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学者仍在争论“历史终结论”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用让全球22%人口的生活水平跃升这一历史成就，写下了人类发展史上最震撼的答案。

在新著《百年大变局：中国与世界》中，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揭开一场持续百年的宏大叙事：从1949年人均GDP低于全球90%国家的贫困农业国，到即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仅颠覆了“贫穷注定代际传递”的宿命论，更重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话逻辑。

本文为新书序言下篇。

罗思义新著《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苏联模式的成功和不足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太早，没能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慧成果之一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他们预见到的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在他们去世后才发生的。在他们有生之年，工人阶级只掌权了几个星期——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

1917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在沙俄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苏联成立。列宁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在历史上首次展示了工人阶级如何掌权——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掌权。他的思想体系被命名为列宁主义，无疑是对他的这一划时代的成就的认可。

1922—1929年，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基本上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一致：政治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大型工业和其他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单位，如银行、通信、铁路和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有；农民则继续实行生产个体化，这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

1929—1933年，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集体化取代了家庭农业，所有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单位都被纳入国有部门，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制定，市场机制被政府分配生产和定价取代。总之，从1929年开始，苏联采用全面国有化的非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因一场广泛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崩溃，世界上主要国家退回到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其中包括国际贸易占经济比重较小的苏联。

苏联实行的全面国有化的非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而不是“政治至上”。实际上，苏联经济一步到位地完成了这种过渡。此外，苏联没有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最大规模的劳动分工/社会化，而是走上相对孤立的道路。

苏联模式优先考虑的是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提供了基础。这场胜利不仅是客观上的胜利，而且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威望。因此，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要么直接采用苏联模式，要么受到苏联模式的高度影响。中国虽然从未机械照搬苏联模式，但在20世纪50—6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城市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并在国际上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建成时为苏联国内最大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于1933年正式投产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即便没有采用苏联经济模式，也试图将苏联模式的一些特点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它们引进了“五年计划”，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法具有苏联管制经济的能力，但这些国家依然部分实行国有化，试图建立相对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等。

全世界绝大多数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认为，苏联模式代表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与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实践成就相比，指出这一点似乎有纸上谈兵的嫌疑——只有那些关注抽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才感兴趣。但这是关乎马克思主义发展十分重要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都遭遇世界性危机，均印证了这一点。1978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20世纪70年代：全球转折点

20世纪70年代，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经济上主要是由国内投资崩溃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下降引起的，因此，从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劳动社会化程度大大降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难得出世界产量大幅下降的结论。

20世纪30年代，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在国际上相对孤立的经济体。但是得益于其奉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国内投资水平并未下降，反而是有所上升的，其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经济体。也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迅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元气，到1948年，苏联的生产水平便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大洗牌。在美国霸权的碾压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分裂得到弥合，并持续了6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其中贸易占世界GDP比重在2008年逾60%，达到了峰值。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劳动社会化，预计将导致生产增长。同时，日本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固定投资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大幅上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贸易和固定投资发生历史性的劳动社会化，将会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正如马克思主义预测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德国、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日本以及6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速，高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以往任何时候的经济增速。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长期快速增长，苏联并未改变其经济结构。虽然苏联国内投资仍维持较高水平，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它仍然被排斥在国际劳动社会化之外，保留了全盘国有化的城市经济、集体农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苏联的这种经济结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年均GDP增速不再快于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年均GDP增速实际上慢于美国（见图0-1），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已深陷经济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苏联深陷经济危机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也宣告终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大洗牌。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经济上成功地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扭转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局面，当时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都明显高于美国。美国在战后经济竞争中失利这一事实，给其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包括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而黄金是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汇储备。

1971年，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美国对其主要资本主义对手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美元实行浮动汇率，这一举措增强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美元停止兑换黄金，避免美国黄金储备遭遇挤兑。美国暂时单方面对竞争对手加征关税。美国国内实行价格、工资管制。1973年，美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大幅度地提高石油价格，这对美国非常有利，因为美国是一个石油生产大国，而德国和日本的石油产量微乎其微。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美国总统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对德国和日本发动经济攻势。这些政策并没有提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增速反而继续下滑。但通过这些手段，美国成功地大幅减缓了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斗争中胜出，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甚至增速显著低于美国。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其基本经济特征：一是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而非自给自足。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中国开始以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分工为目标。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三是放弃公有制一统天下，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四是按劳分配被确定为薪酬分配的基本依据。五是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逐渐向马克思所设想的经济结构靠拢，而非效仿1929年后的苏联模式。尽管马克思在理论上预见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但在实践中，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系。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既在理论上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这两方面的结合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胜利，它帮助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证明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与苏联模式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

在过去100年中，世界上主要存在3种基本经济结构：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不是任何理论的产物，只是由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首先分析和批判的；二是1929年后建立的苏联模式；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一种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结构。

