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座谈会，暨建构中国资助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时值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其核心观点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带来了经济繁荣。与会的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的奇迹》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频频发问，中国奇迹何以可持续？

观察者网特推出“中国的奇迹”专题，与读者分享会上的精彩观点，本文为作者在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稿，观察者网授权发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很荣幸在庆祝《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我这么说并非出于礼貌，因为这本书以及以此为基石发展而成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此我不仅会谈谈这本书对中国的意义，还将谈谈它的国际意义。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理论和发展都非常重要。

作者在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

引人注目的是，从国际角度看，这本书具有伟大原创性，同时又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会特别予以关注。

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创新性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的奇迹》从“比较优势”角度展开了创新性分析。“比较优势”教科书式的例子通常与自然因素有关，如原材料储量、气候条件——气候较冷的国家专门种植小麦、气候较暖的国家种植酿酒葡萄——等等。

《中国的奇迹》的伟大独创性在于，它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原料资源）这一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展开了分析。这解释了该书既具有原创性，又与最古典的经济思想具有连续性的原因。我想就此展开探讨。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备受尊崇。但看过的人并不多——问问学生或经济学系的职员，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完整看过它！它住往被简化为，“看不见的手”。

这是大错特错。斯密这部著作的条理性极强。整部作品围绕开篇第一句展开：“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沿用了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法, 但在其后期的作品里则用的是“劳动社会化”说法——但两种说法的含义并无不同。

斯密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不是因为他最早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对劳动分工的意义进行系统性分析的人。值得注意的是，250年后，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印证了斯密的分析，证明《国富论》是天才之作。

下面我将重点介绍与《中国的奇迹》直接相关的两个方面，但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斯密分析中其他一些需要为人所知的方面。

首先，国际劳动分工（现在被称为“全球化”）非常重要。1970年，贸易占世界GDP比重为26%，现在为63%——现在国际贸易已经占全球GDP的大部分。基于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正如《中国的奇迹》反复强调的那样，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表明了，在国际视野之下了解和利用比较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国内劳动分工程度正不断提高。一个行业的产品是另一个行业的投入，也是各国生产增长最快部分的中间产品统计结果印证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就中国的情况指出：“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奇迹》所强调的一国的要素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变的这一关键问题——例如，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而且是细化国内劳动分工的必要条件。

第三，是系统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研发非常重要，是创新的关键。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尽管美国现在对中国实施制裁试图限制这一点。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远远高于土耳其的1.4%、巴西的1.2%、俄罗斯的1.0%和印度的0.6%。但中国的研发水平尚未达到七国集团四大经济体的水平。

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排名。图表数据截至到２０２１年世界银行

无论是美国的政策还是中国的发展，都使其更接近技术前沿，意味着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期任务。

第四，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和教育——通过专业教育提升劳动力质量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一过程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25-6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5%，而美国为50%，韩国为70%。

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更深入地理解并发展斯密对劳动分工分析的意义，马克思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也证明了从小部落到当代全球经济的出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都伴随着劳动分工在这一历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结果。

脱离经济结构和禀赋结构发展工业 不会取得成功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可以分析，但这里将集中讨论两个方面，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奇迹》有关。第一个关键后果是，任何发展中经济体，除了最小的“单一产业”经济体，若脱离其整体经济背景，专注发展某个产业都不会取得成功。

这就涉及到一些国家或地区试图实施的一项战略，正如《中国的奇迹》指出：“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但是，脱离整体经济结构，对一小部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升级也是不会成功的。正如《中国的奇迹》所言：“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除了《中国的奇迹》中分析的例子，特别是亚洲或“进口替代”战略的早期例子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益于1973年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丰富的国家。它们可以利用自然条件基本上抹平单独开发项目的所有财务限制。进一步来说，也可以专注发展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产业。例如，依赖本国石油原料建成高水平石化工厂，可以请国外资本来建设，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行业和必要条件，如电力供应、运输、物流、熟练劳动力等配套，这些单独的经济项目就无法达到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就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而言，由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脱离整体经济结构而执意发展某些产业，不可能取得成功。就要素禀赋而言，脱离整体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工业也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必须与某些产业有关，而且与其整体要素禀赋的改变有关，正如《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所分析的那样。

这就涉及到要素禀赋的具体问题。正如《中国的奇迹》所言，实际受到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

“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分析再次证明，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时, 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因此与目前的水平相比，投资占经济比重仍然很低。但斯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分工细化必然意味着，相对直接投入，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有所增加。因此，这包括固定投资（在当前生产周期中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产品）占GDP比重必然会有所上升。李嘉图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马克思印证了这一趋势，并将此作为其分析的基石。凯恩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新结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出发，试图重构新古典经济学

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分析。据估计，工业革命爆发时，固定投资占英国GDP比重为5%至7%。相比之下，内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国这一数据接近20%。而二战后经济快速扩张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一数据则分别为30%和35%。

因此，现在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以上，只是延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基本经济规律而已。

顺便补充一下，提升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正如《中国的奇迹》所指出的那样， 最初利用稀缺资源的有效途径，可能是通过经济特区来提升一国特定区域的要素禀赋。

因此，《中国的奇迹》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展开分析并得出的结论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但其关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结论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

中国和苏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最后，我想从一般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奇迹》的重要性。为什么中国经济早期阶段会出现《中国的奇迹》所分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何种影响？

众所周知，新中国早期发展战略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1929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直接违背——苏联在当时GDP水平低下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奇迹》第二章“赶超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章节，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对1929年后苏联经济的描述。

特别是在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的控制措施从未达到苏联的水平。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制度是依托地缘政治而非靠经济本身发展起来的。

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苏联得出结论，苏联本土受到军事攻击不可避免，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 意味着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压倒性问题是军事威胁——1941年，纳粹德国果然向苏联发动袭击。因此，这一时期苏联的当务之急是军事防御，而这需要优先发展与军事生产最直接相关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很有必要。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经济，成功地完成了击败纳粹入侵的任务。

苏联的错误在于军事胜利后仍然沿用这种战时经济机构，特别是其核武器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苏联遭受军事攻击的机会。这导致美苏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不符合苏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苏联经济陷入劣势——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速慢于美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需要的是转向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进而制定一系列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战略，类似的战略带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经济快速发展。

正如开头所说，因为这本书的分析既具有经济理论的突破创新，又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也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很荣幸在庆祝《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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