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读”的起点：由“人”出发还是由“事”出发？

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观点相互对立的文章。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又用了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而东的《读〈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几句——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正〉》一组文章展开讨论，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编者的文章《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这篇文章指出，围绕《邪不压正》这篇小说“论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牵涉到对农村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的农村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

具体来看这场讨论，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止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党自强认为《邪不压正》“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因此，纸上的软英是脱离现实的软英，纸上的封建地主是脱离现实的封建地主，于是看了这篇小说就好像看了一篇《今古奇观》差不多，对读者的教育意义不够大”。批评的焦点固然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也隐含着将《邪不压正》理解为与《小二黑结婚》有着某种类似的、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及其波折”的小说。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他认为赵树理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有骨气的。软英应是由希望、斗争、动摇、犹豫以致坚定。坚定的思想应该必须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教育培养下产生出来的。” 不过，另一位评论者耿西“不同意党自强同志那种结论。那个结论好像是从几个固定的框子里推断出来的，并没有切合实际的分析”，而且他与党自强的分歧还在于“赵树理这个作品不是写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在写我们党的土改政策。特别是在写一个支部在土改中怎样把党对中农的政策执行错了，而又把它改正过来。这篇小说便是在这种波动中发生在一个农家的故事。这正是我们在土改运动的某个侧面和缩影。因此，这个作品只能拿我们党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离开了这个标准，我以为很难涉及到这篇小说的本质。”

赵树理应该同意耿西对《邪不压正》的判断，他在回应这场讨论的《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中特别强调：“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突出一点”，与这种构想有关，“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他俩的恋爱关系不过是条结构上的“绳子”而已，“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由此一来，《邪不压正》中的人物“刘锡元父子、聚财、二姨、锡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详或略，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这样才能“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

如果着眼于“事”，《邪不压正》的重点不在“恋爱”，而在“土改”，这点恐怕相当清楚；然而着眼于“人”，《邪不压正》究竟塑造出了怎样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聚财还是软英？就不太明白了。与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还有一篇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这篇评论同样具有总结这场讨论的性质：“这篇小说的主题，既非软英和小宝的恋爱故事（党自强说），也非党的中农政策问题（耿西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既非软英和小宝（党自强说），也非元孩和聚财（耿西说），而是软英和聚财”。 很显然，竹可羽试图整合两种互相冲突的说法，同时也指出赵树理的这篇小说“问题就在于作者把正面的主要的人物，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就在于赵树理没有塑造好“软英”这个“主要正面人物”：“作者把软英写成一个等待着问题解决的消极人物，作者没有把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指出合理的争取或斗争过程。因此，这个问题这个人物，没有给与我们读者以应有的教育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竹可羽对赵树理的批评，并非完全着眼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读了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俄苏文学的果戈里《死魂灵》和高尔基《母亲》塑造“典型人物”为创作典范，认为“人物创造”，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因此，假使这可以算是作者创作思想上不够的地方，那末，这个弱点正好在《邪不压正》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在《关于〈邪不压正〉》上作了这个弱点的一种说明”。进而告诫赵树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因素”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人，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个故事、事件、或问题的主题。所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在善于描写人。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没有普遍被重视起来……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似乎也还没有这样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

确实，赵树理的创作并不以“人”为中心，也很难说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就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 这种似乎比较被动的创作方法，正是被竹可羽视为对“人物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状态”的表现。采访并翻译过赵树理三部书的杰克•贝尔登同样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表示失望：“…人物往往只有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什么个性也没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作为有思想的人来充分展开的人物。” 无论是认为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够“典型”（如竹可羽），还是缺乏“个性”（贝尔登），都意味着赵树理小说不以“人”为重点和中心的写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有较大的分野，也使得深受“现代小说”阅读趣味影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难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

但对于试图冲破“现代小说”乃至“现代主体”惯例的文学研究者，赵树理小说的这一“反现代”的特质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洲之内彻在讨论“赵树理文学的特色”时，非常具体地指出“赵树理小说”与以“心理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小说”的区别：“赵树理的小说没有人物分析。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消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近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而竹内好则更近一步地确认了“赵树理文学”这种“反现代”的“现代”特质：“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起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读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任何杰作都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赵树理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说具有“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重返现代”的特质，但竹内好指出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赵树理想必会很满意。赵树理小说的结构不以“人”为焦点，而是以“事”为重心，看似随意，却极用心。只不过这份“用心”不一定能被那些一直要求小说写“人”的读者充分体会罢了。按照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重点在“事”，却也不是为“写事”而“写事”，“事”的背后是“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 这段话常被简单地理解为“赵树理小说”就是“问题小说”，然而，如果把“问题”放在之前讨论的赵树理小说的焦点从“人”到“事”的转换中，就会发现“问题小说”也不简单。“事”一旦遇到“问题”，就从静态的存在变成动态的过程，就意味着原来的存在遭到质疑，过去的秩序不再稳定。因此，人们可以藉由这一时刻，追问这“事”合不合“道理”？通不通“情理”？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让“事”不断地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断冲突、更新与融合的过程中：譬如乡村男女过去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婚姻法”颁布了，小青年的“爱情”就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合法”了（《小二黑结婚》；阎家山一直是富人掌权、穷人受压，但共产党来了，这样的“事”就不合“理”了（《李有才板话》）；地主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从来不算是“剥削”，但如今是“劳动”还是“土地”创造“价值”，这“理”一定要辩辩清楚了（《地板》）……由于围绕“问题”来组织“事”、“理”、“情”之间的关系，不只使得赵树理小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并且也让作品的“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这种既将“内容”形式化，又把“形式”内容化的方式是“赵树理文学”的真正“新颖”之处，其关注的核心并非日本学者所感兴趣的“现代主体”之批判意识，而是新的“道理”是否能够合符“情理”地深刻改变、契合并升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种种“事情”。至于“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抽象的“人性”和“主体”，只有回到“事情”及其遭遇“问题”的过程中，“人”的改变才变得合“情”合“理”。如此看来，《邪不压正》中聚财那一句“这真是个说理地方”，对“赵树理文学”来说，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道理”

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是一个成语：“正”和“邪”之间的关系，最终必然是邪不能压正，正压住了邪。但小说的开始，说的却是“邪”压住了“正”。开始时谁是“邪”？当然是地主刘锡元，他向王聚财家强行提亲，要把他们家的十七岁的闺女强行的娶过来。让她嫁给刘锡元家的儿子，这个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娶过老婆，老婆死掉了，现在要娶第二个老婆，叫续弦。续弦是强迫王聚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就要把你的女儿娶过来。故事一开始，其实不是“邪不压正”，而是“邪”压住了“正”。所以，第一个小标题“太欺人呀！”你一看“太欺人呀”就知道说的是这种正邪关系——这篇小说的每一个小标题是引用小说中人物所说的话，都打上引号——这个“太欺人呀”一开始展现出的恰恰不是“邪”不压“正”的局面，而是“邪”压住了“正”的状况。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个正邪关系的来龙去脉：

1943年旧历中秋节，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软英，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刘家就在这一天给聚财家送礼。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样样俱全，一看特清楚。不过，特清楚的事情很可能在阅读时就滑过去了，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介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几个要素。但这里面并不简单。大家注意“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一个对时间的表达把“1943年”这个“公元纪年”和“旧历”也即“农历纪年”的“中秋节”并置在一起。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一般用“农历”来纪年月日，这样和干农活相匹配。小说故意用“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样一种杂揉的方式，来记录故事发生的时间，赵树理是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代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 这种时间记录方式如果落实到后文，就知道它是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公元纪年”的普遍确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从此再也不用所谓“民国几年”了，在正常场合也不再使用“农历”了。所以，这个“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正好与旧式的、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区别开来了。