为便于大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成功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可以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苏联、美国和世界GDP增速比较入手。在此期间，苏联经济增长220%，高于美国的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7%。中国经济增速为224%，与苏联基本相当。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速与苏联、世界平均水平大致持平。

1949—1978年，中国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连续时期，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经济增速并不是特别快。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苏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经济增速与苏联大致持平也就不足为奇了。1949—1978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但其经济发展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并无出奇之处。1978年后，中国经济增速远远超过美国、苏联或世界平均水平——创造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奇迹。

因此，中国自1978年起实施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第二项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0年了，我们一直在实践和探索，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

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深陷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或者试图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并没有让苏联推行马克思设想的、由中国实施的那种经济结构。但这显然开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靠拢——这一过程最终导致苏共于1991年8月解散，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崩溃，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反俄军事联盟——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当前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只是这场国家灾难的最新延续。

而很明显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1929年后建立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虽然这一模式在战胜纳粹德国的军事斗争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重组的长期经济竞争中被美国击败。这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联没有回归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像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一样追求创新，而是转向资本主义，从而制造了一场国家灾难。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在2008年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所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

简言之，苏联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战胜纳粹主义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对殖民帝国的覆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及时调整政策适应新形势，最终导致解体。反过来，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民乃至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些后果包括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制约的美国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一系列侵略性军事战争。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仅改变了世界局势，而且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曲折和波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仅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对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

1980年以来，中国（蓝）、美国（橙）与欧盟（红）GDP占全球份额变化，基于购买力平价指数。 图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乃至当今国际社会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就本国人民福祉而言，在确保国家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按照本国标准在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将在未来2―3年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速最高的纪录，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些变化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内外形势。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强调：“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错误，我们不仅达不到目标，甚至可能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这一新形势有所阐述。这与中国共产党以往取得的伟大成就具有相同的特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下面将举3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世界各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选择，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方面明确支持全球化。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这一观点源自马克思的分析，即劳动社会化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国际劳动社会化即全球化，是范围最大的劳动社会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化意味着，生产者在生产中的互动效应所产生的生产率和产出远远大于他们个人努力的总和。正如习近平用最通俗的经济学术语指出的，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必然会打破国际关系零和游戏的观念。与“零和”局面不同，通过参与分工或劳动社会化，双方或多方均可获益——也就是说，国际互动可以实现双赢。因此，国际合作不仅是解决固有的国际问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的必要条件，而且能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方面实现优势互补。这只有植根于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并且通过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才能实现。这种互利唯有通过国家间的互动才能实现。

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冲突，而是意味着他们有更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因为每个国家的繁荣都依赖于国际分工——每个国家的富裕都依赖于其他国家。这一点构成了国际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基本的国际现实，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目标，其目标非常广泛，涵盖了确保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政治稳定，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经济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政策具有惊人的独创性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例子。

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国有财产和私有资本也将同时存在，将使资产阶级从私有资本中获得收益，这会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和不平等产生明显的影响。马克思基于此得出一个必然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国有部门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仍然存在。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两种收入来源：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劳动收入分配应按劳分配。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因此，与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

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不是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但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里，收入不平等远小于财富不平等。与存在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相比，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1978年后，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创造了一种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经济结构，随着实质上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阶层的重新出现，财产收入问题必然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资本收入增加衍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资本收入用途是否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必然是一个弱点，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上的漏洞，由此可能会产生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错误观点，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收入，放任自流会贻害无穷。

马克思指出，根据花在消费上的收入用途，消费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包括必要的消费，它用于维持大部分人的生活。这种消费来自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的工作收入。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或个人工作收入，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这种财产收入经常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性投资；其二是购买奢侈品。财产收入两种不同的用途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购买奢侈品，即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既非生产投入，又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财产收入部分，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

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入用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履行任何社会所必需的投资功能。但是，一旦资产阶级沉溺于奢侈品消费而不再投资于生产，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财产收入用于投资将惠及任何经济体系，用于奢侈品消费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将为零，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将不存在。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富豪将继续存在，尽管他们不能掌握国家权力，但只要富豪存在，他们除进行合乎逻辑的投资外，还会进行一些奢侈品消费活动。因此，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的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

这一经济原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上排名最靠前。但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恰恰建立在将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别上。这种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分配的最大压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给民众进行一般消费（通过税收等），要么投资于经济发展。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完全遵循了马克思设想的分配理论——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

显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关。奢侈品消费并非生产性投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对社会有益的资源，又可以用于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经济结构问题和不平等密不可分，并衍生出了两种错误的解决方案。

