恢复制造业的实力上面。正如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经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扮演国有投资银行的角色那样，美国政府也应该发挥引领产业发展的作用。其实美国政府在二战时期已经在这样做了。不过这一次，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应在于防止北京通过“中国制造2025”去主导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如果将来华尔街继续出卖国家利益，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该像复兴金融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在上世纪的大萧条和二战时期所做的那样，在高科技公司里面拥有股权，并把公务人员安插在公司董事会中。在这一基础上，职工代表将能够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对经济活动自由放任是美国非官方的意识形态（unofficial ideology of laissez-faire），这种意识形态反对国家打造诸如德国西门子、中国华为或欧洲空中客车那样的大型“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一切应由市场去决定。不过目前存在一个难以辩驳的与之相反的论据。波音公司已经因为在737 MAX机型上出现的灾难性管理问题陷入了严重困境。既然美国政府在竭尽全力地确保波音的偿债能力，那么作为交换，波音公司应该允许美国政府获得该公司的控股权。作为一家严重依赖华尔街的民营企业，波音的表现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相信成为国有企业之后的波音只会变得更好。

我们已经看到，如此之多的美国公司在拿到纾困资金之后，除了回购股票和分红之外却不知如何更好地加以利用。这说明，“市场”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私营经济部门发现有效益的投资机会（“the market”doesn’t perceive produ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然而，实际上美国经济体系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投资机会。这就是美国迫切需要改变国有资本缺位状况的原因。

从接受管理的经济到绿色经济

改变美国的国有资本缺位状况应该与基础设施现代化和现有经济模式向更具韧性的循环经济模式转型同步进行，而后两者其实早该启动了。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评估，更新全国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约为4.5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发起人声称该经济刺激方案是“及时、目标明确和临时性的”，那么当下我们所提出的这一新的绿色投资倡议就应该是计划周密、公开透明和永久性的。当前的疫情危机已经导致劳动力市场接近崩溃，不过这也为推行绿色经济刺激计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上世纪大萧条时期政府推动建设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并非毫无目的，今天的我们也可以把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既然税金和公共债务能够被用来服务于社会，那么被用来创造就业机会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根据一些贸易规则，这样的做法往往会被视为“非法的自利行为”（illegitimate favoritism）。为了美国的国家复兴，我们可以无视此类规则。我们完全可以跟与我们在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问题上持有相同观点的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至于在人权、劳工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记录不佳的中国，它必须接受补偿性的关税和规则（offsetting tariffs and regulations）。例如，任何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都不应遵守中国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规定，美国公司这样做将不再被允许。

为了在国家层面启动公共投资并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我们还需要让美国的经济政策从那些已被证明错误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效率”（efficiency）是一个人们很喜欢挂在嘴边的词。最近随着美国媒体对供应链的脆弱性展开集中讨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美国太过于关注供应链的效率，却忽视了供应链的弹性”，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最近在经合组织和开放市场研究所主办的一场会议上就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不过，“效率”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在1996年出版的《一切待售——市场的好处与局限》（Everything for Sale: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一书中指出，“效率”这个概念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亚当·斯密的“效率”，这种“效率”建立在供需关系的基础上；第二种，凯恩斯的“效率”，当经济低迷时，这种“效率”与亚当·斯密的“效率”概念是相冲突的；第三种，熊彼特的“效率”，他认为从长期角度来看，创新才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其实中国在参与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全球竞争时对市场价格信号是完全不予理睬的，而美国在二战时期也曾这样做过。

更进一步来说，对“效率”的标准描述通常并没有把错误的市场价格所造成的数万亿美元损失考虑在内，气候变化、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这种情况。给“效率”这样下定义的人其实是在假定不存在官员腐败、不存在市场力量、不存在经济力量和制定规则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反馈闭环。因此，通常人们在谈论“效率”时，他们其实是在削足适履地迎合“弹性”概念，这非常可笑，而且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现在是时候放弃这一概念了。在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我们当时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二战结束后，美国、欧洲以及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表现出了比较良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心态：即便马歇尔计划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内容，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即便一个国家为了创造就业机会优先考虑自己本国的供应商，其他国家也不会反对；即便美国在冷战中向喷气式飞机、生物科技、计算机网络等军事技术领域里投资会产生商用价值，也不会遭到否决。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官员们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思想的侵蚀下丧失了清醒的思考能力，此后他们又在被华尔街游说集团收买后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并转而去寻求可笑的“完美市场”了。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们竟然给坚信重商主义的中国人开了绿灯，他们认为只要华尔街和美国的大公司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分得属于自己的一份利益，那就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做法，战后的社会契约（the postwar social contract）应该有一个21世纪的现代版本，那就是我们应该为国家政策预留足够的空间。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由可再生电力驱动的时代。但目前市场价格还是反映了太多的化石能源交易情况。我们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补贴政策来让经济体系从依赖化石能源转为拥抱绿色能源。未来的能源不仅更加清洁，而且价格会更便宜，使用起来也更安全。市场在定价方面经常犯下错误，这就是我们还需要政府和民主性计划（democratic planning）的原因。

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战略以夺回美国在先进制造和绿色能源领域的全球主导权。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产业界将掌握新的技术，地方中小企业将实现发展，美国的就业岗位也将获得大幅增长。我们可以做到一举多得。当然，这样做也许有违一些人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方面的传统观点。其实，我们早该摒弃那些错误的观点了。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5月19日《美国展望》杂志网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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