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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近来在其题为“迎接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的演讲中指出，2050年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或从美国转到中国：

记得在1995年，中国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时，我应邀写了一篇祝贺文章……在那篇文章当中我还做了一个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纪很可能会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当中出现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英国，到现在为止，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原因是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转移。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发展，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很有可能到2025年前后，中国也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到全世界的18%，到2025年会超过20%，到2050年中国占全世界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25%-30%之间，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当中最重要的中心，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有可能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的确，在过去3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其经济思想的优越性早已得到了实践验证。最重要的是，邓小平、陈云及其合作者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体制，也是最高水平的智慧结晶。拙著《 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和拙文《邓小平：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对此有详细的分析，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前往查阅。

中国的成功经得起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是因为其政策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的。正如林毅夫指出：

“当时还有一个共识，即像中国那样推行渐进的、双轨的转型下的经济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更没有效率。但是现在回过头看，中国是过去40年当中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的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进行转型的国家则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不管是从正面例子（中国自身取得的经济成就）来看，还是从负面例子（效仿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惨遭失败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被证明是优于西方的，也是正确的。从1991年采纳西方主张的“休克疗法”到1998年的7年时间里，俄罗斯GDP下降了 39%，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在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崩溃。

正如1992年4月我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为何落败? 》文中所言，这样的灾难是完全可以提前预测的。该文最初是以俄语发表，反映的是1992-2000年曾居住在莫斯科的笔者试图说服俄罗斯政府采纳中国经济改革模式，而非西方经济学家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应当指出的是，该文完全是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做出的分析，因为我当时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与任何中国经济学家有过直接接触，虽然我当时已潜心研究西方媒体出版的有关邓小平、陈云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的著作多年。

因此，我认同林毅夫所说的“中国经济思想优于西方”，以及他所预测的“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并非基于近来的形势变化，而是基于我30多年对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及对比中国经济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实践结果作出的判断。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形势的详细分析，反映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G7集团的形势变化，加深大家对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转向中国的认知。发生这一形势转变，是由于西方经济体陷入了“新平庸”。“新平庸”一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首创，这也确实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

确切地说，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G7集团的衰退不似1929年大萧条后来得猛烈，但由此导致的极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得G7集团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速比在大萧条时还要慢。这样的形势给G7集团带来了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内政问题上的诸多恶果（详见文末总结）。为避免引起误解，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思想中心将因当前形势转移到中国，但并不代表他们认同本文的具体分析。

为进一步论述世界经济趋势，也为避免选用数据有偏袒中国之嫌，下文引用的数据均源自IMF每年发布两次的未来五年世界经济预测。

IMF的预测表明，G7集团经济动态和拙文《美国中长期经济将缓慢增长》所作的分析基本一致：2017-2018年G7集团经济将出现周期性的适度好转，但这不会转化为进一步加速发展。相反，2019-2020年G7集团经济增长将极为低迷。

宏观经济趋势的详细分析证明，2017-2018年G7集团经济出现有限好转的原因和美国一样。但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暂不对此进行详细分析。本文旨在概述IMF预测，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IMF预测

本节谈回世界经济趋势。图1呈现的是IMF预测的G7集团未来五年经济增长趋势。可以看出，经过2016年仅为1.4%的低迷增长后，2017-2018年G7集团GDP增长出现适度好转：2017年为2.0%，2018年为1.9%。但 2019年将降至1.6%，2020-2022年甚至降至1.5%。根据IMF预测，G7集团GDP增长将呈现“好两年-差四年”的模式。

图1

西方经济陷入“新平庸”

根据IMF预测，由此带来的累积效应是，G7集团将陷入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新平庸”状态。特别是按照移动平均线计算的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可清楚地体现这一趋势（见图2）。

图2

按照较短期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结果显示，由于受到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影响，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急剧下降。但按照较长期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则几乎可以消除此周期性影响，但是不管采用哪种计算方式，都可以明显看出G7集团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是非常缓慢的，尤其在跟其之前经济表现相比的情况下：

1.根据IMF预测，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3.1%降至2022年的1.6%；

2.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 2.9%降至2022年的1.7%；

3.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2.9%降至2022年的1.5%。

概括来说，不管是按照何种移动平均线计算，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G7集团GDP年均增长率均呈严重下降趋势，未来五年甚至仅为1.5%-1.7%。

因此，IMF所预测的“新平庸”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克服的，而是在未来五年仍将持续。也即是说，2017-2018这两年G7集团经济形势的好转纯粹是短期效应，不会转化为新一轮更长的繁荣期，此后还会再次恶化。

地缘政治影响

1929年大萧条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将之与当前形势比较，有助于看清现状的主要特征。因此，图3为大家呈现了1929年后和2007年后14年间G7集团GDP增长率变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段的经济动态。

图3

1.1929年后G7集团GDP下降幅度比2007年后更大——1929年后最大降幅为17.5%，2007年后仅为4.0%；

2.但是，在最初的衰退之后，1929年后G7集团GDP总增长率远快于2007年后。由此带来的累积结果是，同样是危机过后的10年，1929-1939年G7集团GDP总增长为15.9%，而2007-2017年仅为10.9%。这意味着，截至2017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后G7集团GDP总增长率实际上慢于大萧条后同期时段。

