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专栏作者罗思义（John Ross）】

精准分析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所列举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这不仅适用于短期经济政策，更明显地适用于长期经济战略，尤其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其2035年和2049年的目标。

但是，在某些媒体中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荒诞的说法，试图掩盖上述准确判断。这种说法声称，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是因为其比重远高于西方国家。但事实上，正如下文分析所显示的，自工业革命以来——也就是现代经济体系诞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每一次比重的提高都伴随着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事实表明，中国的高水平投资只是这一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最新阶段而已。

一旦了解这一基本的历史趋势，就会明白，中国的投资率高于西方经济体并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相反，它反映中国的经济结构优于西方经济体。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约为40%，而美国则仅略高于20%。就更重要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即扣除折旧后的投资水平）而言，中国这一数据为16%，而美国仅为5%。

正如下面的历史趋势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和西方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是，西方经济体的投资水平对于当前全球历史发展阶段而言过低。这导致其经济增长缓慢，进而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相比之下，中国较高的投资水平说明，它如今正处于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发展的领头羊位置。

这一历史趋势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包括投资占经济比重提升的态势、由此催生的更高增速、其背后的动因分析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将在本文末尾展开讨论。如下文所示，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分析预测。

不过，在分析其影响之前，我将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围绕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一历史趋势，对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梳理与论述。

笔者此前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曾使用相对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围绕较短时间范围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极其密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1】。这是必要的，因为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不仅会受到决定经济战略发展的强有力长期结构趋势的影响，还会受到许多纯粹短期的偶发波动影响——如经济周期、非经济事件冲击等。借用另一学科的比喻来说，如果只观察短时间范围，很难从“噪声”中分辨出“信号”，必须借助精确的统计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要在短期波动中识别出潜在的基本趋势。

本文则使用了一种不同且更为简便的方法，来呈现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的明显趋势。在长期框架内，短期的非根本性外围波动和次要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而最强劲的发展进程才会占主导地位，以至于无需借助复杂的经济计量学技术也能被清晰辨识。

基于此，本文期望在不依赖高级统计方法的情况下，让非专业读者也能了解历史上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趋势，既不能替代短期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不与之相矛盾。相反，两者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长期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短期经济过程的发生与演变提供了背景。

250年来领先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首先，为概述最基本的趋势，在逐一深入分析各个国家之前，图1呈现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约250年间，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领先经济体的固定投资（确切地说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所谓“领先经济体”，是指在连续的经济发展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即代表这些历史阶段成为增长领头羊的经济体。

图1直观地表明，在每一个连续的发展阶段，领先经济体的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都高于前一阶段，而且每个领先经济体的持续增长率也高于前一个阶段。

这些在历史上依次成为增长领头羊的经济体，按其发展时间先后顺序依次为：英国，美国，西德，日本和韩国，中国。

图1 作者提供

如图1所示，这些依次崛起的领先经济体，其投资占GDP比重均高于前一阶段。这一历史进程始于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其投资占比约为3%，到19世纪30年代升至约10%；随后是美国，在内战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略高于20%；再到二战后的西德，达到30%；接着是日本和韩国，超过35%【2】；而如今，中国的这一比重已略高于40%。

由此可见，中国的高水平投资，正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了250年的这一历史进程的最新体现。

比较5组领先经济体46年间的增长率：发现了什么？

接下来看与这些不断攀升的固定投资占比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图2呈现的是各个阶段依次崛起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

由于对基本的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增长率，而非不可持续的短期爆发式增长，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长期增长率。为了能够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这里选取的是各国在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领头羊期间，持续46年所实现的最大累计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中国1978—2024年增长的时间段）。按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列（同时也按时间由近及远倒序），依次为：中国、韩国、日本、西德、美国，最后是英国。

图2 作者提供

表1对这些领先经济体的增长率进行了汇总，分别列出了它们在各自担当全球经济增长领头羊的46年期间内的累计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应的年均增长率。具体而言，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并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英国，年均增长率为2.0%；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年均增长率为4.8%，西德为5.3%，日本为6.4%，韩国为8.4%；而中国在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领头羊期间，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8.9%。【3】

当然，前文所展示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于前一阶段，其GDP增长率也相应地高于前一阶段。

因此，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过去250年间所发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同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经济增长速度也日益加快。中国当前的投资占GDP比重，在所有主要领先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

