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2016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政策对话大大增加，但其性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西方国家陷入长期新平庸的背景下，中国的思想领导力，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力，正稳步赢得国际信誉。这一趋势在最近发生的三件大事中得到明显体现：

• 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

• 10月13日至15日在中国重庆召开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 10月15日至16日在印度果阿召开的“2016年金砖国家峰会”。

事态发展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它们只不过是三十多年来中西不同经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不同结果的一个集中反映，中国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其经济增长结果优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其他经济体。

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事实——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大幅提升，证明了中国的经济道路是正确的。同期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则大幅下降。新形势的变化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客观体现：现在在国际经济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经验。

笔者在10月中旬参加重庆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时，这种感触日益加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国际讨论。其他国家借鉴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的越多，国际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中国亦可趁势发展。概括地说，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思想领导力提升，不仅会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自身有益。

下文将分析国际经济讨论中的这些客观与主观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比如，林毅夫和张维迎近来围绕产业政策所展开的争论，就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1978年至1980年成为中国和西方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1978年至1980年几乎同时确定了新的发展道路：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启动了改革开放； 1980年，西方在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和刚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的支持下着手起草“华盛顿共识”。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基本框架一直持续到现在，并成为当前的经济讨论的一个历史大背景。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十五年后，这两种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从1950-1977年的低于5%飙升至1978-2015年的9.8%；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从1950-1980年（里根上台前一年）的低于3.7%跌至1980-2015年的2.7%。

也即是说，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1980年后，实行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很多主张成了“华盛顿共识”的条文）政策的美国则经历了经济放缓。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详细的分析。

从政治角度来看，结果同样显而易见。2016年，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和英国遭遇了主要国家中最为严重的政治动荡：特朗普的崛起搅得美国政坛人仰马翻、民众分歧加剧；英国非理性的脱欧公投拖累英国经济，导致英镑大幅贬值。英美两国遭遇的经济放缓和严重的政治动荡，纯属里根主义政策的后遗症。

但显然，尽管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遭受双重失败，“华盛顿共识”政策而非中国成功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却受到负责全球经济治理的机构，尤其是IMF和世界银行的推崇。事实也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错误的。“华盛顿共识”正式生效的1989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为28%，发达经济体为84%，中国则不到 2%。

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为世界最快增速，但中国总体经济规模仍然很小。英语有一句名言：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尽管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共识”被证明是失败的，但上世纪80年代IMF/世界银行却极力主张这一失败的政策，而非中国成功得多的政策。

1979-2016年 中国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时间已经过去近四十年，现在也是时候用事实检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这两种不同的政策了。 1978年后中国经济连续数十年取得成功，198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放缓，世界经济形势因此发生质变，这反过来开始改变世界经济讨论格局。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这必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经济讨论中的重要性已经稳步或者大幅提升。

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从 1989年至2015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从28% 降至 24%，中国则从2%升至15%。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16%升至35%。中国从占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西方经济机构认为更能反映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这种变化更引人注目。 2015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7%，超过美国的16%，这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现已超过半数，为53%。总之，从1980年里根当选，以及 1989年“华盛顿共识”正式生效以来，中国和发展中经济体已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但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政策没受到国际广泛研究也存在一个主观原因：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过于低调。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遵循邓小平所主张的“韬光养晦”政策。中国强调“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虽然邓小平也谨慎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低调行事，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只有那些对国际经济趋势抱有极大兴趣的人，才会对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给予足够的重视。

相继效仿中国模式的国家成绩斐然

虽然中国没有要求别国认真研究其经济政策，但其也没有阻止别国这样做。其三个邻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就深受中国经济模式影响，他们同样成绩斐然。

除人口低于五百万的小国或者石油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外，拙文《世行数据中隐藏着一个秘密》对“华盛顿共识”问世以来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详细的国际比较，四个国家取得了世界最快的人均GDP增速，他们的排名按递减顺序分别为：中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

现实再次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远比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表现优越。这项政策在其他国家而非中国取得同类结果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确实符合邓小平所说的“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只适用于中国。

中国的成功吸引了中南半岛诸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关注，他们效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后，导致中国的经济战略影响进一步蔓延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印度。

印度现任总理莫迪在其先前担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经常访问中国。莫迪政府任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研究员、《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一书的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为首席经济顾问。

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新经济政策呈现三方面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强调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其次是强调发展制造业，三是吸引投资，让卢比汇率更具竞争力。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策是效仿中国模式。

正如中南半岛那些国家一样，印度经济增长成绩斐然，帮助其与中国一道，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除了印度这个典型例子外，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投资所发挥的作用，也开始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是过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自2004年以来，该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并因此实现了贫困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该国资源较为贫乏，并未像其它许多非洲国家那样从大宗商品繁荣中获益，其经济自由化进程和体制改革也并未像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一贯建议的那样扮演主要角色。