仅就“现代”而言，“公元纪年”和“农历”很容易区分开来，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所以，赵树理在小说中，还需要处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的关系。因为“民国纪年”作为一种与“农历”相区别的时间记录方式，在某种情况下也代表了“现代”对农村的改变。然而正如小说所描述的，这是怎样一种改变啊。王聚财回忆他与刘锡元家关系时说：

我从民国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村来开荒，那时候我才二十，进财（就是王聚财的弟弟——引者按，下同）才十八，刘家（就是刘锡元家）大小人见了我弟兄们，都说‘哪来这两个讨吃的孩子？’我娶你姐那年，使了人家（指刘家）十来块钱，年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借了钱要交利息，每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利息都还不足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呢，也就是）本钱一年比一年滚的大，直到你姐（你姐指的是聚财老婆，因为他的这个话是对着安发说的，）生了金生，金生长到十二，与给人家放了几年牛，才算把这笔帐还清。他家的脸色咱还没看够？还指望他抬举抬举？

这段话相当清晰地呈现出与“民国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图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王聚财他爸带着两个十八岁、二十岁的壮小伙子到下河村来开荒，那个时候刘家就是地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王家欠了刘家一屁股债。从“民国二年”到“1943年”，也就是二十年过去了，结果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帐还清楚。在赵树理看来，“1943年”不仅表征了一种新的、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而且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只是要改变“农历纪年”标示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更要解救因为有了“民国”的介入而变得日益贫困的农村社会。

“民国纪年”带来的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刘锡元家越来越有钱，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地主。赵树理的其它作品也和《邪不压正》一样，不断地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算帐”，这个帐往往和土地出租的“租”或借钱的“息”有关系。“收租”和“收息”的结果是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农民既然越来越穷，还不起地主的债，只能把土地卖给地主，变成了少地或者无地农民，最终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土地愈益集中、农民愈益贫困这种状况恰恰是在民国这些年中发生的。费孝通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指出土地的问题成为了当时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费孝通那时候在英国留学，他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但他还是书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革命的力量，就是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的欲求。所以，不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国民党要想打败共产党、打败红军，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赤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在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的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又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费孝通作为一个并不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学者，在1938年说出这样看似激烈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民国所导致的农村的贫富差距和土地的问题已经显得多么的尖锐。

因此，小说的开头看似平淡，却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对“时间”不同的表述显示出来，“时间”成为了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习惯，譬如与农历连在一起的是农民的传统习惯以及跟这种传统习惯联系在一起“礼俗社会”。所谓“礼俗社会”，也即维系农村社会的是靠礼数，讲习俗。小说写小旦那么坏，村里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但见了面还要叫“小旦叔”，就是不能撕破面子；虽然地主刘锡元是来聚财家逼婚的，同样“礼数”不能缺，譬如说生客吃什么熟客如何接待，小说中就有很多交代。问题在于，当八路军、共产党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乃至“土地改革”等，介入并影响到传统社会，那么传统农村会发生什么变化？具体来说，聚财的想法会变化吗？软英和小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又怎么样产生的？小昌发生了什么变化？小旦为什么会也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都与新的因素介入到传统农村社会密切相关。小说开头的时间看上去是简单的几种时间纪年的并置和杂揉，背后蕴涵的意味却非常深厚复杂，耐人寻味。

说清“时间”之后，就交代“事情”：“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 这个事情看上去同样很顺，村子里面两家人的闺女和儿子订婚，岂不是一件好事？在农村，类似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中秋节也是一个好日子，亲家来给王聚财送礼，可为什么“十五这天，聚财心里有些不痛快”呢？小说没有交代，留了一个悬念，而是宕开一笔，写这时家来了一个人，“恭喜恭喜！我来帮忙！他（指王聚财）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为什么在来的这个“老拐”前面要加上“穷人”这个限定词，是为了马上显示出“阶层”和“阶级”的问题。聚财家不是“穷人家”，来他们家帮忙的老拐才是“穷人”，从这儿至少看出这个下河村已经有了“阶层”之分。“这老拐虽是个穷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合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馍菜；合不来就是饿着肚子也不去”，这算是介绍老拐的来历。我们都知道，赵树理的小说笔法以明白晓畅为胜，甚至有人会认为他的写法太通俗，但通俗并不等于呆板，恰恰相反，赵树理的写法相当灵动，他在小说开头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告诉读者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家的儿子和哪一家的女儿订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画面，为了打破这种静止，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就是穷人老拐。在交代“穷人老拐”的来历时，透过他的眼光立即把王聚财家和刘锡元家的关系勾勒出来：“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名的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普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以穷人老拐的视野把上河村的阶层和阶级的分化显示出来了。刘锡元是地主，王聚财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但普通的庄户人家也比穷人老拐的生活状况要好。由此，上河村至少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等是上层的地主，中间一层是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然后还有一些穷人。老拐为什么要去给人家帮忙？因为他家里太穷了，没吃没喝的，通过帮忙可以要点饭要点菜。小说到此为止，还没有交代王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

聚财在房间里睡了一小会，又听见他老婆在院里说（你看，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赵树理小说中人物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人物的对话初读时并不好懂——引者按，下同）：“安发！你早早就过来了？他妗母（也就是舅母）也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安发与王聚财老婆是什么关系？当然看到后边就知道他们是姐弟关系。所谓他妗母是她站在孩子金生的角度，安发是她弟弟，他妗母是她弟媳妇）——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凄凄皇皇的，贵巴巴买那些东西做甚？——狗狗！（这个狗狗是谁呢？狗狗就是安发的儿子，所以她是大姑）来，大姑看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吃枣？你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还没有起来！金生媳妇（交代他们家儿子金生已经娶了媳妇）！且领你妗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就是王聚财）！快起来吧！客人都来了！”紧接着，“聚财听见是自己的小舅子两口子，平常熟惯了，也没有立刻起来，只叫了声：‘安发！来里边坐来吧！’”

正如前面所说，农村作为“礼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彼此都是亲戚，关系非常密切，整个村庄的运作利用这种亲缘关系来展开。果然，“这地方的风俗，姐夫小舅子见了面，总好说句打趣的话”，安发和王聚财开玩笑说“才跟刘家结了亲，刘锡元那股舒服劲，你倒学会了？”地主不下地干活，在一般农民眼中就是享福，聚财这么晚了还没起床不是要向地主学习吗？到这时，小说才揭示出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不痛快的原因是他根本不愿意把女儿许给刘锡元家，不愿意和刘锡元结亲家，但是，又不敢不结。由此又引出了了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小旦，他是来替刘家提亲的：

聚财说：“太欺人了呀！你是没有看见人家小旦那股劲——把那张脸一洼：‘怎么？你还要跟家里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东西可以多要一点，别的没商量头！老实跟你说：人家愿意跟你这样人家结婚，总算了、看得起你来了！为人要不识抬举，以后要出了甚么事，你可不要后悔！’”

姑且不论小旦这个人物在小说后面发展中还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透过姐夫与小舅子的对话，把这段事情重新理清楚了：王聚财实际上是被迫把女儿许给刘锡元的儿子做老婆的。