3.时间跨度越长，差距越大。据IMF预测，2007-2022年这15年间G7集团GDP总增长率仅为20% ，而1929-1944年这15年的增长率则为62%。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后G7集团GDP增速慢于1929年后的增速。如果说1929年后的经济形势被称为“大萧条”的话，那么照此类推，当下的“新平庸”阶段或许可以被称为“大停滞”了。

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最后，为简要论述这种趋势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首先必须明确指出，上述分析针对的仅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G7集团，而非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事实上，正如图4所示，根据IMF预测，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快于G7集团的趋势仍将继续：

1.根据IMF预测，2007-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将增长109%，G7集团仅增长20%。

2.根据IMF预测，2016-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将增长33%，G7集团仅增长10%。

图4

换言之，“新平庸”是G7集团而非世界其他经济地区的特征。特别是，当G7集团陷入持续低增长时，发展中经济体GDP将以更快的增速发展——据IMF预测，2016-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将达到 4.9%，而G7集团仅增长1.7%。此外，IMF还预测，未来发展中经济体GDP总增长的44%（近一半）将来源于中国。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重要经济项目如“一带一路”地区经济增长形势也是如此。

其次，G7集团这种极为缓慢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内政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文谈到的仅是GDP增长率，考虑到G7集团在过去5年人口年均增长0.54%，其人均GDP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见图5）。

图5

据IMF预测， 2016-2022年，G7集团人均GDP年均增长仅为1.1%。这样的低迷增长也意味着，任何周期性经济衰退都会使人均GDP降至极低的水平。比如，2016年的重大政治动荡——英国非理性脱欧，特别是特朗普违背美国绝大多数建制派的意愿当选总统，导致G7集团人均GDP年增长率跌至1%以下。2016年，美国人均GDP同比增长仅为0.8%，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长更是跌至0.5%。

G7集团这种极为低迷的经济增速带来的明显后果是，其内部政治动荡仍将继续。

最后，重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G7集团尚无能力克服经济低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且这种经济缓慢增长的模式仍将继续，这些都明显地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不足。正如林毅夫所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导致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陷入停滞。同样，也致使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陷入经济灾难。此外，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缺陷也导致2007年以来西方经济体无法解决经济陷入“新平庸”、“大停滞”的难题。雪上加霜的是， 根据IMF预测，未来五年这种窘境仍将继续。

结论

不管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上述世界经济趋势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结论如下：

首先，应该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具体特征加以了解，并未雨绸缪。正如习近平曾援引中国哲学家孟子的话：“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这句话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指，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万物都是与众不同的。

1929年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让人们见识了最迅猛的经济衰退；紧接着，二战后迎来了经济迅速复苏并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因此可能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觉：经济要么处于快速下降状态，要么处于繁荣状态。但是，眼下G7集团的经济形势特点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它陷入了“新平庸”，一种长期的缓慢增长模式。

其次，在长期缓慢增长的框架下，经济的周期性影响依然存在。比如，继2016年极为缓慢的增长之后，2017-2018年G7集团经济出现适度好转，但仍将陷入缓慢增长模式。“新平庸”意味着，这样的好转只是暂时的，不会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在此基础上，IMF预测G7集团将于2019-2020年陷入新一轮低迷。

第三，“新平庸”必然意味着G7集团内部会在地缘政治、国内社会和政治方面陷入动荡局面。

第四，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陷入停滞，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些都体现了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错误性，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G7集团仍无法摆脱“新平庸”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不管从经济政策还是社会稳定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受到这种明显的错误思想的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说将非常危险。

第五，回归本文的出发点：G7集团陷入长期“新平庸”，代表世界经济思想中心部分转移到中国。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任何国家没有先例，中国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套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前苏联惨遭失败，令G7集团陷入“新平庸”，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第六，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同样，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发挥的领导作用也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自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来，“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超过了美国二战后发起的应对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的领导作用不断提升，这也是由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中国领导人最大化地扩大了这种理念的国际影响。正如拙文《相比特朗普主义，习近平“命运共同体”为何赢得国际社会青睐？》所分析的，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尽管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如国家领导人，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虽然国外早有关于中国经济政策、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经典作品。但在目睹了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在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反衬作用下，中国当代经济思想著作被越来越多地翻译成外文，并日益为非中国经济学家所熟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许多国际代表排队想与林毅夫交谈   作者供图

比如余永定已为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撰写专栏长达七年，现在他的作品也经常被西方财经媒体引用；胡鞍钢关于绿色增长和相关问题的书籍被翻译出版；倡导并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林毅夫在国际上发表了多部著作，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更是成为波兰发展计划指导理论。我本人则是直接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作品，了解到中国智库与国际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升。但在中国之外，许多重要的中国经济学家并不具知名度。不过，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缓慢增长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叠加效应，将逐步加快扭转这种情况。

G7集团深陷“新平庸”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和影响非常重要：西方经济思想没有能力摆脱“新平庸”困境，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实践和思想中心向中国转移。再者，G7集团无法克服经济持续低迷难题，也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转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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