因此，这并非某种异常现象，而仅仅是这一持续250年之久的历史进程的最新体现。

在展示了这一整体历史进程之后，接下来将逐一对这些领先经济体展开详细分析，最终以中国作结。

中国的数据期间为1978—2024年，其他经济体的数据则均为其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领头羊之后所处的最长46年增长期。

表1 作者提供

英国——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

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在工业革命前夕，其投资占GDP比重约为3%，到19世纪30年代则升至10%，并在此阶段末期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率（见图3）。【4】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加速，这一进程伴随着革命性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5】。到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已成为西方最大的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其人均GDP几乎是中国或印度的四倍【6】。通过这一系列发展，英国成为现代第一个实业工业化的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7】

从有数据可查的最早时期开始，英国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不过初期增长极为缓慢【8】。最新的详细研究得出结论：在中世纪时期，固定投资占比始终在低水平波动，大致维持在1%至2%之间；进入近代早期，这一占比升至2%至4%。但是，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8世纪中叶以后，到19世纪初，投资占比已攀升至10%。【9】

即使按照西欧的标准衡量，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增长也已相当快。【10】但是，工业革命带来了质的变化。按能消除纯粹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GDP年均增长率已达到1.6%；到19世纪30年代，更进一步升至2.3%。【11】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这一增速巩固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如图3所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英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份额呈上升趋势。在此期间，投资占GDP的比重增长了约三倍至四倍（具体倍数取决于对起始水平的测算），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巨大的飞跃。但是，与后来的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水平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总之，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基本上涵盖了工业革命时期），按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英国投资占GDP比重从3.3%升至10.5%，GDP年均增速则从1700年的0.6%升至1760年的2.3%。使英国确立了其作为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地位。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整整一个世纪里，英国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始终未突破约10%，这一事实对其后来被美国超越、失去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下一节将对此进行分析。

图3 作者提供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

当然，美国在19世纪超越英国，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与英国相比，美国在投资占GDP比重以及经济增长率这两个方面，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际，美国尚不属于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列【12】。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英国本土的经济规模几乎是未来美国（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经济规模的6倍。【13】对于独立后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经济史学家存在不同看法，但据最新估算，到1820年，美国经济仍仅为英国的38%【14】。但是，到1840年，美国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的一半【15】；到1850年，更达到英国的73%【16】。

此时，美国不仅经济增速高于英国，投资占GDP比重也更高。因此，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内战后的进一步加速，不过是这一进程的延续。

基于此，本文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起始时间定为19世纪40年代——即便选取稍晚的时间节点（例如内战结束后），也不会改变整体的发展规律。就经济总量而言，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超越了英国；到1900年，其GDP几乎已是英国的两倍。【17】

图4 作者提供

遗憾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期间，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数据查询不到——仅以现行汇率计价的1839-1848年相关数据可查询得到。而到这一时期，美国的投资水平已然超过英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已达到14%。在19世纪期间，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持续大幅上升，最终远远超越英国。

直到1858年内战前夕，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一直在14%-16%之间波动。内战结束后，这一比重迅速攀升，远超英国水平——1869—1878年升至19%，1879—1888年为21%，1889—1898年达到23%（见图4的美国与英国比较数据）【18】。这场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在当时乃至此前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例子——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这一投资浪潮更是迅猛推进，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19】

总之，美国之所以能够跃升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关键在于其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当时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在固定投资方面的优势，不仅明显超越其他经济体，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正如安格斯·麦迪森所指出的：“在1890年至1950年这六十年间，美国的国内投资率几乎一直是英国的两倍。1890年，美国的人均就业资本存量已是英国的两倍，而这一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消失。”【20】

因此，从1840年到195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9%，比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加速增长阶段的GDP增速高出50%以上。【21】

美国内战结束后所确立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水平——略高于20%——除了在大萧条时期出现过短暂的灾难性下跌外，始终保持稳定，甚至在约140年后的21世纪20年代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在19世纪末全面超越其竞争对手英国之后，其投资占GDP比重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显著提升。这一事实对于解释现代世界的诸多趋势至关重要，下文将就此进行分析。

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尤其是从美国内战结束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其略高于GDP的20%的投资占比，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居于最高，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从1850年到195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8%，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为1.7%，英国仅为1.6%。

这种增长率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累积效应，在确立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方面具有压倒性影响。从1850年到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880%，日本为460%，德国为450%，而英国则为370%（见图5）。