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不仅利用了时间来交代背景，而且运用空间来推动情节。聚财家一个院子里有几间房，安发到北房里去见王聚财的同时，安发媳妇和金生媳妇就进了东房。王家嫁女儿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家长王聚财同不同意女儿出嫁；另一个则是女儿软英，她愿不愿出嫁？小说通过安发进北房将事情的原因交代清楚了，也通过安发媳妇进东房和聚财媳妇聊天把软英的态度揭示出来。男人和男人一块说事，女人和女人一块聊天。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像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实际上它是同时发生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地方聊天，可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虽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不过各种人对此反应还是不同的；男人有男人的态度，女人有女人的看法，然而他们也有一种“态度”的共同点：那就是地主刘锡元家财大气粗，仗势欺人，而“狗腿子“小旦作为“厉害角色”，更是一上来就吓唬住了王聚财这个普通庄户人家。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亲戚二姨，二姨是王聚财老婆的妹妹，安发的姐姐：

东房里、北房里，正说的热闹，忽听得金生说：“二姨来了？走着来的？没有骑驴？”二姨低低地说：“这里有鬼子，谁敢骑驴？”听说二姨来了，除了软英还没有止住哭，其余东房里北房里的人都迎出来。他们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家乱叫了一阵，一同到北房里说话。

不仅二姨来了，而且她的到来还表明了形势的差别。安发和王聚财同在下河村，而二姨来自上河村，低低的一句，“这里有鬼子”，就表明上河村和下河村的区别，下河村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上河村却已经来了八路军。安发说：“二姐两年了还没有来过啦！”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过？聚财老婆说：“‘可不是？自从前年金生娶媳妇来了一回，以后就还没有来！’”二姨说：“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来一遭真不容易！一来没有工夫，二来，”她突然把嗓音放低，“二来这里还有鬼子。”

二姨前面是低低的声音，现在是压低了嗓音，可以看出赵树理写人物对话，并不过多地进行文学性的情态描写，基本上都是语言描写，如果有情态描写，一定是点睛之笔。二姨两次压低声音，说下河村有鬼子，带出来的是上河村来了八路军，安发老婆说：“那也是‘山走一时空’吧！这里有鬼子，你们上河不是有八路军？还不是一样？”

优秀的小说家书写一个人物，不仅要塑造这个人物实质的性格，而且还要赋予人物某种推动故事和情节发展的功能。譬如二姨，从上河村到下河村，利用空间的移动，就把“八路军”带入了故事中，这个因素对小说情节的发展、特别是对软英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赵树理不是在小说中预先介绍一下原来下河村被日本人占领，大财主刘锡元的气焰才这么嚣张，而上河村已经来了八路军，接下来情况会有变化，而是非常巧妙地通过功能性人物来把这些背景带入到叙述中：

二姨说：“那可不同！八路又不胡来。在上河，喂个牲口，该着支差才支差，哪像你们这里在路上拉差？”

她为什么不敢骑驴来聚财家？因为二姨怕路上碰见日本鬼子，把她的驴抢走，说是要拉差。所以，她不敢骑驴，只能走路来下河村。二姨第二次来下河村则是骑驴的，因为那时下河村已经被八路军占领了。过了春节之后，她心里很坦荡，就带着自己老公一起到下河村来了。别小看骑不骑驴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也有其功能。二姨第二次来下河村，到安发家里，那时“土改”已经给安发分了刘锡元家的一间房子，但没有分给他牲口圈，所以，她的驴只能栓在院子里，驴粪把院子搞脏了。安发因此与同院的小昌家吵架。小昌家为什么跟他们吵架？因为原来是长工的小昌，通过斗地主成了农会主席，他的势力大了，小昌老婆就冲安发老婆发火。二姨在小说中第三次出现，是工作团到下河村整顿土改之际，大家又问她有没有骑驴？她说，哪里敢骑驴？因为土改出现了偏差，家里有驴等好东西，就要把它抢过来重新分掉。二姨家抢先把驴卖了，以免在“拉平填补”时把驴拉去分了。一头驴，一个二姨，表面上只是小说中过过场，却起到了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二姨总共出现三次，都是在小说转折的关节点上，通过她家的“驴”讲出了背后一连串的故事。

安发老婆说：“这我可不清楚了！听说八路军不是到处杀人、到处乱斗争？怎么有说他不胡来？”金生说：“那都是刘锡元那伙人放的屁！你没听二姨夫说过？斗争斗的是恶霸、汉奸、地主，那些人都跟咱们村的刘锡元一样！”二姨说：“对了对了！上河斗了五家，第一家叫马元正，就是刘锡元的表弟，还有四户也都跟马元正差不多，从前在村里都是吃人咬人的。七月里区上来发动斗争，叫村里人跟他们算老账，差不多把他们的家产算光了！斗争就都那些人。依我说也应该！谁叫他们从前那么霸气？”金生媳妇说：“八路军就不能把咱下河的鬼子杀了，把刘锡元拉住斗争斗争？”二姨问：“刘锡元如今还是那么霸气？”聚财说：“不是那么霸气，就能硬逼住咱闺女许给人家？”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什么？（ 因为软英那年才十七岁。）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什么？”

在农民眼中，要有一个“好家”，就是王聚财说的，我嫁女儿也要找一个吃喝不愁的“好家”。刘锡元家有钱，聚财把女儿嫁给他是图他们的钱财吗？即使到了“减租减息”之后，聚财还说“看看再说”。虽然聚财不想把女儿嫁给刘忠，但他更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小宝，因为小宝是一个穷光蛋，女儿嫁给他肯定要受苦了。嫁一个好人家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上的好坏，还包括对物质利益的算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看经济条件。这一点是小说中非常重要因素，也是聚财这样普通农民要盘算的地方。聚财老婆说：“我看嫁给槐树院小宝也不错！”因为小宝他娘也请人来说过媒的，王聚财没同意。安发老婆说：“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儿，家里也就是没甚。”这里和“好家”形成了对比。这时，聚财老婆就说：“这话只能咱姐妹们说，咱软英从十来岁就跟小宝在一起打打闹闹很熟惯，小心事早就在小宝身上。去年元孩来提媒，小东西有说有笑给人家做了顿拉面，后来一听你姐夫说人家没甚，马上就撅了撅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

说话间。刘锡元家提亲送礼的人来了：“媒人原来只是小旦一个人，刘家因为想合乎三媒六证那句古话，又拼凑了两个人。一个叫刘锡恩，一个叫刘小四，是刘锡元两个远门本家。刘锡元的大长工元孩，挑着一担礼物盒子；二长工小昌和赶骡子的小宝抬着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边，小宝、小昌、锡恩、小四，最后是小旦，六个人排成一行，走出刘家的大门往聚财家里来。”元孩、小昌、小宝和小旦，这些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的人物，通过“提亲”出场了。虽然说前文说小旦很凶，但赵树理并没有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小旦是怎么样的坏，而是抓住一个重要的细节，小旦来了就想抽鸦片烟。这样的效果又一次通过空间的分配来表达：“客人分了班：安发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孩、小昌、小宝到西房，女人们到东房，软英一听说送礼的来了，早躲到后院里进财的西房里去。”聚财、进财兄弟是住在一起的，有两进院子。一进院子有西房、东房、北房，另一进院子也有西房。空间的分配在下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终要安排小宝和软英的见面。在这个既定的空间里，赵树理首先写小旦的恶习，他不愿跟大家说“庄稼话”（就是“农民的话”），想抽大烟，到处找能抽大烟的地方。于是，聚财老婆让进财带小旦不要进西房而是到北房里去，因为软英躲在西房里:

小旦走了，说话方便得多。你不要看锡恩和小四两个人是刘锡元的本家，说起刘锡元的横行霸道来他们也常好骂几句，不过这回是来给刘家当媒人，虽然也知道这门亲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因此谁也不骂刘锡元，只把小旦当成刘锡元个替死鬼来骂。小旦一出门，小四对着他的脊背指了两下，安发和锡恩摇了摇头，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小声小气骂起来——这个说：‘坏透了’，那个说：‘一大害’……各人又都说了些小旦讹人骗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谈到开饭。

几个媒人在说话，这时候才把小旦的特征全暴露了，又抽大烟又是一个坏蛋，而且还是刘锡元的狗腿子。小说对聚财家空间的利用很关键，院子里有几间房间，东房里几个女人谈得很热闹，而西房里谈的则是另一套。

金生问：“元孩叔！你这几年在刘家住的怎么样？顾住顾不住（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元孩说：“还不跟在那里那时候一样？那二十几块现洋的本钱永远还不起，不论哪一年，算一算工钱，除了还了借粮只够纳利。——嗳！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们两家已经结成了亲戚……”元孩这个老长工在刘家打长工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是每年赚了钱只能给刘家做利息，根本不能还本钱。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帐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吗，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这段对话的关键是：“算什么帐？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算账”和“说理”都是靠“势力”，如果这个原则不改变，农民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只能靠“老规矩”来维持。

维持农村社会的“老规矩”就是“礼俗”。来聚财家做媒人的这几位说了一会闲话，到了开饭的时候，他们要分开来吃，就是讲“礼俗”，譬如生客吃挂面，熟客吃河落等等。三个媒人虽然是本村的人，还是和生客一样吃面条。元孩、小昌、小宝虽然跟媒人办的是一件事情，可是三个人早已跟金生声明不要按生客待，情愿吃河落。值得注意的是，“小旦在后院北屋里吸大烟，老拐给他送了一碗挂面。”虽然大家都说小旦是一个坏人，在这里讹人，但礼数不能不尽到。

赵树理小说的体贴周到，就是能让农民懂，写到农民心坎里。他不从抽象的角度去描写农民，而是着力描写农民生活世界中特别细腻丰富、非常有质感的部分。这决定了他的小说拒绝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譬如刘锡元作为大地主是怎样欺负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赵树理通过特别具体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有势力者就有道理”情形。而这种揭露也是与刘锡元“送彩礼”给聚财家的“礼俗”联系起来：“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然后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怎么样，“要是门当户对的地主豪绅们送礼，东西多了，可以用两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这里特别强调“门当户对”，意思当然是说刘锡元和王聚财家不是门当户对。如果是门当户对“最多到八架食盒”，“要是贫寒人家送礼，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对二尺见方尺把高的木头盒子的，也有只用两个篮子的。刘家虽是家地主，一来女家是个庄稼户，二来还是个续婚，就有点轻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觉得有点不像刘家的气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担木头盒子，弄了个不上不下。”如此具体而犀利的描写，就是要显示刘家既有点轻看王聚财家，但又觉得不能失自己的身份。“礼俗社会”最讲究“婚丧嫁娶”，所以男女双方都很看重“彩礼”。农村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男方和女方，“结婚前是冤家，结婚后是亲家”。因为结婚前两家要讨价还价，女方开什么条件，男家又给什么条件，条件达不达到，两家为此吵来吵去，最后把“彩礼”给定下来了，但是结婚以后就不能谈这些，变成亲家了：“这地方的习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的单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给送的时候，要打些折扣。比方要两对耳环只给一对，要五两重手镯，只给三两重的，送来时自然要争吵一会。两家亲家要有点心事不对头，争吵得就更会凶一点。女家在送礼这一天请来了些姑姑姨姨妗妗一类女人们，就是叫她们来跟媒人吵一会。”吵架时，最重要的是，作好作歹，拖一拖就过去了，并不是一定会补齐礼物，而是要把这种“礼俗”做足。

关键在于，赵树理通过描写“礼俗”，一是要表现出刘家仗势欺人，王家委曲求全，“势力”不仅是个“理”，而且还是个“礼”。二是“仗势”的刘家，还挺会“算账”。一个地主不会“算账”就成不了地主。他表面上答应给什么东西，目的是要把人家闺女娶回来。彩礼都是给闺女的，闺女结婚后还是要带回婆家。刘家送的彩礼都是一些刘忠前妻用过的，而且还打了折扣，譬如刘忠前妻带的是纯金手镯，现在送给软英的是镀金手镯。写得如此细致，固然突出了刘家的精明小气，同时也显示小旦的蛮横霸道，本来媒人的作用是居中调停，说好说歹，但小旦的态度却非常霸道。他一上来就说：“你们都说的是没用话！哪家送礼能不吵？哪家送礼能吵得把东西抬回去？说什么都不抵事，闺女已经是嫁给人家了！”此时，小旦已经不耐烦了，再不往下听，把眼一翻说：“不行你随便！我就只管到这里！”聚财老婆说：“老天爷呀！世上哪有这么厉害的媒人？你拿把刀把我杀了吧！”小旦说：“我杀你做什么？行不行你亲自去跟刘家交涉！管不了不许我不管？不管了！”说着推开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发跑到前面伸开两条胳膊拦住，别的男人也都凑过来说好话，连聚财也披起衣服一摇一晃出来探问是什么事。大家好歹把小旦劝住。然后还要请他们吃饭，这一大段对“礼俗”的描写，回应了这一节的标题“太欺人呀！”，显示了看似温情脉脉的“礼俗”背后“势力”造成的深刻“不平等”。

当这些人在闹的时候，小宝不见了。小宝在叫小旦出来之后，转到西房去看软英。这一段描写应该是整篇小说中赵树理用笔最重的地方。一对相爱的年轻人面对着地主的仗势欺人，两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算着“日子”穷伤心。但“日子”的出现，意味着“时间”有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你等等！我先想想！”随后就用指头数起来。她数一数想一想，想一想又数一数，小宝急着问：“你尽管数什么？”她说：“不要乱！”她又数了一回说：“还有二十七天！”这个比说什么话都让人心酸，可为什么她要算了又算呢？

小宝说：“二十七天做什么？”她说：“你不知道？九月十三！”小宝猛然想起来刘家决定在九月十三娶她，就回答她说：“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还有二十九天！”软英说：“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一天……”

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都是“农历”的时间：“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突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到：‘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得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道擦干没有，因为外边叫的紧，也只得往外跑。”

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赵树理却将它放在“行动”的框架中来呈现。本来小宝去叫小旦，然后转来看软英。这时，外面已经闹了一通后，要吃酒席。金生去叫小宝，小宝必须出来和他们见面。两个人只有这短短一段时间相聚，而且只能流眼泪，算日子，一点办法也没有。赵树理重笔浓彩描写这个场景，是要突出如果没有“新力量”来改变下河村的“旧势力”，那么软英和小宝虽然彼此相爱，可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命运。“小宝抬着食盒低着头，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后的事”，“二十七天”之后会怎样？时间再次发挥是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二十七天里，本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一切，因为新力量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了。

