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40期重阳论坛暨《别误读中国经济》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书作者、英国前高官罗思义（John Ross）在会上发表了相关演讲。本文由观察者网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

【文/ 罗思义】

我今天要讲的是些总结性的概念。

中国是否还在执行社会主义道路？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尽管中国在1978年之后有市场的改革，但有一个基本的持续性，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及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实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

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尽管中国现在发展快速，但也要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做出承诺，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多西方议会制国家借此批评中国，因为大家觉得中国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坚守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没有说建立类似西方的议会制度。

目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存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一些误解在中国媒体上有时也会出现。我这里罗列三点：

1.误将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忽略了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2.对苏联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存在误读。

3.对西方经济学早期的错误视而不见。

第一种误读，没有看到中国两个发展阶段的关联性。

中国有一个说法“为人民服务”，而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实现了为人民服务。

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总体状况的最佳指标，因为它的延长需要好的消费、好的医疗教育、好的环境等一系列优良条件为基础，反之，寿命预期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用平均预期寿命做指标。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基本是在相同的时间实现了政治的稳定——1947-1949年，印度从英国手里获得了独立；中国于1949年成立。这时期，中印两国的预期寿命几乎在同一起跑线；而1960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有些波动，但预期寿命与印度差值开始拉大；至1978年，印度的预期寿命已落后中国近12年；之后，中国预期寿命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再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比，比如巴西、印尼。本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在1949年是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的，但后来超过了。此外，1960年，58.6%的世界人口预期寿命高于中国；但到2016年，这一数据降至22.9%。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因为2016年，30%的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但只有22.9%的国家的人均寿命高于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进步已领先经济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首先生命要延长。从这角度来讲，中国肯定是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的。

第二种误读，关于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设计师，他们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且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邓小平在很多重要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后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后来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谈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无法在短期内被除去。邓小平在其著作中也诠释了这样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演讲和著作中，有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即“按劳分配”。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是最好的；但当时阶段这一设想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分配必须和劳动相关。这代表一下子消灭不平等是不可能的，要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经济需先高度发达，而中国距离实现经济高度发达、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要求，还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研究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文章和理论，就会意识到，他引用了非常多的马克思理论。比如，他判断“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只是“初级阶段”这概念从未在别的地方——如前苏联的文献——被引用过，是中国独有的体现。中国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由此衍生而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合。

那么，为什么会被误解背离马克思主义呢？1928年，前苏联提出了另一个思路，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体系。

过去500年中，世界上主要有三大经济体制：

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是由个体发明出来的，而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分析总结出来的体系。

第二大体系，即是斯大林在1928年推出的经济体制，有人称它为计划经济，但我把它总结为“管制经济”。因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细枝末节都是受到国家管制的，比如卖一只铅笔，前苏联相隔几千公里的两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价格差异。

第三大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西方认为，苏联所采取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念中，要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过渡时期，而当时的苏联是希望能一步到位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体系下，包括小餐馆、小卖部在内的一切都是国有的。整个经济与世界经济相隔绝，无法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也无法影响国际经济。“管制经济”规定了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体系其实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我发现很多人，包括中国一些媒体，在解读中国经济的时候有误读，说“因为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所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这论断是错误的，苏联的制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出处究竟是哪里？“社会主义”源自于社会化、大型一体化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也做出如下分析：社会主义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他在后来也不断延伸了这一理论，而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延续了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添加了一段《共产党宣言》里长段的引文，就是重申这个观点。

前苏联所推行的制度是一种“极左”的冒险行为，当时打算一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甚至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按照马克思所强调的，经历长期的过渡期，逐步迈向社会主义。

第三种误读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早期提出的，现已被西方重要经济统计机构纠正了，但我发现这错误在中国也依然会重复出现。

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个误读，得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这个词源于社会化的大型生产，而马克思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经济学的范畴，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整个马克思理论衍生出来的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很多是从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中进一步延伸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马克思表示劳动社会化是最大生产力，体现了“1+1＞2”的力量。这个理论，习近平主席也引述过的，指两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协作，所取得的生产力超过这两个个体单独的生产力加起来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生产中，1000个人的生产力总量，要大于一个人的生产力×1000的简单叠加。