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避免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中国应该回归全盘公有制的苏联模式或者以前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消灭资本家，肯定会消除社会不平等，但是这样的经济结构不会产生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分担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脱贫，如果回归计划经济模式，将意味着“平等分担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意味着经济增长相对放缓，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反过来会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这种方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不会被接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像美国模式一样允许资本家不受管制地“疯狂”。如果真如此，那么整个社会将会产生严重的不平等，甚至会产生政治动荡。公然炫耀财富，过度张扬名人效应，将金钱视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等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将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财产收入将从投资转向过度浪费的奢侈品消费，从而导致可用于经济增长投资的资源减少。事实上，这在美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随着利润占经济比重上升、投资占经济比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渐下降——利润和投资占经济比重的差异恰恰意味着奢侈品消费占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因此，无论是出于社会原因，还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会政治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讲，是合理利用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家不会被消灭，资本家的财产收入用于有益的经济生产将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资本家的存在，其部分财产收入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但这种奢侈品消费应该最小化——这也意味着在大众舆论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将不受社会欢迎，也不会受到赞赏。这既符合社会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共同富裕恰恰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中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通过这种方式及其所处理的实际问题，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总言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经济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又发展了解决新问题的共同富裕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突出例子。

三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气候治理问题贡献的中国方案。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现在已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新华社

马克思一直明确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比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德国工人党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说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毫无疑问，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理论观点面临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文明的现有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解决生态危机贡献的中国方案及其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创新，完全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但生态文明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为广泛，因为它不仅涉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而且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基础。习近平还强调：“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而在美国，反科学和破坏性政治力量试图否认气候变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共产党则完全反对这种观点，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国际领导作用。

中国在思想和实践上都优于西方

当然，本书序言只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简短总结——更详尽的分析请见本书正文内容。希望可以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些启发！要取得惊人的实践成就，中国必须在思想、理念和理论上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先进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伟大创新。简言之，中国不仅在实践上优于西方，而且在思想上优于西方。

现在或许可以总结由此带来的主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仅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而且带领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要取得这史无前例的实践成就，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首次展示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与这相提并论的成就是创建马列主义——列宁首次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带领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成就表明，一个大国利用一个人将近一辈子的时间，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使其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如果其他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民能实现同样的目标，那么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的发展成就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希望。中国人民追寻自己的梦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让每个发展中国家人民都明白，只要有正确的政策，他们也能梦想成真。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取得的惊人成就表明，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第二个惊人的成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马克思经典著作在理论上设想过这样的结构，但在人类历史上，它从未真实存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使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塑造了当今世界政治格局。

中国在两个历史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改变其所面临的形势。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到即将迈入世界高收入经济体，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强国。

中国共产党如果只取得了其中一项成就，那么也能被视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之一，而取得系列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我的个人注脚

中国人民最能直接感受中国共产党成功、中国发展成就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作为一名“老外”，我无法做到如中国人民那样感受深切。我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本书的内容。

1969年，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我拜读了毛泽东的诸多著作，比如《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当然，我读的这些作品都是英文版本，它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拜读毛泽东的作品，这在当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这些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成果，有助于分析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

我与中国的第二次接触始于1978年。20世纪70年代，我在研究国际经济期间，仔细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著作，并研究了苏联经济。当时，苏联经济尚未陷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危机。但我注意到，苏联经济在许多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只是将这些问题视为经济理论问题，并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后来会严重影响世界格局。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得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取得成功的结论，从此我更加关注中国。1981年前后，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开始实行灾难性的政策。苏联模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任何纠正，苏联没有意向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农业的去集体化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准备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政策将导致灾难，而事实也是如此。因此，从1985年起，两种经济模式的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则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当戈尔巴乔夫制造的灾难变得清晰时，我选择去苏联。我到达那里后不久，苏联正式解体。1992年3月，我搬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待了8年。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遵循我早期的研究思路，尽我所能说服俄罗斯借鉴中国的经济改革，而非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不仅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基本原理，而且还认真研究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份更详细的研究资料，然后据此于1992年初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俄语文章。我的劝说虽未获成功，但是我的观点在俄罗斯也不乏认同者。

2000年，肯·利文斯通当选伦敦市长，邀请我从莫斯科回到英国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其中。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由我负责。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从那时起，我定期访问中国。

2009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一所大学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在那里工作一直到现在。50多年前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我不仅研究中国，而且身在中国。

总而言之，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是间接达成的——从拜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然后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光辉，再之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涉及的经济原理。

在中国工作后不久，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理论新思想发表的第一时间开展研究。我一开始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研究国际经济和经济理论问题的专家。正是这些使我与中国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触。这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然不同于中国人。但这是基于同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并将其应用于本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一贯正确地坚持，任何国家都不应全盘照搬另一个国家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哪个国家都不能全盘照搬中国经验，但可以向中国学习。我最初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是因为我认为中共的思想理论是正确的，中共应该取得伟大的实践成就。正如我所预料的，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做到了，而同期预测中国将会遭受失败的那些西方人则被事实打脸。

这意味着什么？诚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挥着独特而具体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也必然将会产生巨大的外溢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上篇请点击这里，全文完）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