三、“说理”的世界，到底能不能把“理”说清？

到了第二部分“看看再说！”，本来这个故事要接着讲，在二十七天里面下河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好的小说家笔下往往跌宕起伏，先不要正面去写，反而从侧面或反面宕开一笔，造成文笔起伏的效果。赵树理也是如此，他没有直接写二十七天后如何如何，而是宕开一笔写那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二姨。表面写二姨，实际上还是在写下河村的故事，在写软英和小宝的命运：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丢不下软英的事，准备到九月十三软英出嫁的时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在九月初头，八路军就把上河解放了，后来听说实行减租清债（“减租清债”就是“减租减息”——引者按，下同），把刘家也清算了，刘锡元也死了，打发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发家也分了刘家一座房子，软英在九月十三没有出嫁，不过也没有退了婚。过了年，旧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时候（这时候到了1944年），二姨想亲自到下河看看，就骑上驴，跟着自己的丈夫往下河来。

八路军到了下河，二姨就敢骑驴了。二姨和她丈夫知道弟弟安发分了刘锡元家的一座房子，“他们走到刘锡元家的后院门口，二姨下了驴，她丈夫牵着驴领着她往安发分下的新房子里走。狗狗在院里看见了，叫了声‘妈！二姑来了！’安发两口、金生两口，都从南房里迎出来。”

金生两口是给舅舅拜年的。三户人家碰在一起。然后还是从驴开始说起，二姨丈夫说驴没地方栓，只好拴到安发家门口。二姨丈夫问安发：“你就没分个圈驴的地方？”安发说：“咱连根驴毛都没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强多了。”接下来进房间讲是怎么打倒刘锡元的。

关于“打到刘锡元”这一段在小说中起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前面“太欺人啦”向后面“看看再说”的过渡，也意味着八路军作为一种“新力量”的到来，正在改变“旧势力”，使得原来主宰农村社会的“正邪”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前文中，小昌和元孩来给王家送彩礼，小昌说了一段话，说今天这个世道，“势力就是理”。有权有势是“硬道理”，刘锡元家有钱有势，所以他们说的都是“理”。但八路军的到来，要把这个“旧势力”打倒，看看能不能重新讲出“新道理”。刘锡元怎么死？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的？金生说：“打到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因为“减租减息”要重新算账，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帐，看看地主究竟有没有剥削农民。金生说：“刘锡元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的，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注意，倒是地主刘锡元说他只凭“良心”说话，可见“良心”是多么靠不住。——引者按）你是我二十多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帐叫大家看，看看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按地主刘锡元的账本来算账的话，农民永远是没有理的。所以，说“理”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来说这个“理”。这里有两种关于“理”的理解，原来认为“势力就是理”。但“势力”不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是转化为一种“算账”的话语，在地主刘锡元那里，“算账”才是理。表面上地主最讲道理，欠债还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甚至可以用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等等来讲这是“在理”的：你欠了我的钱，当然要还钱，还不起本就要先还利，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算账，刘锡元自然是占了理，谁也说不过他。但是，在这个“理”之外还有另一个“理”，在小说中叫“老直理”：

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帐，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帐？呸！把你的良心收起！找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

这是两种“理”的争论，赵树理另有一篇小说《地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是土地创造了价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按照地主的逻辑，地是我的，租给你种，当然要收租。但问题在于，光有这块土地，没有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土地会不会创造价值？更关键的是，地主可不可以凭借土地的所有权去剥削别人？这又是一个“道理”。

  穷人该不该受穷，每个人是否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个“道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主未必肯承认。实际上，农民就是要争这个“理”，这个朴素的道理，也许可以更直观地表述为“耕者有其田”。有自己的田，农民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丰衣足食。这个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老直理”——构成了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那个“歪理”的动力。地主要保住“算账就是理”，其实并非靠的是“说理”，更要依靠“势力”。如果没有势力的话，地主没法子维持他的理。反过来说，假如农民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撑腰的话，同样没有办法斗倒刘锡元。“势力就是理”，一定是一种“势力”在支持一种“理”。这是两套道理的斗争，也是两种势力的斗争。赵树理在这儿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表现的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然而，赵树理在小说中从来都不是通过喊标语口号来达到目的的，他将这些阶级观念和斗争意识转化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掌握的对象。那些看似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大道理”。赵树理可以透过“小事件”来写“大道理”，这是他的本事。“大道理”变成了“小事件”，但只要仔细去体会“小事件”的写法，就会发现赵树理原来是在讲一个“大道理”。

“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这个说‘……反正我年年打下粮食给你送’，那个说‘……反正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那老家伙后来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在此情况下，大家要打刘锡元，高工作员没让打。这时候，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人家大家卖了房、卖了地、讨了饭、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理？”如果只有那个账本的理，地主就可以拿着“欠债还钱”的理，做一切不合“道理”、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歌剧《白毛女》中，黄世仁逼杨白劳还钱有一个具体的情境。按照中国传统习俗，“追债”一般只追到过年前的腊月二十九，年三十也即过年那一天不能去讨债。这就是为什么欠账的人腊月二十九之前都出去躲债，年三十可以回家过年的原因。过了年，又是新的一年，你可以再欠别人一年。但黄世仁不管这个规矩。杨白劳回来过年，给女儿喜儿带了两尺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本来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没想到黄世仁却在此时上门逼债。这不仅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压迫，而且破坏了千百年中国农村的伦理习惯，也就是成了“礼俗社会”的破坏者。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地主黄世仁“逼债”的“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这个风俗连带的整个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 与此相比，在《邪不压正》中，虽然王聚财等人都恨小旦，但见到小旦还是要叫一声“小旦叔”。小旦躲在后边抽大烟也要给他送一碗挂面过去。这就是中国人的讲“礼数”。黄世仁却不管这些“礼俗”，在大年三十除夕晚上家人团聚的日子，逼债逼到杨白劳喝卤水自杀了。今天却有人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根据“算账就是理”，谴责杨白劳没有“契约精神”，这是完全罔顾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所以，讲不讲“理”的背后还有这个基于传统“礼俗社会”的“老直理”。

于是，可以进一步追问，“算账才是理”，这个“理”是谁带来的？“算账”代表着一种经济理性，一种现代观念。这种理性的算计与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有很大的关系。原来中国的乡村共同体，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对立，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大概从宋代开始，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区别，用今天的话说，土地具有复合而非单一的产权关系，因此，以前的乡村共同体——也有学者叫“乡里空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还可能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一定表现得那么尖锐。而进入现代，特别是到了民国，农民与地主因为土地的产权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由复合的产权关系变为单一的产权关系——在这个变化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而这个尖锐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地主奉为信条的 “算账才是理”。 赵树理的《地板》直接回应了土地创造价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他的另一篇小说《福贵》讲的是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不仅使一家人变穷，而且让福贵这个原来特别能干的孩子变成村里的二流子和小偷。福贵为什么成了二流子？并不是他天性如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剥夺，而且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造成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和偷鸡摸狗的“二流子”。《邪不压正》中的小旦是不是一直就是地主“狗腿子”？在做“狗腿子”之前是否也像“福贵”那样有一个从普通农民堕落成“二流子”的过程？这些隐含在“算账才是理”背后的现象也许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当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虽然清算了刘锡元，并没有把他家所有的地都收走，刘忠家里还有“四十来亩出租地、十几亩自种地和这前院的一院房子”。农民把地主打倒了，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子和浮财，那么这些土地和财产分给谁呢？这又显示出赵树理的别具匠心，他从二姨写到安发，写安发的原因不仅仅是二姨要去找自己的弟弟，更重要的是安发这样的老实人——从前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只会谈“庄稼话”的老实人——“减租减息”也给他带来了好处，分了一处房子给他。那么，清算地主的土地究竟分给谁了？赵树理通过狗狗和小昌的儿子小贵之间的关系，引出小昌老婆与安发老婆的冲突：