马克思的理论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视角把经济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的社会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过程，在经济范畴里，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种体现而已。

最简单的生产是直接的劳动力投入，而在社会劳动范畴中，也会有别人的劳动力投入。比如汽车的方向盘是由别的生产厂线生产出来的，同时，生产汽车的机器也是别的生产周期（厂线）生产出来的，这部分被马克思称为固定资本。

此外，劳动力可以细分为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前者通过社会化进程可以实现劳动力的熟练化，其中包括教育培训——教师教授知识，帮助学生成为熟练的劳动力。马克思还说，如果生产能进一步社会化，就意味着投资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性，相对于直接投入，更重要。

我们来验证下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是正确的。

第一，中间投入（流动资本）。如果研究这个因素，会发现它的增长在生产中的贡献是最大的，尤其是对美国GDP增长的推动。我也研究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等经济体，发现资本流动在生产中贡献最大，增速也最快。这种情况在国际贸易中也非常常见，体现出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社会化。

资本密集型生产随机器发展呈上升趋势。就现阶段来讲，不同的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不同：资本投资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是62%，而对于发达国家的贡献率是74%。

劳动力、技能投入也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投入对国家GDP增长的贡献率非常小，大概占34%，很多人的劳动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增长来自于技术技能和教育方面的增长。

早期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在于，不如马克思主义有理有据。现在在西方，这一认识被广泛接受。

中国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

我这儿讲点比较技术的内容。

“增长核算法”是由索洛所创建的，但索洛的公式范了两个错误：一是他是按小时计算的。比如韩国农民的劳动力质量和韩国工程师博士的劳动质量，后者肯定高于前者，你不能用小时来算他的劳动价值，我们要看他的质量；二是他计算资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并非是合理的。一座桥可以用几十年，而计算机两三年之后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资本是有不同的折旧率的，也就是电脑的折旧率要快于桥梁。

增长核算法是如何测算GDP的？增长核算法是根据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FP）三种投入计算GDP的增速，计算公式是：GDP =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 TFP。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现在有所放缓？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来诠释背后的原因。而增长核算法介绍了三点：

第一，国有企业或市场机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这点属实，主要表现为TFP增长放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二，和人口要素有关，工作人口数量不再增加；

第三，和资本投入减少有关。这三点测算的话，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有必要指出，中国经济的放缓是高度相关的数据。按照人均来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快的，1990-2017年中国经济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现在稍微详细谈谈。

1990年代有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中劳动力确实有一定的放缓，但影响非常小，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在下降。这对于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通过全要素投入。按照国际标准，全要素投入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让整个经济刹车。此外，全要素生产力是“后周期”的，要看它的周期性。如果经济放缓，全要素生产力也会下降。中国GDP增长与TFP增长之间有极高的相关性。

至于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有很小的增长，但对中国经济放缓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投资的下降。中国净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2009年开始有个巨大的下降——2009年时的占比是30.5%，在2016年，数据变成21.5%，基本下降了1/3。净固定投资下降与GDP增长放缓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数值达0.76%。经济起飞，没有净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无法实现的。

此外，中国的净储蓄量，2007年是39.3%，2009年是36.7%，2016年则降至24.9%，这都展示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和经济当中资本的形成放缓有关。净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达0.88。而总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是非常的高，达0.8425。

在西方，在大萧条时期，投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固定投资出现了下降，造成投资的整体下降。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国有企业占了很大比例。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种投资，可以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只要中国的投资在上升，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在快速起飞阶段。

结论：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经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发展，这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我强调1949年，不只是1978年——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西方经济体也是这么认同的。

通过关注事实，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凡看事实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结论。

除此之外，我解释了常在一些媒体上出现的三点误读，即：

要把1949-2019年中的两个时期看成一个完整的大周期，虽然可以按照历史阶段划分，但不能忽略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苏联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应该有准确的认识，中国的现状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其观点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照搬，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

西方早期经济学中的一些错误已被纠正了，但媒体没有注意到。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