美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幅度超过任何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八倍以上，这不仅为其赢得两次世界大战、击败德国和日本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美国在1950年之前的经济主导地位显得无可撼动。

图5 作者提供

西德成为首个在经济增长率上超越美国的主要发达经济体

鉴于美国在一个多世纪里所占据的压倒性增长优势，二战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便具有了关键的历史意义：首次有一批主要发达经济体，其投资占GDP比重明显突破20%，即超过了美国此前的水平，并实现了比美国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这些经济体中，西德率先崛起。到1955年，西德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已达到26.5%，超过美国同期水平；到1964年，这一比重进一步升至30.5%（见图6）。随后，美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对西德发动了一轮强有力的反击——特别是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标志着美国在经济与货币领域采取主动攻势。有关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

从1950年到1971年，西德实现了5.9%的GDP年均增长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主要经济体在较长时期内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尽管1971年后，西德投资占GDP比重显著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回落，但由于其在二战后初期拥有极高的固定投资水平和快速增长表现，若以1946年至1992年这46年为观察期，西德（及统一后的德国）GDP年均增长率仍达5.3%，超过美国。

图6 作者提供

快速增长的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

继西德之后，第二个在二战后实现投资占GDP比重超过美国、且经济增长率远高于美国的主要经济体是日本。日本不仅在投资占比上高于西德，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到1960年，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已达33.2%，到1971年更升至37.5%（见图7）。与西德类似，日本同样在1971年遭遇了美国的反制——随着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日本的投资占比骤降，经济增速也明显放缓。尽管如此，日本仍是首个实现投资占GDP比重超过35%的经济体；在以1946年至1992年为期的46年间，其GDP年均增长率高达6.4%。

图7 作者提供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始与日本的固定投资水平旗鼓相当。由于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经济体量最大的成员，下文将以韩国为重点展开分析。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极低，但到1979年，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已达到35%（见图8）。这种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似的发展轨迹，构成了所谓的“东亚模式”。1997年，韩国遭遇了美国发起的反击——东亚债务危机——这与1971年美国针对西德和日本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遏制措施如出一辙。这一冲击导致韩国的固定投资占比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大幅放缓，详见《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尽管如此，在其增长最快的46年间，韩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仍高达8.4%。

图8 作者提供

社会主义中国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开启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前所未有的最快增长历程。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40%（见图9），1978年至2024年间的GDP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9%。

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极高，增长速度极快，这使中国与当今西方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从前文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和增长率既非“异常现象”也非“奇迹”，而只是工业革命250多年来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最新体现。

图9 作者提供

通过提高投资占GDP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已得到充分验证

正如开篇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经济发展历程，揭示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历史趋势，而无需依赖复杂的统计手段来区分强劲的长期趋势与短期的波动。经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较高，只不过是这一已延续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的最新体现。

由于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经济进程，不仅得到短期研究的验证，也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确定，这一历史趋势绝不会因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而止步。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经济体的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继续引领这一历史进程，还是会在未来被其他经济体取代。而这，显然将取决于中国所作出的政策选择。

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仅能概括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其余的议题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专门探讨或已作过分析。

投资占GDP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毋庸置疑。亚当·斯密早有预见，马克思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中对此作了系统分析，凯恩斯亦提出过相关判断。虽然本文出于前述原因选取了极长的历史跨度，但即使采用不同时间范围、甚至持反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观点的学者，也同样得出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一实证结论。

例如，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齐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考察了自1870年以来的长期数据，得出的结论与上文完全一致：“就美国而言，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内投资与国民储蓄占GDP比重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但美国在这方面是例外；其他国家的数据则显示，这些比重随时间推移而明显上升。特别是1950-1989年间的比重，无一例外地远高于二战前水平。因此，长期数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国内投资总额和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22】

简言之，尽管巴罗公开反对凯恩斯，并试图完全忽视马克思，他仍不得不得出与上述分析相同的经济结论。

这一跨越250余年的历史模式，清晰地印证了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越快。上述历史趋势，与近期大型经济体中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较强正相关性完全吻合。例如，可参考《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中的相关分析。

近年来，随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非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系统性统计数据可查询得到，现代研究得以更清晰地揭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大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已超过0.9，接近现实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近乎完美的相关性，详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

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与经济学理论所作的预测完全吻合。无论在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都是重要的生产函数投入，相关分析可参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23】。因此，通过增加固定资本投入来提高投资占GDP比重，理论上会提升经济增长率——这一点，无论是在长期历史研究还是短期数据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验证。

