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政府霸道且单方面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不公正地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官方和非官方制裁，中国在应对时应考虑到诸多因素。鉴于一些细节只有那些直接参与谈判的人才能知晓，因此本文不打算论述中美贸易关系的任何战术性问题，而将只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以说明中美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事实将清楚地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制造的问题， 与中国无关。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搞清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根源在于美国内政策，而非中国产品最简单的方法，是了解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此相关的数据清楚地显示，美国国际收支开始恶化是由于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而这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之前就已发生。

首先谈谈国际贸易中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货物贸易。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图1为大家呈现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比较。可以看出，从1889年至20世纪70年代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顺差。和平时期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就很大，占其国民生产总值（ GNP）比重为1%左右，一战与二战期间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1889-1975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NP累计比重达到64%，即几乎占其GNP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截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货物贸易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概括来说，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货物贸易几乎每年都是处于顺差状态，累计余额也为正数。

图1

图2呈现的是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比较。运用中期移动平均线计算有利于看清基本的历史趋势，因为它可以消除个别年份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如图2所示，从1894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多年间，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基本上一直处于顺差状态。

图2

从图1、2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系统性地急剧恶化。分单年来看，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从1975年0.8%的顺差转为2006年 6.1%的逆差，201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GNP比重为4.3%；分总年来看， 1975-201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GNP比重为96%。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趋势更加明显。1980年前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GNP比重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随后陷入巨额逆差，2012年达到5.8%的峰值，2017年这一比重仍为4.3%。

因此，美国经济历史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889-1975年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具有高度竞争力，1975-2017年这种竞争力则急剧下降。

美国国际竞争力呈恶化趋势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中期，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开始处于持续逆差状态，而中国那时还未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占世界GDP与世界贸易的比重极低——根据世界银行最早的数据，1978年中国占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仅为0.5% ，1982年中国对世界货物出口的贡献率为1.1%。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极低，而当时美国货物贸易陷入巨额逆差。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竞争力基本上呈恶化趋势；从1980年代起，美国的货物贸易地位严重恶化。总之，美国货物贸易差额恶化，即美国货物贸易竞争力丧失，是由于美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地位恶化，与中国无关。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

到目前为止，仅对国际货物贸易进行了分析。虽然它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是国际贸易的唯一一部分。从理论上来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呈长期恶化趋势，可通过提高美国在其他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来弥补.。事实上，美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此外，美国海外投资收入也一直保持着顺差。鉴于服务收入或外国投资收入与货物出口收入同样有价值，因此要了解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就应评估国际贸易这些不同领域的相对重要性。

为分析这一点，图3为大家呈现美国贸易差额与国际收支逆差占GNP比重比较。另外，为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将之细分为三大项——货物贸易，货物与服务贸易，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即包括除贸易外的净投资收入）。如图3所示，美国服务与投资收入逆差低于其货物贸易逆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NP比重为2.4%，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占GNP比重为2.9%，货物贸易逆差占GNP比重为4.3%。

但图3也证明，美国服务与投资收入顺差不足以抵消其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再次分析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及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就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这两项一直保持着顺差。从那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即美国国际竞争力严重恶化。

图3

为举例说明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呈整体下降趋势，图4为大家呈现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全面衡量美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指标——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GNP比重比较。可以看出，1981年前美国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顺差状态。 1981年后，美国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2012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NP比重达到5.2%的峰值，2017年这一比重仍维持在2.3% 。美国国际收支数据充分证明，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货物贸易与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即美国国际竞争力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正如上文所述，数据再次清楚地证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1981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进口的贡献率为仅0.8%，占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比重仅为0.6%。数据清楚地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际竞争力整体急剧下降，而这与中国无关。

图4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并非是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所谓“经济侵略”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运算结果。因为反映美国竞争力下降的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增加，如果美国与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比重保持不变，必然将导致美国与后者的逆差规模（逆差额与占美国GNP比重）增加。这仅仅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并非是由于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亚的所谓“经济侵略”。

林毅夫的数篇作品，包括他的文章《对中国进口征收高关税会削弱美国》与他的演讲《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贸易失衡》，详细阐释了他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正如他指出：