二姨问“北房里住的是谁？”（这又是一个空间上的划分，可以和聚财家里的空间分布对照来看——引者按）。安发说：“说起来瞎生气啦，这一院，除了咱分这一座房子，其余都归了小昌。”二姨问：“他就该得着那么多？”安发说：“光这个？还有二十多亩地啦！人家的‘问题’又多，又是农会主任，该不是得的多啦？你听人家那气多粗？咱住到这个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场是人家的，饭厦和茅厕是跟着人家伙着的，动手动脚离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这些东西，虽然也是沾邻家的光，不过那是老邻居，就比这个入贴多了！”

“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安发的这个话带出了“新问题”， 清算地主之后，打倒了一种“不平等”，有没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打倒了刘锡元，为什么小昌又起来了？尽管小昌原来也是受苦受穷的，但他现在为什么一下“牛起来了”？这时，那个关键的人物“老拐”又出现了。就像竹内好说得那样，赵树理的小说无一处有闲笔。前面老拐来帮忙，带出了村里的阶级分化。这次老拐又出现了，正好是来拜年，问题当然是如老拐这样的穷人有没有从“减租减息”中得到好处？二姨笑着说：“老拐！你就没有翻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说：“咱跟人家没‘问题’！”什么叫“没问题”？其实是一个“新问题”。安发说：“你叫我说这果实分的就不好，上边既然叫穷人翻身啦，为什么‘没问题’的就不能翻？就按‘问题’说也不公道——能说会道的就算的多。”

在这段对话中，赵树理忽然很触目地插入了“问题”这个农民相对陌生的词语，前后的对话都用的是农民的口头语，唯独“问题”不是农民的口头语，而且农民也不一定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具体而言，“问题”指的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把剥削关系揭示出来叫“有问题”，所谓“清算”也即清算这种剥削关系；假如地主与你没有剥削关系，清算出的地主的财物也就跟你没关系，这就是“没问题”。关键的是赵树理为什么要用“问题”这个词，而且特意打上引号。实际上他通过这个打上引号的词语，表明了区上工作队的“减租减息”只是做成了一锅“夹生饭”，表现为工作队用农民不太理解的新名词，硬生生地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语言中。农民即使会说“翻身”、“问题”等这些新名词新说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很好地理解这些“名词”、“说法”背后的含义。虽然农民不能自觉地把工作队所说的“问题”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但也能自发地发现清算的果实分得不公平，就像安发说得那样：“像小旦！给刘家当了半辈子狗腿，他有什么‘问题’？胡捏造了个‘问题’，竟能分一个骡子几石粮食！”  

  小旦本来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可是会见风使舵，就在“清算”中成了“积极分子”。回到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表面上看邪正分明，刘锡元是“邪”，受压迫的农民是“正”。可是在“正”与“邪”之间，往往还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会出现像小旦这样的人物，他根本不是地主，也成不了地主，好吃懒做，还抽大烟，给他多少地，他吃得吃，卖得卖，永远是穷光蛋。如果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那么小旦只能是贫农，但他作为流氓无产者，见风使舵，直接转化为“坏干部”。所以安发这样说“小旦”：“不用提他了，那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时也跌不倒！” 那么，正邪之间的“灰色地带”究竟怎么处理？共产党、八路军和工作队该如何对待小旦这样的人物？这是赵树理在《邪不压正》中提出来的严峻的问题。在根据地，往往因为小旦这样的“坏干部”，使共产党之前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影响老百姓对于“新力量”的认同。

在新的形势下，由“旧历”中秋节标志的传统农村世界在经受“民国”以来的变动后，再一次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开始发生某种新变化。这些变化对村里哪些人产生了什么样影响？安发分到一间房，老拐什么也没有得到，小旦和小昌好像“发了”，而且变得“牛气了”。……那么，聚财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说理”的问题又再一次出现了，软英应不应该与刘忠退婚？二姨去找大姐也就是王聚财的老婆，王聚财老婆告诉妹妹，在应不应该退婚这件事上，父亲与女儿完全闹翻了。王聚财和软英为什么闹翻了？父亲有一套父亲的道理，女儿有一套女儿的道理，两套道理通过二姨表达出来。通过这两套不同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出王聚财代表了老一代的农民，而软英则是成长中的新一代农民，他们面对八路军、共产党带来新变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首先看王聚财怎么对二姨说这件事。二姨先去探王聚财的口气。王聚财说：“年轻人光看得见眼睫毛上那点事！一来就不容易弄断，二来弄断了还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个月，还没有退够二十里，谁能保不再来？你这会惹了刘忠，到那时候刘忠还饶你？还有小旦，一面是积极分子，一面又是刘忠的人，那种人咱惹得起？他们年轻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烦来就没戏唱了！”按王聚财的理解，这个世道究竟有没有变，我们不知道，要看看再说。这就呼应了小标题“看看再说！”更重要的是，王聚财心里面所想的并不仅仅是“看看再说”，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打算，这个打算代表了中国农民对世界更基本的看法，如果说“算账”，这也是“算账”吧，但不是现代经济理性的算账，而是传统小农经济的算账。这就是看你会不会“过日子”。他说小宝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不会为自己打算：“去年人家斗刘家，他也是积极分子，东串连人，西串连人，喊口号一个顶几个，可是到了算账时候，自己可提不出大‘问题’，只说短了几个工钱，得了五斗麦子。人家小旦胡捏了个问题还弄一个骡子几石粮食，他好歹还给刘家住过几年，难道连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从这件事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穷不可！要跟上小宝，哪如得还嫁给人家刘忠！”王聚财是一个中农，他的“算账”，就是如何为自己着想。所谓小农意识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他光会为自己着想，不会为别人想。而小宝这样的农民，只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在王聚财心目中，这就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嫁刘忠合适就嫁刘忠，嫁刘忠不合适再说，反正不能嫁小宝！”王聚财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个结论。“聚财说了这番话，二姨觉得‘还是大姨夫见识高！应该拿这些话去劝劝软英。’”二姨认同了王聚财对小宝的判断，也认为小宝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能把女儿嫁给他。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一套自己的理解，而且看起来很有道理。

接下来，二姨就去劝软英。软英也对二姨说了一番道理。软英要嫁给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简单地反抗自己的爹，和他对着干。她说：“要以我的本意，该不是数那痛快啦？可是我那么办，那真把我爹气坏了。爹总是爹，我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气。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说。刘锡元才死了，刘忠他妈老顽固，一定要他守三年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还能变了卦，三年工夫长着啦，刘家还能不再出点什么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宝！”软英说完了，二姨觉得这话越发句句有理。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两套道理放到一处是对头，不过也有一点相同——都想“看看再说”，都愿意等三年。

四、“世道”在变，“人”也在变

赵树理再次把“时间”作为《邪不压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前面是“二十七天”，三九二十七，也是“三”的倍数；现在则变成“三年”。相对千百年来不变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二十七天”还是“三年”，其实都是很短的一瞬间，但如今为什么可以成为重要的时间变量？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决定了并改变着小宝、软英和聚财等等这些普通农民的命运。不过，农民是否自觉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更不用说他们能否将这种变化与自己命运的改变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王聚财和她女儿软英的区别：王聚财总是怀疑这个世道是不是真变了？譬如说日本人退去四个月，退出二十里，日本人会不会在回来？他认为这个世道确实在变，但是不是真的变了他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软英认为，先不要去考虑世道是不是真的变了，而是认为既然世道在变了，那么随着今天的变化，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二十七天都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三年就不能发生更大的变化呢？

