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热炒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古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与斯巴达战争所作的总结：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依此类推，中国是“新崛起的大国”，美国是“现存大国”，两国之间爆发严重的冲突不可避免。

但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分辨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因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国古代智慧和希腊智慧有共通之处，“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 下面我将结合中国古代智慧与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证明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和斯巴达战争

和平的经济收益大于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个根本性区别是经济。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微不足道的——年增长率可能低于0.1%。国家间不存在经济合作以促进经济显著增长的客观可能性，使得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产、奴役别国人民等，成为合理的政策。

工业革命大幅促进经济提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相对经济利益。韩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增长几乎未曾问断过。相比之下，上个世纪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不管它们是输或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衰退，而和平则带来经济扩张——美国是一个例外，它因为二战实现了其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终结了欧洲作为近500年来世界最有活力经济中心的地位。

同样，二战后，美国发动的战争导致其绝对优势相对下降。越战引发经济动荡造成的通胀，使得美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元气。据估计，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耗资1万亿至3万亿美元，这导致奥巴马不得不大幅削减美国军事支出，以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过，能否保持大国地位取决于是否拥有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以及避免打仗的成本大于收益的能力。

除了成本外，根本的原因是，和平与经济上升、战争与经济下降的关系显而易见。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这包括国际劳动分工，而国际劳动分工需要和平的环境。因此，在当今时代，和平的经济收益几乎总是大于战争的经济收益。

工业革命以来的战争教训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集中精力研究类似1914年或者最近发生的重要州际冲突，而非修昔底德陷阱。我将根据工业革命以来所爆发的冲突教训，分析中美爆发重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19世纪时期，英国是“现存大国”，美国是“新崛起的大国”，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速比英国快得多。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规模开始大于英国；到1918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实例证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和当时的“新崛起的大国”——美国之间并未发生重大战争。原因何在？

如果英国对美国发动战争，那么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击败，因此英国从未着手对美国发动战争——自杀对英国资本主义来说并非一个理性的政策！英美关系证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中美从下述冲突中可借鉴什么经验？

一战：衰落的大国具有侵略性

此外，核武器的问世意味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也会更大。这当然是格雷厄姆·艾利森回顾美国历史研究发现，16世纪以来16个崛起的世界或地区大国中，除了3个最近崛起的大国尚存，大多数早期崛起的大国均已灭亡的一个原因。

但即使经济状况相较修昔底德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显然也不能阻止战争发生，比如一战和二战。所以，它们是按时间顺序分析。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在分析1914年爆发的一战时，将中美关系与英德关系相提并论——美国相当于 1914年的“现存大国”——英国，中国则相当于“新崛起的侵略性大国”——德国。但是，这种类比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历史学家分析了德国选择1914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原因是，当时德国正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但在与俄罗斯的经济竞争中日益处于下风，且与美国相比，其军事地位日益恶化。 1912年，德国总参谋长冯·毛奇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声明，称“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越早越好！”据他解释，就对比俄罗斯与德国的军事实力而论，德国军队财政开始吃紧，意即德国执政界感到他们权力的顶峰已过去，德国军力现已大大变弱。

中国目前的形势与1914年的德国完全相反。与最强大的经济对手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中国的军事地位仍远不如美国，但其军事实力正日益增强。因此，对中国来说，合理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侵略，等待时机。时间在中国而非美国的一边。事实上，如果真要对1914年前的情况作类比，扮演德国好战角色的最佳候选人非美国莫属。美国的军事实力现正处于顶峰，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速不及中国。

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记录。对1914年类比的结论是，日益衰落的大国——美国是具有侵略性的。

二战：国家虚弱会导致战争

历史学家对二战的发生并不感到意外。英国和法国对纳粹采取姑息态度，导致纳粹德国坐大，从而让希特勒有能力发动战争。同样地，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中明显露出疲态，导致希特勒得出他可以在1941年袭击苏联的结论。二战事例表明，国家虚弱会导致一个国家快速陷入战争。

冷战：美国虚弱时“爱好和平”

接下来谈1945年后的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都没有发动对彼此的战争的原因不足为奇——彼时两国都有核武器，如果两国真发动战争，那么两国都将毁灭。因此，两国间的冲突只是局部的，并且都是通过代理人进行。最重要的是，冷战检验了两国的相对经济活力——苏联的国力在上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当时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40%至45%。但到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没有启动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导致其经济陷入停滞。苏联并不是在军事上被打败，而是因为其经济失败了。

冷战的深层教训是，当美国国力虚弱时，那么其就“爱好和平”，比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和中国建交，在越战失败的背景下，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但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恢复实力时，启动了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当时，苏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经济虚弱。因此，美国在经济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里根当时加强军备建设并非旨在打仗，而是为削弱苏联经济。

美对华动武需要两个条件

当前的中美关系可借鉴什么历史经验，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其一，如果中国示弱，那么美国会变本加厉地针对中国推行侵略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所犯的这个灾难性的错误，推动苏联解体。戈氏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格·阿尔巴托夫曾对美国称：“我们将解除贵方的后顾之忧，不再当美国的敌人。”他还主张对美国作出最大幅度的让步。美国一方面笑纳了这些让步，另一方面加快分裂苏联的进程，推动北约部署军事到俄罗斯边境。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这一教训体现了冷战的本质——当美国感觉自身虚弱时，其会采取“友好”的立场；当美国感觉自身强大时，其则会推行侵略性的政策。

中美关系截然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当时，苏联军力强大，但经济虚弱：虽然美国不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其在经济上更强大。因此，美国的战略是转移斗争焦点到经济竞争。中美的相对优势截然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但美国拥有全球的军事优势。所以，美国的战略是：试图将斗争焦点引向军事紧张，比如在南海挑衅中国；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比如将中国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

美国试图将斗争焦点转移到军事领域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吗？不会！因为美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社会分为几个阶级。

美国单单加强军备对付中国，就需要大量调配民用资源到军事用途，更别提与中国打仗了。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年增长率约为2%，这意味着美国民众生活水平增速会放缓或下降，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只有在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对中国动武。

首先，如果美国民众遭受巨大的失败，无力阻止其生活水平的大幅下滑，然后主要的资源可在无阻力的情况下转移到军事支出。当然，当美国民众感到其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正如二战时感受到日本的威胁一样，其会对其他任何国家展现同样程度的抵触情绪。因此，中国避免威胁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但1945年以来的趋势显示，美国民众越来越不原意为非核心利益作出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发动的战争祸及经济产生的一种副产品。

按照时间顺序，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抵触程度如下：对朝鲜战争的抵触微不足道；对越战的反对力度最初很小，但后来渐渐增大，直至迫使美国政府结束战争；2003年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力度最初就很大，现在则是压倒性地视之为灾难；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中东卷入新的战争。

由于中国不寻求对抗美国的冒险政策，因此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愿意为对中国动武作出牺牲。

其次，如果中国经济严重放缓，美国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样，美国可以在不对其民众造成重大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在军备建设上超过中国。中国无法决定性影响美国的趋势，但最基本的条件是，中国必须足够强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成就。

这两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的。中国越强大，美国民众为对抗中国所付出的牺牲就越大，因此他们就会越不愿意忍受这一点。认为“中国增强实力会激怒美国”的想法，完全违背事实。中国实力虚弱才会使中美敢于向中国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