2024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 国家统计局

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对应的另一面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会越慢。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相关详细统计数据请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和《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

因此，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后果显而易见。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的100%，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下降，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因此，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的论点实际上是支持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此外，由于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因此，通过减缓经济增长率来提升消费占GDP比重，实际上是在主张减缓消费乃至生活水平增速。这正是为什么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原因：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相关具体数据请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和《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会导致GDP增速放缓，这一事实完全符合经济理论。从定义上讲，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会降低投资占GDP比重，这意味着用非生产投入（消费）的东西代替生产投入（投资）的东西，而减少生产投入必然会导致GDP增速放缓。由于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长放缓必然会导致消费增长放缓。

从验证或证伪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数据充分地印证了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结论：随着经济发展，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会不断上升。马克思在论及作为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投资时指出；“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24】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固定投资水平与今天相比还极为低下，却能够准确预示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经济演变，堪称历史洞察的杰作。这也强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分析：“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经济理论。”【25】

这些经济事实显然会对中国所需刺激政策的类型产生直接影响。上述趋势属于基本的战略判断，即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方向。它们并不否定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时，可能并不需要以消费刺激为主。但从战略层面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根本上取决于其高水平投资。因此，任何短期刺激措施都必须与这一经济战略相契合。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正式分析，请参见余永定的演讲《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

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从上述历史数据、其他文献中的短期研究，以及即使是反马克思和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核心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来看，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经济生产阶段的升级，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证明，在这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任何与此相悖、未能得出“随着经济发展，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这一结论的理论，都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很多人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事实？

最后，为什么显而易见正确的事情会被拒绝接受呢？

但上述事实都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历史数据、短期研究、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师，以及经济理论本身——都明确无误地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那么，为什么仍有人试图否认这一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又为什么有人试图否认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

首先，是显性或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傲慢。只要对各国经济结构进行事实比较，就会立刻发现，就投资水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5%，而美国仅略高于2%。因此，任何客观判断都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优于西方。

但是，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许多西方评论家立即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合乎逻辑的结论：问题一定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西方的！事实上，中国的投资水平远高于西方经济体，这在逻辑上本应引导人们这样思考：“是的，中国当然与众不同，当然不符合所谓‘平均标准’，因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西方。如果中国采取与西方相同的经济结构，那么它的增速也会降到和西方一样的低水平！”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高投资及其带来的高增长率。中国只是处于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了250多年的一个历史进程的最新阶段——在这一进程中，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实现了更快的GDP增长，也提升了更快的消费增长率。真正的问题出在西方经济体：它们已经偏离了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历史趋势，因而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

但西方的傲慢心态使得他们不可能理解，更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投资水平优于西方，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真正落在历史潮流之后的，恰恰是西方经济体本身。

举个例子，高盛预测，2023-203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将急剧下降至3.4%。其给出的理由是，资本投资带来的GDP增长预计每年减少2.4%。而导致这一所谓急剧放缓的原因，是高盛声称中国投资占GDP比重将大幅下降：“预计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

据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水平高于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并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投资占GDP比重为34%。”也就是说，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降低自身的投资水平，并把经济增速放缓至那些增长率更低的经济体的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凭什么要这样做？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速不仅快于这些西方经济体，并且在减贫方面的成效也远超西方经济体等等。自然，作为领先者的中国，其经济结构必然不同于那些落后的经济体！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当然有别于那些增长较慢的经济体！而中国之所以不同，恰恰是因为它顺应了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趋势。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论调的荒谬和西方无意识的傲慢。假设一家公司想进入一个新行业，并向高盛寻求建议。高盛回复称：“在这个行业，有一家公司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向这家增长更快的公司学习，而应该向那些增长更慢的公司学习。” 所有人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作合同。但在国家之间的比较中，这种逻辑却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

西方论点的荒谬性之所以没有立刻被人识破，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傲慢——这种傲慢让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与西方存在差异，那必定是西方正确，即便客观证据恰恰相反。这种西方傲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纯粹的经济学论点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与历史发展的事实背道而驰。

但与西方傲慢同样离奇、甚至更加危险的，是部分中国人所谓的“缺乏自信”或“崇洋媚外”。尽管事实和经济理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西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也快于西方，但部分中国媒体却主张应转向西方模式。