这一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大幅增加公共投资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占GDP的5％，到2011年的19%，增速全球排名第三。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动了一场预算支出高潮，修建公路、铁路、电站，以及一项令大部分贫困农村地区生产力显著提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他谈到拉美的情况时指出：

“至于拉丁美洲，玻利维亚是稀有矿产出口国，在当前商品价格低迷时期还不至于爆发危机。在拉美总产出萎缩（约0.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的背景下，该国2015年全年GDP增长预计保持在4％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公共投资，而总统莫拉莱斯也将此认定为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从2005年到2014年，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总额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从6％提升到13％，而政府则计划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提高该比例。”

综上所述，1978年或者1989年时国际上极少数寻求借鉴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家，现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势力。显然，这是中国的思想领导力近来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加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在不同论坛上的作用

当然，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力日益提升，在近来召开的不同性质的论坛上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体现。

• 杭州G20峰会汇聚了世界政治经济界最有影响力的角色——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中国作为G20主办国，具有设置议程、提出倡议的最大权利和引领作用，但G20成员国涵盖世界上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任何倡议的达成必须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意。

这意味着，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拥有否决G20倡议的权利。而这同时又是G20的典型特征：规模大、代表性强。因此，G20无法快速推进任何一项倡议的达成，其潜在作用主要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战略，而这会限制G20发展进程。

• 金砖国家峰会任何倡议也是如此，它必须是拥有实际否决权的所有与会成员国达成共识才能生效。但由于其中四个成员国（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均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半发达国家，使得金砖国家的共同利益清晰明确，因此金砖国家比G20在思想和行动上作出决策时要快得多。

比如最近在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明确强调了发达经济体呈缓慢增长的趋势，并提出了超越G20共识的解决方案，比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消除贫困，促进并强化发展中国家利益。

• 在重庆召开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则展现了不同的特点，它的与会代表来自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这轮对话会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思想领导力作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政党就应效仿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从讨论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借鉴其他政党经验。但在某种意义上，对话议程明显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许多会议报道和讲话也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方面的出席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重庆市长黄奇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和其他许多嘉宾。

与会的还有许多外国嘉宾，包括上文概述全球经济趋势时所特别提及的印度的人民党执委会委员、发言人戈帕尔•克里希纳•阿加瓦尔（ Gopal Krishna Agarwal）等等。

 值得赞扬的是，就思想深度而言，这次对话会所设置的框架超过G20共识——但当然，重庆对话会是一个供讨论的论坛，而非一个决策机构。

全球贡献还未被广泛认识

总结当前的趋势和事件，有必要对中国思想领导力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它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但这些作用受重视的程度与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相比，还有差距。中国已在全球金融倡议方面比如亚投行（AIIB）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不赘述。

• 就世界经济增长而言，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07年至2015 ，单单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量加起来就高达8.2万亿美元，美国的这一数据为3.5万亿美元。

• 就当前世界经济总体权重而言，按照当前汇率计算， 2015年金砖国家占世界GDP比重为22%，欧盟为22%，美国则为24%；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现在的领先优势引人注目，美国占世界GDP比重为16%，欧盟为17%，金砖国家则为31%。但金砖国家的政策连贯性和机构实力不仅远不如美国，而且也远不如欧盟——就世界经济权重而言，发达经济中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的国际权重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已经在中国之外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已经在中南半岛诸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在发达国家，由于其宣传机构的意识形态原因，数十年来“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即将轰然坍塌”、“中国将遭遇硬着陆”等类似的报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事实是，这样的预测早已破产。

中国之外的“中国通”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则客观得多，越来越多的经济界人士现在也开始客观认识中国，拙文《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客观认识中国》对此过程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经济讨论中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加

上述分析的关键点是，这不仅仅事关思想领域斗争，而是决定中国在国际经济论战当中的份量不断上升。受中国发展战略影响的国家的增长表现，优于那些效仿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这是决定性因素。受中国发展战略影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正逐步增加，而效仿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则正逐步下降。对其他国家来说，实际的经济成就当然比设想的经济理论更具说服力。

但这种经济现实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加。由于“华盛顿共识”政策和里根经济学的影响，西方国家陷入低速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相比之下，受中国的经济政策影响的国家则继续保持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正如上述分析所示，这意味着，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经济讨论中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加。也即是说，国际经济讨论中的“资产负债表”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将继续对中国有利。

但这种发展态势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而且也有利于中国自身。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受发达经济体缓慢增长所拖累，造成了更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背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全球贸易缓慢增长，进而连累中国出口缓慢增长。中国政策的国际影响力越大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加速，中国自身亦可从中受益。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讨论不仅有利于其他国家，也有利于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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