“1985年后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增加主要受到东亚经济的演化的推动。随着其工资水平上升，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消费品；接着它又转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口这些商品，最后，这些进口品的源头又转移到了中国。”

因此，下文将就美国国际竞争力长期恶化的背景提供进一步的数据，以验证林毅夫的分析。

鉴于此，图5为大家东亚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比较。可以看出，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有必要指出的是，林毅夫所做的分析是按不变价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贸易方向统计》则是按当前汇率计算。正如趋势线所示，自1980年以来，东亚地区对美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整体比重并未上升。

但东亚地区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不断增长，必然意味着东亚对美国逆差的规模呈上升趋势。这并非是由于美国受到东亚所谓的“经济侵略”，而是仅仅因为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呈整体恶化趋势。

图5

图6、7均呈现同样的趋势。虽然图5显示，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并未增长，但反映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美国贸易逆差整体增加，意味着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GNP比重呈上升趋势——图6是按照同比增长计算，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图7所反映的趋势更为明显。按照同比增长计算，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GNP比重从1980年的 0.6%升至2017年的2.8%，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这一比重则从0.8%升至2.7%。

图6

图7

但正如图5所示，尽管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GNP比重呈整体上升趋势，但东亚对美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比重并未上升。因此，东亚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由于美国贸易竞争力整体恶化，而非是由于受到东亚所谓的“经济侵略”。正如林毅夫所强调的，在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迅速增加的同时，东亚地区占美国贸易赤字之比有所下降。

这种趋势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正如林毅夫指出：

“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规模被系统性地高估了，因为其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资本密集型元件主要从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口。这是基于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直接结果。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对美贸易盈余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并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无法从这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中获益的，它在半个世纪前便不再具有这类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重新开始制造这类产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由此带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正如林毅夫指出：

“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承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的成本。美国消费者对日常必需品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而改变。美国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让其消费者付更多的钱，要么从越南、印度和非洲进口。但由于从这些经济体进口的商品价格更高，美国进口的改变在降低对华双边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这些国家的赤字。因此，结果是一样的：美国消费者将为同样的商品付更多的钱。”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将降低美国消费者（即美国民众）生活水平。

结论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不再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地位长期恶化的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在此将仅对最重要的经济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进行分析。

就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产生的根源，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点出了原因。她指出，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是一国的支出超过了其收入。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完全等于该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储蓄缺口)。

要了解造成美国支出大于收入这一形势的根源，就有必要回顾纳粹领导人赫尔曼·戈林（ Herman Goring）就德国有必要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那他将选择枪炮时发表的名言“枪炮使我们强壮，而黄油只会让我们肥胖”。通过这种类比就会明白，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即美国支出大于收入的原因，不过是由于美国试图同时拥有枪炮和黄油，但无法同时负担得起而造成的。

美国支出大于收入是由于其试图维持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支出，同时试图避免因为军事支出融资令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在国内引发比当前更严重的政治不满所致的。美国无法同时负担枪炮（高昂的军事支出）和黄油（较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美国支出将大于收入，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扩大。美国要使支出与收入一致，即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就必须要么削减枪炮支出，要么削减黄油支出。换句话说，美国最终将被迫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

鉴于此，从自身的福祉出发，美国人民当然是选择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削减美国军事支出以及放弃与此相关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后者不仅给美国生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而且导致美国士兵死亡，并在美国干预的国家（例如伊拉克、利比亚）制造混乱。但遗憾的是，美国政治当权派希望维持军事支出，这与美国人民的利益相悖。而这将对美国民众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美国政治当权派试图将其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归咎于其他国家。但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造成的，与其他国家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是美国政府为转移民众注意力而隐瞒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原因，转而指责其他国家，并对其他国家发动经济攻击，甚或军事攻击。简言之，危险在于美国经济失败会使其变得更具侵略性。鉴于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应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能够抵御美国这种莫须有的攻击，同时还应准备应付美国的经济攻击。

最后，再如本文开头强调一遍，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制造的问题， 与中国无关。尽管事实如此，中国在实际应对时应考虑到诸多因素。但另一方面，了解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根源也至关重要。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财迷”，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