他们的“缺乏自信”和“崇洋媚外”体现在：即使所有事实都证明情况相反，他们仍无法想象中国优于西方、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并以更快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缺乏自信和对西方的崇拜极其危险，因为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采纳，中国的经济增速和人民生活水平增速都将大幅放缓。

结语

中国的投资水平并非反常现象。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进行了250年的经济进程的最新体现，也是中国在特定国情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展现的经济先进性和发展水平的标志。

参考文献

英格兰银行：《英国宏观经济千年数据（2024）》，摘自英格兰银行官网：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

罗伯特·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Kindle版），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年。

J尤塔·博尔特、范赞登：《麦迪森式世界经济演变估算（2020）》。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

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布鲁斯·坎贝尔、亚历山大·克莱因、马克·奥弗顿、巴斯·范·勒文：《英国的经济增长:1270-187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

斯蒂芬·布罗德伯里 、亚历山德拉·德·普莱伊特 ：《英国的资本与经济增长:1270-1870》，2021年。https://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research/centres/cage/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21/capital_and_economic_growth_in_britain_1270_1870_preliminary_findings/.

亚历山大·埃尔利赫：《发展战略与规划：苏联的经验》，1967年。http://www.nber.org/chapters/c1425.

罗伯特·高尔曼、保罗·罗得：《罗伯特·高尔曼的资本存量项目》，《十九世纪的资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https://www.nber.org/books-and-chapters/capital-nineteenth-century.

科马克·奥·格拉达：《1700—1900年爱尔兰人口调查》，第281-299页，1979年。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1613400_The_population_of_Ireland_1700-1900_a_survey.

路易斯·约翰斯顿、塞缪尔·威廉姆森：《What Was the U.S. GDP Then?》，2025年。

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datasets/usgdp/.

彼得·林德特、杰弗里·威廉姆森：《美国收入（1774–1860）》，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2年。

https://doi.org/10.3386/w18396.

麦迪森项目组. 2023. 《麦迪森项目数据库2023》. 10.34894/INZBF2.

安格斯·麦迪森： 《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统计》，2010年。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马克思：《资本论》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9-539，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年。

约翰·麦卡斯科：《殖民地统计资料》，《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理查德·萨奇‌：《国民收入与生产》，《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美国人口普查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Bicentennial Edition）。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title/historical-statistics-united- states-237.

习近平: 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16）。

注释

【1】例如，可参阅《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一文：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4_10_05_750743.shtml

【2】如果使用较短的时间区间来分析，苏联也应被纳入其中，因为它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麦迪森 2010年数据，1929-1939年，苏联GDP年均增速高达6%，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居首。与此同时，其投资占GDP比重也出现了国际上前所未见的提升：“按1937年卢布要素成本计算，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从1928年的约12%升至1937年的近26%。”但是，二战期间的巨大损失严重削弱了苏联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苏联经济再次快速增长，但未能超过日本——因此，苏联只能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增长领头羊。

【3】如果从1968年算起，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些事件导致GDP出现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会显得更高。不过，为了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人为抬高增长率的质疑，表1仅分析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

【4】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其早期发展过程早已得到学界的深入研究。历史学家们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其经济增长率的精确估算、以及当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此外，对于这一进程应称为“革命”还是更偏向渐进式的累积过程，也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而言，这些细节问题并不需要进一步探讨，因为所有估计值相较后续发展而言，都处于极低水平。但足以确证从此时起，经济基本面向上的发展趋势已毋庸置疑。

【5】从技术层面看，早在18世纪初，个别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机器设备——即固定投资——便开始引入。1712年，第一台蒸汽动力泵纽科门蒸汽机问世；1733年，飞梭投入使用；1764年，首台纺纱机诞生。蒸汽铁路的发展始于1804年，这一时期对资本支出的需求显著提高。系统地将机器引入纺织生产——被视为工业革命的技术起点——始于18世纪后期。而铁路建设则在19世纪初迅速展开，这导致固定投资规模进一步大幅扩大。

【6】根据尤塔·博尔特和范赞登所著的《麦迪森式世界经济演变估算（2020）》中的数据，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1820 年英国的GDP为700亿英镑，法国为 570 亿英镑，意大利为 510 亿英镑，德国为 500 亿英镑，美国为 270 亿英镑。同年，英国人均 GDP 为 3,306 英镑，中国为 882 英镑，两者比值为 3.7∶1。

【7】这里采用的是英国最新综合研究中的详细数据，但即便采用其他估算结果，相对于后续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不会改变。

