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吕德文】

近日，一辆货车在盐城富安镇路段高速上被追尾，装载的部分猪肉被抛洒到高速路下的村庄，近7吨猪肉被村民哄抢，损失近30万元。事情经受害者披露后，涉事所在地东台市委宣传部10日晚间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刊文《真诚致歉》，对群众捡拾冻猪肉的行为表达歉意。

当地党委政府宣传部门公开回应社会关切，当然值得赞赏。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做错了事，向公众道歉，亦属理所当然。只是，这个道歉信，总让人觉得不对劲。群众错了，政府道歉，这是什么逻辑？

从始至终，哄抢猪肉事件发生后，舆论都没有指向地方政府。毕竟，这一事实很清楚，说到底是少数群众自发的哄抢行为，和政府关系并不大。哄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并不是某地某个人群的特殊现象。事实上，货车出事故，沿路村民哄抢散落货物的事件，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一直都有。乃至于，“哄抢”作为一个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中，均有明确的惩罚规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哄抢行为首先不是社会治理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事实”，并不因为它是违法，甚或是病态的现象，就不存在。概言之，哄抢行为是一系列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责任分散。哄抢行为是聚众行为，参与其中的个体因为责任分散，有极强的安全感。比如，这次事件中，虽然事主损失了近30万元，但如果有几十上百人参与其中，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并不大。大多数参与“哄抢”的人恐怕心里想的也是，要罚大家一起罚。

其次是从众。简单说来，在聚众行为中，人们一致行动的压力，很容易变成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当现场中大家都在“捡拾”猪肉的时候，一个参与哄抢的人很可能会感受到“异类”所带来的无形压力。乃至于，在不拿白不拿的哄抢逻辑下，不参与的异类就会被认为是故作清高，“傻”。事实上，在众多的哄抢事件中，有些人并不一定是要占便宜，而是为了和他人保持一致而参与。

再次是社会惯习。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捡拾”意外之财，并不需要很多理由，很可能就是一种习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由此导致货物散落在沿途村庄，这对当地村民而言，的确是一个“意外之财”。毕竟，村民并不认识货主，亦对有关的物权规定毫无概念，这更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天上掉馅饼”的财物分配文化，具有天然一致性——“不拿白不拿”，“先到先得”等做法，其实是有坚实的文化基因的。在这个习惯中，驱动人们采取行动的是“捡拾”的习惯，而不会顾及“哄抢”的法律意义。

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当然并不就是合理的，更不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合适的社会干预是必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当然负有相应的责任。

简单而言，尽管哄抢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抑制。就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很多社会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均已发生改变。只要政府积极介入，这些条件会发挥出积极作用。

过去，“法不责众”的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并不是法律没有规定，或执法机关不愿意去责罚违法者，而是责任的认定并不容易，固定证据也有困难。如果一个聚众哄抢行为有策划、组织，那还好办，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刑侦技术固定主要责任人，并对其采取严厉措施。但大多数哄抢事件，其实是“偶遇”，也许是某个人先看见了，采取了“捡拾”行为，然后口耳相传，附近的群众也都采取了“捡拾”行为，聚合起来就成了哄抢。这中间，根本就没有组织和策划，也不存在谁是领头的。

况且，绝大多数哄抢财物，并不特别。近些年媒体报道的哄抢事件，受损财物几乎都是农副产品。公安机关要对每一个人责任追究，耗费了大量警力不说，效果还不一定好。受害者其实也了解这种情况，也就抱着“自认倒霉”的心态，认了。

但当前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某种意义上，“法不责众”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各种监控设备的完善，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固定了证据，参与哄抢的违法者，其实是很难逃避的。而参与者只要意识到这一社会条件，法不责众及从众的机制就很可能不起作用。毕竟，哪怕是责任分散到微不足道，也还是责任。在证据可查，责任可究的情况下，“不拿白不拿”的“自然法则”已经不复存在。

地方政府的责任就在于，需要对聚众哄抢行为采取积极的社会干预措施。无论是社会惯习还是从众，其实都存在一个集体行动的触发机制。一个民风良好或治理有效的社会，一些有公德的个人和基层干部，往往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以自己的行动引导聚众行为。比如，面对散乱在地的货物，如果有人站出来维持秩序，保护这些货物的安全，那些本来就无意愿占小便宜的人就不会有群体压力，那些无意识参与的群众，也会潜在地改变过去的习惯，哄抢行为就很难发生。可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一句空话。

但这并非法律责任。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真正需要做的是，需要及时回应受害者的正当诉求。哄抢发生以后，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需要积极调查，把受害者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也需要把这一事件当作一个警示，对民众进行教育。

只不过，核心还是一点，错的是群众，不是地方党委政府。事实上，地方党委政府因为某个村的部分群众的哄抢事件，就公开道歉，这是不合适的。

首先，哄抢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也是部分村民的行为，它并不是当地大多数群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东台和东台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应该为此背锅。

其次，从这次事件的处理看，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处置还是比较得当的，接警后的第一事件就进行了调查，并追回了一些货物，且还承诺严肃处理违法人员。相较于过去一些地方在类似事件中给人留下“法不责众”的印象，以及事主最终“自认倒霉”的结局，这件事的处理还算不错。

地方党委政府替群众道歉，从地方的舆情应对的角度说，这种低姿态，当然是情有可原。但是，从长远看，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本质上，这种做法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抱有一种父爱主义的执政观。在父爱主义的执政观中，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拟父子关系，政府要对民众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民众也需要服从政府的要求。这显然不适合当前的政治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民众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地方政府既不能包庇民众，也无需为其受过。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党委政府摒弃父爱主义的执政观，本身就是正确干预聚众哄抢行为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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