表面上看，两代人的看法当然有很大的冲突，不过，更根本的分歧是对变化的不同理解之间的冲突。可是，时间不等人，第三个章就叫“想再‘看看’也不能”。时间突然加快了：“这三年中间果然有些大变化——几次查减且不讲，第一个大变化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第二个大变化是第三年冬天又来了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要实行填平补齐。第一个大变化，因为聚财听说蒋介石要打八路，还想‘看看再说’，软英的事还没有动；第二个大变化，因为有些别的原因，弄得坚持想‘看看’也不能了。”第二个变化也就是到了1946年10月，10月发生了的情况和“填平补齐”有直接联系，也和“土地改革”有很大关系。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原因，共产党在农村原来采取的是“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没有完全打倒地主，很多穷人也没有真正翻身。像地主刘忠还有一处院子、四十多亩出租地和二十多亩自种地，而老拐这样的穷人则跟讨饭差不多。“填平补齐”就是要进一步“均贫富”，让经过“减租减息”的地主把土地交出一部分，将贫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这个要求到了下河村， 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元孩说：‘区上的会大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但问题在于“封建尾巴总共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小宝说：“平是平不了的，不过也不算很少！这五六户人家一共也有三顷多地啦！五七三百五，一户还可以分七亩地！没听区委说‘不能绝对平，叫大家都有地种就是了！’”又有人说：“光补地啦？不补房子？不补浮财？”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本来“填平补齐”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可是事情一到这就变了味了，因为某些积极分子如小旦、小昌之类，是为了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多分好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次“填平补齐”又是一次分好处的机会,而不是要给那些受穷的、没有翻透身的人进一步翻身。如此一来，积极分子光顾考虑自己的利益了，只有小宝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有地种就可以了，不是真正的拉平。但马上有人就接着小宝的话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分点？我们是积极分子，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如果挤不出来，你们这些人又分什么！你们光拿胜利的成果，我们有什么动力来干这些事？赵树理在这里非常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变革中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广大群众与干部和积极分子之间矛盾。积极分子往往这样认为，既然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当然要从其中拿好处。这时小旦之类就跳得最高，说不拿好处怎么行呢？

当时无论是“填平补齐”还是“土地改革”，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有没有“剥削”，第一看是不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第二看家里面有没有雇佣长工？如果没有剥削就不该分地。像王聚财家虽然有一些地，但这些地是自己开荒得来的，包括自种地也是靠自己的劳力，没有雇用别人。按照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这样的地不应该分。可是，为了让大家有浮财有土地可以分，让更多的人挤出来钱和地来，最终的结果是上河村的干部把王聚财等人也列入“封建”，视为要清算的对象。元孩虽然发现问题，“见他们这些人只注意东西不讲道理”，但小昌说：“我看不用等！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河的窟窿只能下河填，高工作员也给咱带不来一亩地！”于是，那些不该清算的人也要拿来重新清算，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的庄稼人也要把土地和财物交出来。正是这股“清算”风波，再一次把软英卷入到风口浪尖上。小昌作为农会主任，他不但要清算那些不该清算的农民，还借此机会派小旦为自己十四岁的儿子小贵向软英提亲。

《邪不压正》和一般写“土改”的小说选的视角不太一样，譬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写土改，关注的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在大地主韩老六和最穷的农民“赵光腚”之间的冲突上。这是一般“土改小说”常常采用的叙述模式，但赵树理没有选择这个更便于描写斗争和冲突的叙述模式，《邪不压正》中虽然有大地主刘锡元，也有贫雇农元孩和小昌，但整个叙述是从王聚财这个“中农”的视角展开的。 王聚财首先受到刘锡元的逼迫，仗势欺人来提亲；等刘锡元倒台之后，本来是翻身做主人的穷人小昌，做了农会主任之后，他反过来又派小旦来提亲。小昌与刘锡元原本是对头，“减租减息”时就是依靠小昌、元孩才最终打倒了刘锡元。但小昌和刘锡元都利用了原来的狗腿子小旦来压迫王聚财，要软英嫁给刘忠，或嫁给小贵。这种同构关系揭示出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实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正邪分明，打倒地主就万事大吉了。赵树理要揭示出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刻的危机，不过他也意识到小昌并不是刘锡元，聚财不是以前的聚财，软英更不是以前的软英了。因为世道变了，人也在变。

不过，赵树理没有把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归结于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如工作队的高工作员，或是工作团的团长——他甚至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物——共产党、八路军，包括区委和工作队，这些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关键在于这种抽象的力量是否能够具体地对“人心”进行改造？ 当小昌通过小旦再次向王聚财家逼婚时，王聚财已经不是原来的王聚财了，特别是软英更不是原来的软英了。赵树理既要写出他们的变化，同时更要显示出是什么力量带来了这种变化：“软英这好似后，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了，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不仅仅是长大了，而且还渐渐了解这个外面正在改变着的世界，“想来想去，一下想到小贵才十四岁，她马上得了个主意。她想：‘听小宝说男人十七岁以上才能定婚（晋冀鲁豫当时的规定），小昌是干部，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岁的孩子到区上登记。’”当年刘锡元来逼亲时，根本没有“登记”这一套说法，大家可以想一想，“登记”这一套规定是怎么来的？“今天打发小旦来说，也只是个私事，从下了也不过跟别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样，写个贴。我就许下了他，等斗争过后，到他要娶的时候，我说没有那事，他见不得官，就是见了官，我说那是他强迫我爹许的，我自己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之前的软英只会和小宝两人流眼泪，算日子，但现在她却有了主意。同样可以想一想她为什么有了主意？她的主意是从哪里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变化，虽然小旦、小昌逼着软英嫁给小贵，还把王聚财也给清算了，聚财只好把家里的十五亩好地和刘家给他们的彩礼交出来了，才算过了这一关。这个事情发生在1946年，但过了一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法大纲》，真正的“土改”开始了。村里来了土改工作团。王聚财“摸不着底，只说是又要斗争他，就又加了病——除了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十来天就没有起床。赶到划过阶级，把他划成中农，整党的时候干部们又明明白白说是斗错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来。赶到腊月实行抽补时候又赔补了他十亩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1946年开始的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确实走了一段“过激化”的弯路，不仅斗了中农，而且把地主也扫地出门。地主当然应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斗倒，但斗倒之后还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所以，要改正土改中某些“过激化”的做法。而要改正“过激化”，必然要清算其中起坏作用的干部。 像小旦这样的人物，“工作团一来，人家又跑去当积极分子，还给干部提了好多意见，后来工作团打听清楚他是个什么人之后，才没叫他参加贫农小组。照他给干部们提的那些意见，把干部说得比刘锡元还坏啦！”聚财低低地说：“像小昌那些干部吧，也就跟刘锡元差不多，只是小旦说不起人家，他比人家坏得多，不加上他，小昌还许没有那么坏！”安发说：“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些好事，像打倒刘锡元，像填平补齐，他都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大了就又蛮干起来。小旦提那意见还不只是说谁好谁坏，他说‘……一个好的也没有，都是一窝子坏蛋，谁也贪污得不少，不一齐扣起来让群众一个一个追，他们是不会吐出来的！’”小旦在“干部洗脸”的过程中，又要转过头来斗这些干部，他全盘否定“新力量”带来的变化，所以很容易见风使舵，否定一切。