【8】这一过程甚至在1642—1649年的资本主义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并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了显著上升。据估计，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大约1300年的1.8%—1.9%升至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的约2.5% 。引人注目的是，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完全一致，这一时期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的比重也有所上升。（斯蒂芬·布罗德伯里 、亚历山德拉·德·普莱伊特 ：《英国的资本与经济增长:1270-1870》，2021年，图5）

【9】具体而言，目前用于还原英国经济结构的最早数据可追溯至1688年，也就是先进机械系统化引入的前夕。关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投资占GDP比重的详细轨迹，经济史学界尚存争议。但就当前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而言，这些差异并不影响核心结论——因为所有估算数据按现代经济标准来看都极低，它们清晰地揭示了后续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斯蒂芬·布罗德伯里 、亚历山德拉·德·普莱伊特 ：《英国的资本与经济增长:1270-1870》，2021年，第23页）

对英国工业化早期阶段投资占GDP比重的首次系统性估算显示，该比重介于2.5%至5%之间，但最近的研究往往将这一数字进一步下调。其中，“国内投资”被定义为“固定投资 + 存货投资”，其占英国GDP比重随后开始明显加快上升：从18世纪60年代的3.3%升至18世纪90年代的7.0%；在随后与法国爆发革命战争及拿破仑战争期间略有回落；之后再次上升，到19世纪30年代达到7.5%，并在19世纪40年代升至10.5%（见图4）。此后近百年间，这一比重未能显著突破该水平。有关工业革命时期的数据均来自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和亚历山德拉·德·普莱伊特合著的《英国的资本与经济增长:1270-1870》。

【10】根据麦迪森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数据计算，1600年-1700年，英国GDP年均增长率为0.6%，而同期西欧的平均水平仅为0.2%。斯蒂芬·布罗德伯里等人合著的《英国的经济增长:1270-1870》对英国同期经济增长率的估算略高（0.7%），但未提供同一时期西欧的可比数据（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布鲁斯·M·S·坎贝尔、亚历山大·克莱因、马克·奥弗顿、巴斯·范·勒文：《英国的经济增长:1270-187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

【11】见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布鲁斯·M·S·坎贝尔、亚历山大·克莱因、马克·奥弗顿和巴斯·范·勒文合著的《英国的经济增长:1270-1870》表5.03。

【12】撇开中国和印度不谈，在这一时期，仅次于英国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是是欧洲国家中的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和意大利。

【13】对美国而言，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人口普查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1975年）对1770年和1780年数据的插值推算，当时人口约为250万；而依据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的数据，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人均GDP为2,419美元，由此可得GDP总量约为60亿美元。

至于英国，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A Millennium of Macroeconomic Data for the UK》，2024年）给出的数据显示，大不列颠地区人口为821万；而根据科马克·奥格拉达所著的《1700—1900年爱尔兰人口调查（1979）》的数据推算，人口约为400万；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则给出人均GDP为2,895美元，据此计算的GDP总量约为354亿美元。

【14】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合著的《美国收入（1774-1860)》表4显示，按184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美国人均实际收入从1774年的85.26美元下降至1800年的68.22美元——降幅达20%，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收缩。但是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根据约翰·麦卡斯科所著的《殖民地统计资料》和理查德·萨奇所著的《国民收入与生产》数据，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1775年人均GDP为2,419美元，1800年为2,545美元，这意味着该时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属于极其缓慢的增长。

【15】根据麦迪森项目（2023）数据计算。

【16】同上。

【17】根据麦迪森项目（2023）数据计算，这一数字高出96%。

【18】见罗伯特·高尔曼和保罗·罗得合著的《罗伯特·高尔曼的资本存量项目》表13。

【19】1868-1892年，美国共修建铁路115,960英里——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和设备投资额总额，是1840-1870年同类型投资的四倍。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显著提升：单家制造企业的资本额从1870年的8,400美元升至1890年的18,400美元，翻了一倍多（美国人口普查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1975年。）。

【20】 见麦迪森1991年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第40页。

【21】根据路易斯·约翰斯顿和塞缪尔·威廉姆森合著的《What Was the U.S. GDP Then?（2025）》数据计算

【22】见罗伯特·巴罗与哈维尔·萨拉伊马丁2004年合著的《经济增长》第40页。

【23】 更详细的分析请见拙文《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函数框架中，消费被视作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与活劳动共同构成两大生产投入之一；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消费则与活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一道，被视为影响产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4】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25】见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