工作团自然不能“否定一切”，只是纠正了某些“过激”的做法。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通过王聚财的眼光呈现出来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王聚财才说出了心里话：“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行动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一个说理的地方！”要真成为一个可以让农民“说理的地方”，关键在于土改不能简单地依靠某些积极分子。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就是当时赵树理强调的：“今后执行土地法，要靠土地法上规定的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再靠那些坏干部做。” 解决了下河村的“问题”，“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组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为什么要到上河村去，前面已经交代了，上河村的“填平补齐”同样有“过激化”的倾向，二姨把自己家的驴卖了，把做种的花生也吃了，因为害怕清算他们家。《邪不压正》描写新的力量介入农村，是从“上河”到“下河”，又从“下河”到“上河”，农村的变革刚刚开始，还要继续下去……

五、三种时间，三重道理

《邪不压正》描写的是农村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之间发生的故事，赵树理将外部世界的变化，最终落实到农民的生活世界、土地关系、婚丧嫁娶和邻里关系的变化上，通过书写看似日常的变化折射出巨大的社会变革。

关于《邪不压正》，其实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譬如除了有意构建的三种时间（农历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外，小说是否也利用了空间的变化？像院落与院落之间，同一院落的东房、北房、西房之间以及不同村庄之间（如上河村与下河村），这些空间的变化与小说需要处理的内容和问题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下去。

但在这儿，我还想进一步讨论《邪不压正》中“三种时间”的构建：一种是“公元纪年”的1943年，一种是“农历纪年”的中秋节，还有一种是王聚财在回忆往事时，用了“民国纪年”的民国二年。小说开头三种不同时间的记录方式，预示着赵树理要处理的三个层面的故事，或者说三种因素相互产生联系，不断冲突、改造和融合。与“农历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的乡村世界，也即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对于“时间”的理解就是对于“世界”的理解。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对于世道变化的理解。与“农历时间”相对的是“民国纪年”，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农耕社会，进入民国，遭遇现代，它本身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可以将其视为明清以来农村社会变化的延续以及不断危机化的过程。假如历史只在这两种时间中循环，那么，农民只会变得越来越穷，从自耕农变成贫农，从贫农变成雇农，就像小昌、元孩和小宝那样，要么没有土地只能给地主打长工，要么只有很少的地靠租地做雇工养活自己。“租”和“息”成为了悬在这些农民头上的两把刀，而地主则会说“算账才是理”，结果是利滚利，农民永远还不清。这个“恶性循环”必然带来农村的破产，农村的破产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农村的矛盾则越来越尖锐。第三种时间“公元纪年”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这种新的改变中国农村的力量，这种力量致力于打破“农历纪年”和“民国纪年”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正如费孝通指出得那样：“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这种致力于打破“恶性循环”的叙事，不仅出现在赵树理小说中，而且也成为“延安文艺”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譬如被视为“延安文艺”典范的歌剧《白毛女》，地主黄世仁逼债逼得杨白劳喝卤水而死，杨白劳死后，父债子还，喜儿被抓去黄家做丫鬟抵债；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她只能逃到深山中，头发变白了，所以叫“白毛女”，当地人叫她“白毛仙姑”。这也是地主压迫农民的一个“恶性循环”。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歌剧中出现了和喜儿青梅竹马的大春，他带领八路军解救了白毛女，白毛女又恢复了喜儿的身份。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了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了人”。关键在于无论是之前的“喜儿”还是后来的“白毛女”，都无法依靠自己来改变悲惨的命运，只有某种新的力量的介入，才带来了解放的转机。《邪不压正》同样如此，没有第三种时间的介入，就不可能打破原来两种时间的“恶性循环”。在小说中则表现为软英面对刘锡元家的逼婚，她和小宝都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哭着“算日子”。在《邪不压正》第一部分“太欺人呀！”中，无论是感叹命运的聚财，还是哭哭啼啼的软英，所有人都是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在这算来算去的“二十七天”中，只有上河村的八路军的到来，打倒了刘锡元，才改变了软英的命运。

不过，新力量的介入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农历纪年”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村的伦理世界和农民的生活世界，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讲“礼数”，有人称其为“礼俗社会”——与“礼俗社会”相对应的是“法理社会”，这是借用大家熟悉的费孝通的说法：“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新力量介入到农村社会，首先必须考虑与这个“礼俗社会”的关系：既要关联，更要改造。就像《白毛女》中带着“八路军”归来的大春，“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间秩序的归复者时，他才是政治的代表……也就是说，只有当大春的民间身份得到确认时，他的政治身份才得到确认。而这个由红军或八路军所代表的政治必须是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必须曾经带给人好日子，否则根本没有叙事功能”。 如果说《白毛女》侧重于“新力量”与“礼俗社会”的关联，那么《邪不压正》则强调了“新力量”对“礼俗社会”的改造。小说开头写道，小旦本是个坏蛋，但他来聚财家做媒人就要把他当媒人看待，他躲在后面抽大烟，还要给他送一碗挂面，小辈见了他还是要叫“小旦叔”。这就是农村社会的“讲礼数”；但到小说结尾，软英起来控诉小旦，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新的“法理”打破了“礼俗社会”的规则。法律规定不能包办婚姻，规定男女结婚要自愿，甚至规定了结婚登记的年龄。因为有了这些新的“法理”，元孩宣布散会，大家都要走，软英才能说：“慢点！我这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区长说：“我代表政权答复你：你和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定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以前农民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合法”一说。“到区上登记一下”的“登记”也很重要——赵树理写过一部小说就叫《登记》——这同样标志着一种“法理”的介入，正深刻的改变着原来的“礼俗社会”。

“赵树理”原来叫“赵树礼”，他名字中的“礼”之所以换成“理”，是因为他知道“礼俗社会”虽然也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礼俗社会”的“理”碰到了地主“算账”的“理”，就要一败涂地。在地主看来，“算账”才是“讲道理”，否则就是不讲道理，“礼俗社会”的“理”根本不值一提。就像小昌说的“势力就是理”，“礼俗社会”的“理”没有“势力”撑腰，自然不成其为“理”，农民的“理”碰到地主的“理”，肯定是说不上“理”，只能堕入“恶性循环”。假如农民固守由“礼俗社会”产生的“理”，在“恶性循环”中一定处于下风，必然出现如王聚财这样唯唯诺诺，什么事情都要看看再说的人。倘若农民都像王聚财这样，就无法打倒刘锡元这类大地主。因此，农民的这个“理”必须和共产党带来的“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打倒由“民国政治”撑腰的地主刘锡元的“理”。三种“时间”到来了三重“道理”。《邪不压正》最后写道，王聚财说：“这真是个说理地方！”如果按照农民的“理”，刘锡元和小昌都是仗势欺人，不合“礼数”，但农民对他们没什么办法，只能默默忍受。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区委、法院和工作团，终于有了一个“说理”的地方。只因有了新的“法理”的介入，农民的“理”才得以申诉，受欺压的状态才得以改变。就像小说中王聚财憋了一肚子气，气得“生病”了，可一旦可以“说理”，他的“病”就好了。从象征层面上看，“病”“理”相通，说通了“道理”，“病”也就好了。由此可见，“赵树理”的名字改得很有“道理”。

2014年11月11日初步修订

2015年元月3日再次修订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一期，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